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升初一进入倒计时，已到校军训5天。每天在家和学校的路上奔波四趟，脸明显黑了，尖了，满脸的痘痘更是蓬蓬勃勃。为了延缓这趋势，昨天下午去物色午托班，女儿同学妈妈介绍的，老师家属开办的，不对外招生。
托班在一楼，去时，托班老师说她那有个女生也是六班的，家远，全托，军训就提前住进来了。边说她敲开其中一间关着的门，一个清秀的小姑娘走出来，羞涩地笑笑。我探头打量，房间小小的，有张上下铺的床，床边摆了张书桌，剩下的就是窄窄的过道了。临近傍晚，房间光线沉暗，给人无形的凝滞感。女孩和我们打了个照面，又闪身进了房内，把自己关在了门内。托班阿姨说：“这个女孩非常乖，除了吃饭出来一下，其余时间都在屋里写作业，不聊天，也不看电视。”阿姨颇为自得。我却不是滋味。或许，她并非不想聊天，只是举目无亲，无人可聊；不是不想看电视，而是初来乍到，怎敢随意按压遥控。我深谙寄人篱下的滋味，紧闭在房内的女孩，让我想到了曾经的自己。
初一下学期时，我突然很有志气地要求从村办中学转学到乡中学，对于我这个要求，父母给予了支持，由我当时当村干部的哥哥去找乡里的驻村干部，然后一起去找乡中校长，转学这事就这么成了。
但是，乡中学离我家有十里路，不近。我那时骑的是一辆我哥淘汰下来的男式自行车，车高人矮不说，还吱吱嘎嘎，不时半路罢工。有次，下那条有名的长坡马家岭时，一抓刹车竟然毫无障碍，车子还是快速地往下滑，当时车后座还带了同村的海英，我慌了，但束手无策，只是啊啊啊地一路惊叫着任车子越来越快地往坡底冲，最后跌倒在坡底的桥面上，桥高二十几多米，无护栏。我摔伤了手骨，多日骑不了车，那段时间由海英载我去学校。
车烂，路远，但乡中学无宿舍，别的家远的孩子大多找附近的亲戚搭铺。
我妈把七大姑八大爷想了个遍，还真有个大姑婆的女儿嫁在学校附近，平时并无来往，一路打听到了她家。她家房子是新的，一直平房，自家孩子三四个，房里挤满了家什，实在腾不出地供我睡觉。于是，又想到嫂子的姐姐的姑子在街上开餐馆，她家房子很大，里外几栋。但到她家一看，一楼是吃饭的餐间，二楼有个房间蛮大，她家奶奶一个人睡，但嫂子的姐姐的女儿燕君也借住她家，和奶奶睡一个床。我要住只能在屋角打地铺。能这样已经很好了，妈妈留下我就回去了。
每天傍晚，我在学校食堂或外面卖学生饭的吃几毛钱的饭菜，回到住地，正碰上他们全家（包括燕君）围拢吃饭，一桌子菜油滋滋，热腾腾的。燕君姑姑偶尔客气招呼我一起吃点，但我岂能不识自己身份。我咽着口水，来到后院二楼，搬张凳子在阳台做作业，天黑前得把作业做完，不敢用她家的电，她家奶奶节约惯了，看见我亮着灯会嘀咕，而且天黑一会她就要关灯上床睡觉。我的“床”只是在水泥地板上垫了些稻草，天气渐冷，地板的冷气直往身上窜，我把所有衣服都穿起来睡，但还是抵御不了那股透骨的冷，漫漫冬夜，我已经忘记我是怎么熬到天亮的。后来不知怎么的，就离开她家了。和同学渐渐熟了，有时到要好的同学家睡，在大桥头的陈小青家就住过不少时间。但因为是孩子私下的邀约，没正式知会家长，我总不免战战兢兢、低眉顺眼的。
记得有次下雪天，不能骑车回去。好像也无地可去，我就尾随着祝雪青她们，她们沙溪村有五六个学生住在老街一户大房子里，我曾去蹭睡过。印象中那家男主人是吃商品粮的，对孩子们很和气。在那样一个雪天，我不好意思直接和雪青她们说没地去，就和她们一起打饭吃，一直心怀鬼胎跟着她们，到住地，主人没说什么，就那么糊里糊涂地过了一夜。
后来，学校边上那家做学生饭的女儿初中毕业出去打工了，空出了后间，我就自己和打饭的阿伯说要住在他家，他答应了，二块钱一个月，晚上用电到八点。那房子前后间只隔一层板，响动清晰可闻，而那时我已初三，作业多了，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改变命运的迫切感让我无法懈怠，晚上，我屏气凝神，在灯下做贼般地写作业，外间咳嗽一声，我会打个激灵，怕隔板漏光，我就在灯泡罩一张纸，尽量让灯光不扩散出去，外屋突然说，好晚了，该睡觉了。我立马按灭灯一身不吭地钻进被窝。
幸好，我的成绩不错，所以，虽然我寄人篱下，冷落不可避免，但倒也免受白眼。我也知道，学习成绩是我的立身之本，一路也算争气，提前录取到县重点中学，考大学，临近毕业，考进了公务员行列，虽然一点都不算辉煌，但我知道这一路上已甩掉了多少和我一样出身贫寒的孩子，而他们和我一样，除了读书并无更好的出路。
我羡慕那些明媚开朗的女子，她们一般出身优渥，顺风顺水，身上没有暗伤，但我更疼惜那些出身底层靠己奋斗的女孩，在困窘中握紧拳头，转过身抹掉眼泪，其中的卑微与倔强，我再熟悉不过。
当我们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唯有默默苦练护体神功，才能在逼仄的尘世间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在穿越长长的暗道时，我们挣扎、寂寞和困苦，为心底一点未息的火花苦苦支撑着。有时候，感觉一切都是徒劳无功，一切努力都似负隅顽抗。
然而，时间证明，所有的负隅顽抗终不会是无用功。这个道理女孩懂吗？懈怠多年的我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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