从武侯祠出来，直接打车到杜甫草堂，在草堂门口简单吃了点午饭，几个人便相偕进入草堂。

草堂和武侯祠一样，游人如织，但没有锦里那样熙熙攘攘。天正热，朋友建议找个地方坐下来歇息，等天凉快一点，游人没那么拥挤的时候再细细游玩。于是，找了个绿树掩映的亭子，坐下来等暑气消减，一面有一搭没一搭的说闲话。我一边和他们闲聊，一边沉思杜甫成都时期的经历和创作。

史书记载的很清楚，杜甫“弃官入蜀”，也就是说，杜甫在成都期间不过一介布衣。其实，杜甫来成都前也不过一个可怜的九品官，本来就没有什么家产，再加上是逃难，可谓身无长物。杜甫写过一句诗，“儒冠多误身”，恐怕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生产经营能力。没有家产，不事生产，再加上遭逢战乱，杜甫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杜甫是当时少有的和家人一起逃难的诗人。李白是一个没有多少家庭观念的诗人，王昌龄的逃难有点诡异，他是迎着叛军逃离任所的，没有看到过他逃难时携家带口的相关文献，王维呢，压根儿就没有逃跑，在安禄山的政权里任了伪职。在我们熟悉的诗人中，好像只有杜甫，逃脱叛军的控制后，和家人一起逃到了成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讲杜甫的书籍都没有详细谈到杜甫是在什么时候和家人汇合，又在什么时候、如何和家人一起逃到成都的。也许，在许多人的眼里，杜甫的家人不值得进入文学史的描写和研究，但是，恰恰是杜甫在逃难时能够和家人生死相依，才彰显了杜甫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杜甫才最终成为杜甫，才能够写出一大批充满人道主义情感的光辉诗篇。很难想象，一个抛弃家人独自逃生的人，能够对周围战乱中普通的小人物充满同情、尊重和喜爱。

到成都后，杜甫得到了严武的帮助，次年，建起了草堂，一家人总算在战火纷飞中有了一个家，杜甫也有了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安稳日子。“稚子敲针作钓钩，老妻画地为棋局。”似乎现世安稳，岁月静好。闲暇之际，独步江畔寻寻花，孤独之时，和周围的邻居喝两杯酒。如果有朋友远道而来，那份喜悦就必须发而为诗：“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餐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就这样，平静生活、江山形胜再加上周围健康人性的浸润，杜甫作为一个诗人的人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显得格外深厚而丰盈。

关于杜甫的诗歌，有一个受到广泛接受的说法，杜甫入蜀，诗歌的境界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的确，杜甫最为优秀的诗歌，几乎都作于入蜀之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寻花七绝句》、《又呈吴郎》等更是作于草堂时期。但是，除了思想、艺术上的成熟，杜甫本人人道精神的发展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杜甫草堂期间创作的诗歌，我认为有一首格外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诗歌是《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儿无女易夫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亲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衣。”对一个无亲无故的普通邻家妇女，能够如此同情、理解并代为设想，如果不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实在不可想象。

日光下移，酷暑稍减，我们从凉亭中出来，在路标的指示下在草堂中依次参观。朋友是书法爱好者，我们在千诗碑呆的最为长久。朋友不时惊叹前人书法的大气磅礴或鬼斧神工，我不懂书法，则暗自品味杜甫的诗歌。在我的印象中，杜甫是一个常年邹着眉头，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可敬可佩而并不可爱，但是，读着“小桃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这样的句子，却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杜甫，联想到杜甫描写妻子、儿子日常生活的诗句，发现他在忧国忧民之余，和我们一样热爱着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顿时觉得这位伟大的诗人变得亲切了许多。

杜甫到成都的时候，正是唐玄宗带着一大帮文臣武将避难成都的时候，相比于那么多的权贵，居住在草堂中的杜甫，潦倒落魄，前些年他用来描写李白的诗句，用在他自己身上真是再也贴切不过，确确实实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但是，他在贫贱生活中却呐喊出了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具有人文精神的声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声音穿透了一千多年历史的风雨，至今还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今天，唐玄宗的行宫和那些权贵门的形迹早已在岁月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杜甫当年低矮破旧的草堂却成了成都的一张名片，吸引着无数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表达一份敬意。

天色渐晚，晚上已经约好了饭局，只好匆匆告别草堂，重又回到活色生香的现实生活。但是，杜甫草堂带来的一份精神滋养，却已经深深留在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