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伍尔夫笔下的一句话，“Nothing has really happened , until it has been described.”
意为“没有什么真正发生过，直到它被叙述。”
开题时考虑再三，始终觉得今天想叙述的内容没有什么比“沉默的大多数”六个字来的更贴切并且有力量。于是决定借用王小波先生的书籍同名，由此强烈渴望去表达点什么。
17年六月初，同事休息时无意与我说起自己孩子的班主任。
班主任今年三十来岁，责任心强，用心教育孩子。常花去很多的时间亲自陪学生展开兴趣学习与课后休息。
为人耿直，赏罚分明，因此受到个别极为闹腾孩子的家长不满。
17年五月，班里一个孩子回家时称其耳朵被老师拧出了一个裂口，家长到校闹事不罢休。该老师被停职查办。
同事说：这个老师品行端正，醇厚朴实，一心扑在孩子身上。我们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她。许多家长都觉得忿忿不平，但这一次，她估计是躲不过去了。
我和同事闲聊，说起了某新闻报道因为被家长检举体罚，由此不依不挠层层递进，逼到上吊的夏老师。
我说：传统观念认为老师在学校是一个有主导地位的角色，事实上，在当今的社会，有时候老师是一个更需要被关爱的群体。
闲谈到此打住。
一周后，同事又与我谈论起孩子新换的班主任。嘴甜人圆滑，她颇有些反感。
我又想起了被学校踢走的语文老师，我问道：那老师呢？事情是否有后续？没有家长关注吗？
同事说：家长一开始有过些许意见，明里暗里向学校反应原班主任是一个不错的老师。但新班主任在群里转达了校长的意思，让大家不要再多管闲事。为了自己的孩子，谁还会去趟这趟浑水呢？
我抬起头来问她，“你觉得这个老师现在对生活应该抱一个什么态度？”
同事沮丧的摇了摇头。
我问她，你愿意把那位老师的微信或者电话给我吗？兴许我可以约她见一面，喝个茶，除了了解事情真相和宽慰，必要的话用我的笔杆去帮帮她。
同事犹犹豫豫的回答我，我没有她的微信。电话...电话的话我还需要问问。要不还是算了吧，她一定不愿意再涉及此事，更何况她不知道你的来意，是敌是友，一定不会答应与你见面。
在成人交际礼仪里，没有爽快的答应就是拒绝的意思。
我轻嗯了一声，继续自己手头的工作。也没有再提及此事。
梅雨季一来，我的抑郁情绪反反复复的摸上来。对身边的一切又极为敏感与隐忍。
工作途中，我在门禁外等人。这是一条通往厂区的内部高架。两旁是铁网，整个空间封闭，逼仄，闷热。
我反复来回踱步，梅雨季身体常常抱恙，对稍为不适的环境反应极大。额头上大颗的冒虚汗。只是心绪还算平静，不作烦躁，也不予擦拭，很快就大汗淋漓淌湿了衣襟。
透过铁窗可以看见楼下工厂内部进出口的安检。
每个人排着队静默的低着头，抬起手，任其上下扫描，检测，通过。没有交流，更没有抬起头来眼神对视。
稍有不默契的配合或是怠慢，安检员便破口大骂。
我站在铁网前，在这仅十米长，充斥着恶臭的过道，耳边除了机器隆隆，震得耳膜生疼，没有任何人说话的声音了。
我以前总是很不理解为什么语言的力量那么大，而大多人在生活工作中，有话都不愿意好好说，甚至不敢说。
后来我发现现实常是这样，于是我俯视下面的默不吭声的工人，只好用海明威那句“我们用两年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剩下六十年时间学会闭嘴”来强辩他们这种沉默。
继而是我的大片沉默，紧接着升腾起一丝恐慌。
不同于公司紧急任务的忙乱，不同于生活经济拮据的压力，是那种急迫却迟缓的焦虑。
仿佛被投身于时间缓慢的长河里，闹了洪荒，死命扑腾。看着同伴起伏呼救的急切，却使不上任何劲。
我的脑子里砰的炸开了2012年的一个声音。
12年某一天午休结束，一个男孩子跑进教室喊：张静怡（化名）自杀了。
大家一阵躁动，随后我们学校所有的学生都被封锁在了教室里。校门口水泄不通的围满了那名自杀女孩的家属。他们拿着电锯，锄头，前来“讨要说法”。
我透过教室的后窗，看见一群人在校门口哭天抢地，放肆砸毁。
我扭头的时候，看见任教于女孩的两个女老师紧紧的抱在一起，瑟瑟发抖。
这一切就像一部极为拙劣的电视剧。
事情的起因，是老师没收了女孩违反校纪带进校园的手机，找其在办公室谈话。同日，在手机里翻出了与其聊天的两位同班女孩，顺势又缴获了两部手机。
三人之间，一夜反目。
其二人一口咬定是女孩出卖，并长期予以校园暴力，以及唆使同学对其进行校园冷暴力，长达一年。
老师在内，身边没有一人为她站出来说话，或是给予安慰。导致其精神萎靡，抑郁，休学，被当怪物，最后走上了不归路。
事情闹到最后的时候，警察出面维持秩序，家属同意与校方进行一场协商谈判。
不料女孩的母亲冲进了教学楼，歇斯底里朝那个唆使同学的女生喊：你满意了！张静仪（化名）死了！
然后又朝着班里所有带着恐惧或怜悯眼神盯着她看的学生喊：你们杀人了！
母亲的情绪偏激不可控，为了保护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警方强行带走了受害者的母亲。
结局和很多发生过的事情一样，在时间的长河里，一切都被冲淡。
一个家庭破碎了，而沉默的大多数依然平静的经历着考试，升学，迁徙，工作，长大。
之后几年里，我总是能在梦里听见那年受害者母亲的哭喊声。
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很恐慌，他们不让我睡觉，在我脑袋里哭啊，喊啊，砸啊。我总在梦里不知所措的吓醒，然后坐在床边不再敢沾着枕头。
甚至在目睹一些相同事件报道时，我的焦虑和愧疚也终于会变得不可忍受。
眼前舒心的住处，得过且过的生活，忙碌有序的工作，甚至绿色的草木，养人的花香，一切都觉得罪恶。
13年的时候，我经历一次角色转换。从一直以来的主动扭转成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我亲身经历了一次长达一年的攻击型冷暴力。
因为一个误会，持续发酵。
我始终没有办法想明白自己的事，也没有摆脱脑海里的那些哭喊。
尽管朋友关心，家人陪伴，那个事件带给我的持续性负面影响是，我患上了抑郁症。
这个称之为大黑狗的情绪总悄摸的爬上来。
症状是提不起兴趣，对某一个事件高度焦虑，反复的琢磨，失眠，疲于社交，没有信心，丧失斗志，常叹气。
看着周围来来往往冷漠的人，我就随便拉住一个人想和他说话。
我张了张嘴，眼泪就汩汩往外冒，然后像个哑巴一样发不出一个音节来。
路人落荒而逃，扭头朝我喊，神经病。
人与人相处，无论如何都应保持最后一道防线，即：能够克制个人情绪，不会无故在人前掉眼泪，不做出反常理的事来。
而这些年，反复的抑郁最给我添麻烦的，便是常常轻而易举，没有防备的冲垮我的最后防线。
午休的时候，看了于欢案的二期判决。
于欢被判了五年，一个人想要在极度羞辱下保护自己的母亲与尊严，以防卫过当的名义从无期改判为五年。
在这件事情和另一些事情之后，我想起李静睿曾在笔下写：我不能忍受“在框架内寻找解决方案”和“建设性批判”，这个框架只是让我恶心。
在李静睿的笔下，我翻墙看了HBO的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
英译为《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Sichuan Province》
片子里绵竹市富新小学的家长们举着死去孩子的照片，准备一路游行到德阳市政府，要求官方调查豆腐渣校舍，途中来了警察和不少官员，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跪在家长面前，求他们不要去，又承诺一定会对孩子们有个交待。
大家都选择了相信和沉默。
九年过去，当然没有交待，蒋国华还是当官，变成德阳市人大副主任。
细节说片子里有个母亲，跪在女儿的坟前，鼻涕眼泪齐飞，大哭着说，早知道这样，妈妈就不送你去学校了。
伤害切身到自己的利益和亲人，终于该发声时选择的沉默成了一把痛心的匕首。
而很多时候政府、法律就是这样一个框架，和大多数人的沉默一样，展现的是一种极为合理却没有人情味的东西，它让那些敢于发声的人反而看起来显得偏激和乖戾。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写，在我周围，像我这样性格的人特多：在公共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却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保持沉默是怯懦的。
后来咂味起白岩松谈新闻人有两个使命，一是舆论监督，发现坏的要制止。另外发现好的要肯定，他们就能被固化，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到了一定的岁数你会明白，自己的努力固然重要，大环境是什么样的也非常重要。
其实不只是新闻人，每个人都是带着这项使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