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中有这样一段记事：“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说这句话的人是李世民，其时李世民还未曾继大统，所以有“私幸”一词。也从这一句话可以看得出李世民的气魄所在，敢收天下英雄的人，也是必有掌握之力的人。否则英雄收的多了，更会生出无数的变数出来。
对于“天下”这个词来讲，在阅读《湘军史》中始终有这样的感受，若要收拾天下，必要有“收拾天下人心”之法。否则难成其事。
天下英雄代代皆有，平和之时则为文人世贾，战乱之时则为枭雄盗匪，再怎么看不过是生活选择而已，随时势变迁，自寻出路而已。若人人皆有出路可寻则为盛世，若人多路窄则易生变数。其中有人性使然，也有求生之愿景。
看《湘军史》中所述内容，皆以“湘军”之视角出发阐述湘军之行状及事功。在《湘军史》中记述的“贼酋”中最让人感慨的有三人：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现在时过境迁，也可以将这些“贼酋”与湘军放置在同一个位置进行观看了。而不再是将重点放在谁是兵谁是贼的评判上。
清时有《黄彭年致唐炯函》中有这样评述石达开的句子，“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谁之过欤？”反过来想，若不是太平天国一事，像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这样的人会怎样度过一生呢？是不是也就是成为寂寂无名的“黔首”中的一员呢？混迹在莽莽大众中平淡无奇的完成自己的人生呢？
《湘军史》中所罗列的湘军将帅不过百人，而其对手太平天国中出现的人物不过数十人而已，如果单独提取这有传略行状的数百人来看，搅动天下的也就是这些人了。单是这个，就像我想起《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那一章节。
前文提及的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三人中，从《湘军史》中记录的种种事功来看，应该以李秀成推首，更何况有《李秀成亲供手迹》这样的原始资料流传下来。
李秀成，广西藤县人，21岁领兵，32岁身亡。领兵征战11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随舅父读书两年，因家贫不能多读，遂于村塾帮工以补家用。1851年参加太平军（时年19岁）。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得杨秀清保举为右四军帅，继而升任后四监军，驻防天京城外高桥（时年21岁）。同年秋，李秀成跟随石达开去安徽巡查民务，得石达开赏识。1856年，在救镇江和破江南大营两役中立功，委为地官副丞相。1857年10月，封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因上请洪秀全重用翼王，疏远安王、福王而遭严斥，被革除封爵。1858年，任后军主将，与陈玉成同为军率。1859年封忠王（时年27岁）。1860年夏，李秀成与陈玉成、李世贤再破江南大营，攻占常州、苏州、嘉兴、松江等。1863年自丹阳回天京护都，力劝洪秀全“让城别走”。为洪秀全所斥，至1864年天京陷落，一生行状，尽供于此。
从这样简述的行状中，自1859年开始，太平天国的战事就主要由李秀成独立支撑。也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让曾国藩敬畏，让湘军胆寒。不知道在曾国藩的心里是否也闪现过“此等人若为朝廷所用功莫大焉”的一念。
从《李秀成亲供手迹》可以看出李秀成的文笔及见识颇有气势。其中论述“天朝十误”乃是切身之痛。
一、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
二、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
三、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纲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
四、误不应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
五、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
六、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而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误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有才情，不能保国而误；
七、误主不问政事；
八、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
九、误国不用贤才；
十、误立政无章。
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
从李秀成所述供状中的“十误”检讨中，也能看得到“时促势蹙，无非其他，乃因人事使然也”这样无奈。而这一点也正是曾国藩一路领兵治军征战中最痛心处。曾国藩所谓的“办事之难”在李秀成的身上也能看到。唯一不同的是，曾国藩到底还是有所凭据，而李秀成只能孤掌难鸣。在李秀成困守“天京”的时期内，我们也能看到李秀成麾下无人可用、无人独挡的局面。
在回过头来看石达开，则更容易让人生出“英雄迟暮”的感慨来。尤其在《湘军史》中记述石达开在大渡河一节的内容中，那种“虎落平阳”的感触挥之不去。
石达开，广西贵港人，小名亚达，又名石敢当。1831年生人，16岁受访出山，19岁统帅领兵，20岁获封翼王，32岁兵败被俘受戮于成都。领兵征战14年有余。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阵亡后，太平军在长沙城下形势危急，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其后，为全军先导，经河西安全撤军，其后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1854年秋，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九江、湖口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这也是44岁的曾国藩与24岁的石达开第一次交手。这次战役，曾国藩几投水死。
1859年春，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后退入广西逡巡不进。在1863年由大渡河入川时，适逢河水暴涨，粮草殆尽，后援无继，石达开妻、子投河。兵败被俘。从《湘军史》记述的一些描述上来看，石达开从江西起兵之时，囊括十数万人马一路南下，不过四年时间之后，到大渡河时石达开身边不过剩余数千人马了。一路损失殆尽。可谓“大势已去”。即便是“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也有无奈落幕时。（此语出自四川布政使刘蓉）
而陈玉成与李秀成左挡右突之时，不能识人，为部下所卖。受俘身死。终年26岁。
之所以记述这三个人，乃是因为《湘军史》中所述之壮烈，棋逢对手也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有些历史恰恰是因为一些人才会变得伟大。这些人当中不仅仅包括叙述者，也包括被叙述者。少了哪一方，这历史阅读起来都入味不足，味同嚼蜡。即便这样的敌我两方的历史，免不了虎奔狼突的血腥残酷，但也正是这样的历史，才会让我们知悉历史的叙述不能失去对任意一方的记录，否则，连胜利都会变得毫无价值。
在回转到前文所述的出路问题，究其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本人的境况，其才干气魄均是在太平天国一事中显现，若是承平岁月，实不知此等人会有何样的人生？人，总是不安份的。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是要给人以出路可寻才好，若是以出身即定未来人生走向。这些普通人或许在以后的岁月渐渐会生出一些英雄的本事来。
所谓：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