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个人。”这是诗人北岛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寻找到的舒适位置。或许是因为伟人、英雄、领袖的时代离我们相去并遥远，叛逆的时代，对崇高有着种种质疑与不屑。我们喜爱平等、自由、娱乐与戏谑。
“师道尊严”这个词对于我这个中学教员来说是如此的刺耳，我和我的同仁们一样，并不愿意冠以“蜡烛”、“春蚕”之名，被道德舆论捆绑在神坛之上被生祭。曾经多次被人问及职业，我一般的回答是公司职员或者服装销售，信口开河时就换成餐馆洗碗工。这些职业让我在外界感到自在。
或许是因少年时期历经父母下岗，被迫拆迁带来的变数与压抑，我对善变的“时代”从那时起就异常的敏感与好奇，所以师院上学时，在张玉龙先生的最后一堂课上，我提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什么？”记得当时先生对我的提问大加赞许。
张玉龙先生是做民国史研究的，湖南人，率真、豪爽。上课时，讲到高兴之处，音量随之增大，而后哈哈大笑起来。烟瘾犯时，忍不住点上一支烟。而后调整坐姿，身体后仰，斜靠在椅背上。左手端在胸前，托着右手手肘，用食指和中指的前端夹着烟蒂。我疑心那吐出的烟圈会迷眼，因为他每次抽烟眼睛总是眯着，似乎难以撑开：“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写得真好，我的老师就要我们背的。哈哈哈哈……”说完自己背上一段：“对太平天国旗帜下的农民造反者来说，挟千里席卷之势力，长歌涌入金陵……”
他是被我们蹭饭最多的导师，因为体恤我们这些嘴馋的穷学生。“下次请你们吃饭，小姑娘，你要去哪儿吃啊？”“‘天天过年’”，我不假思索就将时常路过的饭店名喊了出来。“好，就去天天过年”。于我来说，那次聚餐胜似过年。
他比我想象得要更为心细。那回我的鞋子坏了，大约是右鞋跟底部空了心，走起路来一深一浅。因为宿舍与教室有段距离，明知不该，终究是穿了双拖鞋去上课。是类似凉鞋的那种，鞋体绛紫色，鞋面上有一朵蓝色的花，约莫3厘米的鞋跟。因为扎眼，我没敢坐在第一排，没想到还是被先生发现了。下课后，他真诚地劝解我，要我注重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区分。虽然极其希望给他留下好的印象，我没做任何解释。
只知道他性格豪爽，没想到他为人这样严谨。在论文答辩时，先生指出我论文的行间距标准不一。应该是引用材料时，粘贴不同文本导致的。这让我很意外，我根本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之前好几位老师检查过，并没人提出。
作为曾经是医院常客的我，在针灸理疗科遇见先生还是让我多少有些惊讶。那时的他坐靠在走廊的蓝色椅子上，头微微低垂，脸色有些暗沉，情绪低落。我同他打招呼，得知是面瘫后，我悬起的心悄悄放下，这个病我是经历过，没有大碍的。忽然想起先生在闲聊时说过，他凌晨写作状态最佳，估计是熬夜的后果。只叹我当时养生知识全无，没有劝解。
听同学说那年春节先生没有回湖南老家，还留在学校做研究。我私下以为先生对学术的热情，除了源自于兴趣，还来自于他的恩师。不论是在他的家里，在学校，还是在我们蹭的饭桌上，先生总是念念不忘他的恩师们。念及恩师们对于他的体恤，对于学术的执着。这般的情义，与先生的大名“玉龙”很是相宜。“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或许是受到恩师的影响，他对于直系弟子要求最为严格，检查功课的次数最多。要求他们进一步深造，为此，还积极帮他们联系学校。这让我们这些长期放养的旁系弟子很是羡慕。
神坛上没有人，并不意味着心中没有神坛。每个人在现实世界中挣扎，都期待被救赎。有人在宗教的慰藉中获得，有人在舐犊之情中找到。有人选择金钱权利，有人选择写作创作。
渐渐地，我了解到，与其说自己对于时代好奇，不如说我更渴望摆脱与超越。渐渐地，我在“释、道”中获得了超越与解脱的平静。在“儒”中修正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现世价值。
当代中学教育中，老师与学生的交往其实并不多，几乎只有言传，言传都只是为了考试。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我找寻到了为师的方向：将普罗米修斯盗取的那颗火种传递。
自从师院毕业后，从未回过学校。虽有去看望先生的想法，但终究因为自己的懒惰，脑中几经彩排，但却从未付出切实的行动。时间愈久愈愧疚，愈愧疚愈心虚……
内心啊，似那稠得化不开的墨。希冀这些文字能将那墨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