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见庞荻雯儿谈吐不俗，心知她们必定出身官宦之家，再听雯儿提到父亲，便顺势问道：“不知令尊是……”

雯儿正欲回答，转念一想，觉得还是不告诉他为好，先套套他对父亲和时政的看法，如果他仍口出妄言再回去请父亲好好整治他。于是白白眼，说：“不过是个小官，说出来苏大人也未必知道，我就不提了。”

苏轼见她不想说也不再问。此时湖上堤边已泊着一艘画舫游舸，造型别致，门边窗畔纱幕随风而舞，内有琵琶清调逸出，婉约悦耳。苏轼遂邀三人上船一叙。

进到舫中，只见桌上杯盏细点均已铺设停当，显是早有准备。

入座品茗，游舸启航，临窗可赏西湖碧水丽景。庞荻却还记挂着苏轼刚才提起的科举改革之事，听他言下之意似乎颇有意见，便开口问道：“王相公改革科举制度，主要是针对以往弊病，改掉考试形式太死，范围太广，令人学而难精、学非所用的问题，去除以声病对偶定优劣的诗赋考试，专以对治国施政有用的经义、论、策取士。苏大人为何觉得不好呢？”

苏轼道：“诗赋正是衡量一个人才华的重要尺度之一。它有声病对偶等严格限制，要在这样的格律束缚下作出一篇辞义优美又有深度的诗赋不是件易事，一般庸才是作不好的。简而言之，能作好诗赋的定是有才之士，而绝少有不会诗赋的人还可称为人才。若除去诗赋，考试便容易许多，真正的人才也可能会无法凸显了。”

庞荻再问：“但做官治国并不需要诗赋辅助，让考生为应付科举而日夜钻研这些实际并不是必要的学问，一则浪费他们学习经义、论、策的时间，二则容易将他们引入玩物丧志的误区。大人没想到这点么？”其实她自己欣赏名士风骚，私下也觉得科举还是应该考诗赋，但不知为何，见苏轼公开反对便忍不住站到夫家这边与之辩论。

苏轼答道：“认为只考日后能用上的东西能让考生将精力多用以研究经义论策实为一大谬。即便是他们熟读经义也难免沦入学问单一、思想过于局限的困境中。真正的治国良才必然学识渊博，一个只学经义而不识诗赋之美的人与一个娴熟的治水工一样，是当不成宰相的。”

庞荻笑诘：“苏大人诗词文章天下人竞相传诵，有口皆碑。欧阳修先生已与今年八月甲申过世了，苏大人更理所当然成为新任文坛领袖，故此极力强调诗赋之重要性，倒可以理解。”

苏轼哈哈大笑，道：“夫人将我想得狭隘至此？其实夫人只要想想从欧阳修、司马光到介甫公这些本朝重臣的诗词文章就知道我的观点是否有理了。尤其是王介甫，当初他参加科举考试时就是因诗赋作得好，差点被仁宗皇帝钦点为状元，如今果然大展治国才华，功过虽要待后人评说，但无论他的变法最后成功与否，以后都会青史留名。”

雯儿听到这里眼睛一亮，问：“我……呃，王相公当初本来会是状元吗？怎么后来只得了第四名？”

这是一段王安石很少向人提及的往事。此刻苏轼听雯儿问起便告诉了她们：“那是庆历二年的事。当时王介甫从江宁前往汴梁应试。介甫诗赋一鸣惊人。本来考官们评定的前十名进士顺序是介甫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但送给仁宗皇帝御览之时，皇上对其诗赋也颇为欣赏，独不喜赋中‘孺子其朋’一语，遂将他排名与杨寘互换，令介甫与状元之誉失之交臂。”

雯儿笑道：“如此说来，苏大人也很欣赏王相公的文采喽？”

苏轼点头道：“岂止是文采。介甫为人清正廉洁，节义过人，举止洒脱，宠辱不惊，大有魏晋名士之风。对他的品格为人，我也是十分敬重的。”

这回答令雯儿比较满意：“看来苏大人与令尊大人的看法大相径庭。我还担心大人日后会惟令尊马首是瞻，写一篇《后辨奸论》呢。”

在王安石变法伊始，京中流传着一篇名为《辨奸论》的文章，传说是苏轼与苏辙已故的父亲苏洵在仁宗嘉祐三年看过王安石上的《万言书》后所作，文中句句暗指王安石，称其是奸恶小人，“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当时被富弼和司马光等反对变法的旧党官员当作一大武器呈给赵顼看，劝皇帝说德高望重的苏洵早在多年前就看透了王安石的险恶用心，知其必将祸国殃民，请皇帝接受建议停止实施新法。但赵顼思量再三，终觉这篇文章来历可疑，未必是苏洵所作，故并未答理。

赵颢闻言向雯儿解释道：“小姐误会了，《辨奸论》并非苏老先生所作，当初苏大人已跟皇上解释过。嘉祐三年王相公上《万言书》后仁宗皇帝看过只批‘存参’，便令人将之归档。那时苏老先生只是秘书省校书郎，哪有资格去看归档的资料？而且那年王相公也只是度支判官，就算苏老先生觉得他所言有可商榷之处也不会立即怒发冲冠地把他当执政之臣看待写下这篇《辨奸论》。”

苏轼听见重提此文不禁失笑，补充道：“何况文中有几句‘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从这些小事斤斤计较争辩，绝非家父之风。呵呵，‘面垢不洗，衣垢不浣’其实也是魏晋名士风度之一，嵇康还‘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性复多虱’呢，文人学士不修边幅者不少，家父不会以此来攻击介甫。此文应是别人为反对变法特意写下，假托家父名义发布的。”

听他这么说，庞荻顿时想起公公平时确实不注意这些衣食之事。据说有一天上朝时，有只虱子竟然爬至他胡须里左窜右爬，皇帝赵顼与诸大臣均已看见，赵顼甚觉碍眼，但又不好说什么。退出紫宸殿后，王安石十分迷惘地问同僚：“今天皇上怎么总盯着我看呢？”同僚才告之此情，王安石大窘之下忙捉住虱子，欲将其就地正法。不想却被同僚拉住，说：“不要杀死它，而且最好说些好话嘉奖它。”王安石问：“这是为何？”同僚说：“此虱屡次游览于宰相胡须中，还被皇上频频垂视。一般人都难有如此奇特经历，怎么可以杀死呢？若问处置之法，还是把它放了最好。”王安石听了大笑，遂将之放生。

还有一个典故是关于食物的。有次王安石到一朋友家中做客，朋友见他只吃面前的蚕豆，还以为他酷爱食此物，所以以后每次请客都不忘将蚕豆放到他面前。王安石也照吃不误。直到朋友有次跟王夫人伍氏提及，王夫人才笑说：“他只吃蚕豆是因为那菜就摆在他面前，取之方便。不信下次你换个别的菜搁他面前，他也定会盯着一吃到底。”

或许专注于国家大事非凡事业的人都常这般不拘小节罢。将所有的精力心思都放到了国计民生之上，所以毫不讲究衣食问题，但求温饱而已。庞荻心想。但随即王雱白衣翩翩、整洁逸香的身影浮上心来，又令她深觉庆幸：“若他也像他爹爹那样有如此‘魏晋风度’，那跟他共处一室该是多么痛苦的事……不，哪能容许他如此邋遢？必定是要每天把他扔进水里洗刷干净才放他进来了。”

想到有趣之处不禁笑意随之而生。却忽见苏轼起身朝她与雯儿拱手施礼，郑重道：“请王少夫人与王小姐放心，苏轼就算对介甫公新法行事有所异议，也是对事不对人，适才堤上是我失言了，现特向你们赔罪，以后绝对不会对他个人本身口出微言胡乱议论。”他见二女非常关心他对王安石的看法，并处处维护，便知多半是他家眷，再观她们年纪形容，回想赵颢刚才介绍之辞，就猜到十之八九了。

庞荻与雯儿都是一惊，没想到他竟然已经窥破她们的身份。立感尴尬。庞荻立即起身还礼道：“苏大人言重了。是我们问得鲁莽。”

苏轼一笑，神情坦荡磊落。庞荻心想他身遭公公贬放出京，还能对其不怨不怒，言谈间还如此尊重，实在难得。不免暗暗佩服其君子风度。又想到王安石变法每每遭人非议，除了旧党偏见外，也必然跟他行事作风有一定关系，于是诚恳问道：“若是确有道理，但说无妨。在苏大人看来，我公公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苏轼笑道：“都决定不说了少夫人为何还要问呢？好，我再说这最后一句。其实在当初他将我弟弟苏辙外放出京第二天，我已在朝堂上跟他说过：‘介甫大哀是轻信。’就是这句了。”

介甫大哀是轻信。庞荻反复琢磨，虽不是十分明了，也隐隐觉得此话并非无道理。

“岐王离京是为散心，我们何必再议论这些事呢。不如听曲。”苏轼转头命一直坐在角落清弹琵琶的歌姬弹唱一曲。

那歌姬抬头应承。众人一看才发现她年纪很小，大约只有十一二岁，模样清秀可爱，看到众人都在注视她便十分羞怯，更生一脉楚楚动人的韵致。

轻拨琵琶，慢启樱桃小口，她嘤嘤唱道：“香脸轻匀，黛眉巧画宫妆浅。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转。早是萦心可惯，向尊前、频频顾盼。几回得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

声音清亮悦耳，略带稚气，如出谷黄莺。只是这歌词未免太过香艳，被这样一个清纯的小姑娘唱出显得太怪异。

苏轼遂轻声问她：“你叫什么？多大了？”

那小女孩低头细声作答：“奴家姓王，名叫朝云。将满十二岁了。”

苏轼一皱眉，朝舱外喊道：“李妈妈，你进来一下。”

外面立即有人应声，一个四十余岁的中年女人碎步走进，见状忙问：“是这小妮子唱得不好么？”

苏轼道：“唱得很好，但她年纪尚小，你怎么让她唱如此柔靡的词？”

李妈妈急忙解释：“今日她几个姐姐不是病了就是早已应邀外出赴宴，还剩下几个大的都不中用，见不得大场面。朝云年纪虽小琵琶却已弹得很妙，曲也唱得不错，所以我斗胆让她来。至于唱的那曲，我是听说今天来的是驸马都尉王晋卿遣的贵客，所以特意让她唱王都尉的这阕新曲……”

苏轼一愣：“是晋卿写的？”随即一笑，说：“这般温柔妩媚柔情百转，也只有他写得出了。”

赵颢听了很感诧异，道：“我姐姐这般端庄稳重，怎么姐夫为她写的词却如此轻巧婉约？”

庞荻与雯儿相视一眼，均明白此词听其意便知不是驸马为公主所作，分明是写给妾室情人歌妓之流的。雯儿嘴角微拉，流露不屑之色。庞荻则忆起了当初在宫中公主扶亭柱望着驸马远去的怅然神情。

苏轼自然知道其中隐情，忙掩饰道：“想是晋卿回忆当初初见舒国长公主时的情景，所以写得如此深情。公主驸马的恩爱京中无人不知，已成佳话，我一直很羡慕。”

赵颢微微颔首，不再说话。

苏轼再对李妈妈嘱咐道：“朝云还太小，以后少让她出来陪客，多教她唱点清爽的曲子。”

李妈妈笑着答应，道：“以后只让她唱大人填的词便是了。大人这般顾念她，只怕她长大后又是个对大人死心塌地的顾凌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