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1979年生于广东潮阳，2002年毕业于汕头大学，后从师于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200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从教于人民大学国学院，著作主要有《经学、制度与生活》、《经学的瓦解》，主编有《国学与近代经学的解体》和“经学研究”系列辑刊。
陈壁生从博士阶段就专注于经学研究，博士论文就是对于《论语》中“父子相隐”章的疏解，博士毕业后更是将研究视线投入到晚清民国的经学史上，编辑出版了《国学与近代经学的解体》，在这部书中，陈兄收集整理了晚清以来学者们对于经学态度转变、经学的现代性转型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文章。可以说，这本文集正是引发陈兄继续探讨民国经学向现代学术转变的重要契机。
这部《经学的瓦解》正是沉潜数年后，陈兄对于民国经学史的全面论述，代表了他最新的一系列思考。全书除导言结语外，共分为五章，分别是章太炎的“新经学”、中国：成为“历史”、胡适之：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的完成、孔子与六经的分离、经学的史料化与经学的瓦解。这五章中，着重探讨了章太炎对于经学的改造和胡适及其弟子们建立起现代学科，经学彻底瓦解的过程。
首先，对于章太炎在晚清倡导的经古文学研究，陈壁生认为，与“今文家以孔子为德无位的素王，古文家以孔子为述而不作的圣人，理学家以孔子为至圣先师。而章太炎直接将孔子视为‘良史’，其实是为了与今文家的‘素王’之说相对抗。”这也就是说，章太炎虽然出自于古文经学，但是他因与康有为立异，所以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看法，将孔子从圣人的位置拉下来，将其视为“良史”，从而引发了后来更为激进的学术思潮。
在此基础上，章太炎通过“原经而夷经为史，进而为史料，原儒而夷儒为子学，孔子为诸子，原素王而孔子不立法。章氏之‘原’，都已经超出了传统古文经学的范围，而导夫现代史学之先路。而在现代史学中，已没独立的‘经学’的位置。”通过对于章太炎三“原”的分析，得出了章太炎是以经为纲到以“史料”为本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转捩点。
与章太炎不同，胡适作为留美博士，虽然在学术观点上曾有继承的一方面，但是他毕竟更加认同辛亥革命后的现代价值观念，因此他们一方面严判中西之别，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另一方面有严判古今，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截然二分，从而论证了现代中国并非植根于传统，而是要挣脱历史枷锁，汇入西方的历史过程。
这就是说，已经接受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胡适，可以将传统帝制时代视为应该抛弃的“古代”，而将西方文明视作应该追求的“现代”标准，从这个角度出发自然能够推导出传统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发展的负担，应该对以往的历史进行全面的批判。胡适这种现代化的立场，为经学彻底转化为现代史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为引发“古史辨”运动提供了理论条件。
“古史辨”运动作为一场史学运动，正是沿着从章太炎到胡适这条以“史”为本的道路发展的必然产物。正是这场“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的学术运动，将六经与孔子彻底分离，六经四部皆成为学者研究的“史料”。学者通过理性，对六经与四部的材料，根据文献的早晚、文字释读的方式，进行“辨伪”与“考释”研究，从而彻底将传统经学瓦解，建立起分科为形式的现代学术体系。
通过对章太炎、胡适到“古史辨”运动历史沉痛地追述，陈壁生提出：“而真正的国学研究，应该把国学还原为一棵生命不息、流动不止的大树。不是对这棵大树的一切部分做一视同仁的研究，而是主要研究它的根系与躯干，不但要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更重要的是，探究它如何在流动中获得生生不息的生命，并不断向四面八方生长。”这段独白，真可与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为中国历史文化招魂相媲美。
本书的作者陈壁生，出生于广东潮阳，行文中不难看出其受到今文经学的影响，在论述中倾向于今文经学之处随处可见。如此，这本讨论民国经学发展的著作，就不免带有今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对于章太炎和胡适的批评，就很容易被看做是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上的批判，而不是客观的历史分析——当然陈壁生兄可以反诘，认为客观理性的学术研究，是现代学术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经学应该考虑的问题。
关于民国时期经学瓦解的问题，陈壁生兄明显是认为，原因出在古文经学对于“六经皆史”的阐释出了偏差，将章学诚“六经乃先王政典”的看法扭曲成了“史料”。从而导致了经学衰变为现代史学。不过，将“六经”视作现代性改革方略的金文经学家康有为、皮锡瑞等人，对于经学的衰败就没有责任吗？至少，我们知道“古史辨”运动中，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哩。
最后谈一下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这一领域近二十年来有多位学者深入耕耘，举其著者有朱维铮、罗志田、桑兵、陈平原和王汎森等多位学者，陈壁生兄在书中也多处引用了上述学者的研究。不过，由于这些学者无一例外都站在现代性学术一方，与本书的论旨多有捍格，因此陈壁生除引用论点外，并无太多的评述。那么，这本经学史著作与前述学者研究论域大体近似，那么陈壁生兄提出的结论何以与前述学者不同就大可玩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