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从哪里来的？”
“从桥洞下捡来的。”
“你上次不是说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吗？”
“捡回来之后你又被齐天大圣抱走了掉在了桥洞下面。”
“为什么隔壁涂涂也说他是在桥洞下捡到的？”
“因为他妈妈当初是在第二个桥洞捡到的，你在第一个桥洞。”
“你怎么没有捡涂涂？”
“因为他长得丑，你长得好啊。”
不死心的我，不断的刨根问底，但妈妈就是颠来倒去的用桥洞和垃圾桶来敷衍我。
爸爸在一边贼笑：“就是在垃圾桶里捡的，后来觉得你不听话就丢到桥洞下面去了，你妈妈不忍心又捡了回来。”
我恍然大悟：“难怪你老是打我！”但瞪了瞪眼睛又问：“那为什么别人说我长得好像你？”
爸爸沉思了一下：“带着带着就像了。”
小时候，不懂事，爸爸妈妈都怯于告诉我有关生孩子的生理卫生知识，以至于一直到初中二年级，我对人类循环出现的情况，都认为是天上的神仙丢了一个可以不断生小宝宝的垃圾桶在地上。
不然，怎么解释县里最大的医院里有最大的垃圾场呢？
难怪家长们喜欢打孩子，不是亲生的不心疼啊。如果我的遥控车是捡来的，我也不会那么宝贝心疼了吧。
从此垃圾堆变成了我“研究课题”里的常驻项目。
自那次谈话之后，我们家附近的垃圾堆就经常能看见一个忧郁的身影。坐在垃圾堆不远处的马路牙子上，静静的观察者垃圾堆的变化，从少变多，从无味到奇臭无比。
一个垃圾堆主要成分为大家家里剩饭剩菜，其次是从黑变白，少了个干净的蜂窝煤，剩下的就是菜场里卖剩下的菜头菜根啊、修单车丢的钢圈儿啊、拆封还没吃的“小浣熊干脆面”啊，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偶尔有路过的路人问：“小朋友，你在看什么啊？”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会兴奋的解释：“我妈说我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我要看看，垃圾堆是怎么生出宝宝来的。”后来问的人多了，也就无所谓解释什么，随便敷衍一句，就能让那些大人乐不可支。
其实那阵子我一直不明白，这么重要的研究课题，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科学家一直都没有研究出来，自那时起我也立志要做一个研究“垃圾堆生宝宝”的庄严的科学家。
肯定是“人类十大未解之谜”里面的难题，有我这个天才出马，问题还不是迎刃而解吗？
后来我会把我关于垃圾堆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家大人，希望他们也能感受一下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然而我妈大多数时候只是微笑的摸了摸我的头：“厨房里有剥好的核桃，快去吃。”
虽然我不懂她这样说的意思，但是核桃总是要吃的。
而且我也一直没有研究出来垃圾堆怎么生的宝宝。
再后来小学毕业后，偷偷摸摸的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了县城那片满是放映厅里看了一场香港来的三级片。
放映厅里满是成年男性的粗重呼吸声和满厅的香烟味道，有过道上吆喝着卖零嘴的小贩，还有幕布上影影绰绰划过的人影。这些东西和电影里演员的呻吟声交汇在一起，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这也是我在研究了一年多的垃圾堆无果之后，重新让我对宝宝由来产生极大兴趣的启蒙。
放映厅的售票员，一个长期袒胸露乳，胡子拉碴的胖大叔告诉我：“看见电影里面那两个人了没，这样才能生宝宝。”说完对我微微一笑。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个笑容里所包含的情绪叫做：猥琐。
及至初二那趟羞羞答答的生物课，我才完全明白，原来垃圾堆并不能变出宝宝来，那个胖大叔没有骗我。
可笑的是那些女同学，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悄悄讨论着生孩子。而男孩子们则会鼻孔朝天，一副“老子早就知道了”的模样，去教育其他不懂的人。
而我想起的不是那个闷热下午的放映厅里，幕布上交缠着的两坨白肉，而是家门口的那个垃圾堆——那个已经从水泥坑变成崭新绿色垃圾箱的垃圾堆。
小时候过节，会和小伙伴们拿着摔炮和没有炸的鞭炮壳子，点燃到处丢，会丢到粪坑里，会丢到奇怪老头儿的门口，会丢到张寡妇的院子里，但唯独不会丢到垃圾堆里。
不仅仅是我对垃圾堆持续的“科研关注”，后来我还带动了整条街上的小同志们和我一起研究。
小时候会好奇，为什么不论我多早起来，堆在垃圾堆旁边的会是一大堆一大堆的绿色香蕉；不论我放学回来的多快，垃圾堆总会被清理的一干二净；不论我们在多远的地方踢球，总会有人一脚把球踢到垃圾堆里。
这些事，和妈妈灌输给我“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故事，融合在一起，组成了我对那条沿河小街的全部记忆。
四年级的时候，沿河改造。以前一个班的同学走了三分之一，因为他们的房子要全部拆掉给扩建的沿河公路和县政府让地。
五年级的时候家斜对面的吊脚楼全部拆掉，在拆掉最后一对木门的时候，我央求拆迁叔叔把门上的两个门神挂象送给了我，作为我和那家小孩儿最后友谊的见证。
六年级毕业，以前那条弯弯曲曲通向大街上的青石路，也变成了宽敞的水泥路。县城里赶集的农民伯伯们再也不用天不亮就来抢位子了，再也不用担心只剩毗邻垃圾堆的位子了。
初二那个上生理生物课的星期的周末，我跟往常一样收拾好要洗的床单被褥和脏衣服，挤着公交车回家了。
但是我发现，脏乎乎满是绿头苍蝇的垃圾堆不见了。原来的地方干净的一尘不染，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出现过。
我想，我应该不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