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是一本分析日本帝国主义的书，从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出发，挖掘了现代生活的“色欲-奇异”对统治思想的影响。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我觉得这本书的观点新颖，让我这个原本对日本不感兴趣的人也看得津津有味。
在书中，我发现了两个刻板印象的由来：能吃苦的中国人和温顺的日本女人。
1、中国苦力
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参与建设的大多是中国苦力，他们或是被虚假的广告骗去，或是出于穷困，不得不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来赚取微不足道的报酬。
他们吃得很差，住也接近露宿，让日本资本家感叹中国人艰苦耐劳，甚至曲解成了“中国人的基因天生适合奴隶劳动”。既然天生就不需要优越的生活条件，那么压榨他们就显得理所应当：苦力们“努力干活以求生存”被倒置成了“活着是为了干活”。
作者说，马克思使用“中国人的工资”一词来形容世界上报酬最少、受压迫最深的工人群体。
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是很喜欢说“艰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一次上法语课的时候，外教让我们形容各国人的性格特点，因为词汇量有限，说到中国人的时候，大家用的是“工作很多、不抱怨”这样的短语来解释“艰苦耐劳”。老师说，这样的描述在她看来是soumis（顺从）。我这才发现，我们继承了这些所谓的传统，却从未思考其中的内涵：艰苦耐劳真的是一种好品质吗？
对于吃苦的迷恋也深深植根于老一辈人心中。王小波有一段话很经典，我就不多说了：
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节选自《人性的逆转》，出自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
不知道这种心态和中国人能吃苦的名声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2、日本妓女
林语堂有一句话广为流传：“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一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可见，很早之前“日本女人温柔顾家”的名声就很大了。这个现象大概和日本在殖民时期输出的妓女有一定关系。
让我吃惊的是，一开始拐卖日本妇女的皮条客是中国人。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在长崎等地绑架诱拐穷苦的日本女性，把她们卖到中国各城市，甚至东南亚各国。
后来，日本商人看上了妓院这块肥肉，以“解救”日本同胞的名义从中国人的妓院里抢夺妓女。然而，那些日本女性却没有逃离卖身的命运，只是从中国皮条客转到了日本皮条客手中。
在运输过程中，她们几十人挤在船舱底，还会被转手好几次。活下来的人经历了强暴、殴打和恐吓，遭遇和黑奴相当。作者说“日本的性工作者在亚洲赢得了顺从和温柔的美誉，愿意与任何付钱的客人上床”，这大概是之前的虐待造成的结果。
由此我联想到《二十二》上映时讨论得很热的慰安妇事件。据说日本也有人在为此奔走，都是女性，她们从性别立场出发，支持中国、韩国等地的慰安妇。从这本书里看，就算身为侵略一方的国民，日本女性也遭遇了凌辱和压迫。战争说到底还是男人的游戏啊。我认为性别问题比民族问题更深层、更根本。
3、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前面两点都属于书中的第一部分“生命政治”，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在剥削身体上，包括中国苦力和日本妓女（后来也有了中国妓女）。
到第二部分“神经政治”，帝国主义转而榨取人的生命活力，资本主义把爱欲商品化，刺激人的神经，这段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性学作品、猎奇的侦探小说。因为尺度太大，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自己看吧。
最后是“死亡政治”，此时殖民政府强制征用劳工。苦力连报酬都失去了，彻底成为奴隶，每天要无偿劳动13到14小时，连衣服都被夺走，不得不用麻袋蔽体，如果死了，麻袋就会被别的工人拿去穿。性工作者成了慰安妇，也就是性奴，每天至少需要接待29名士兵，遭遇非人的对待。
资本家为了控制劳工和慰安妇，就用毒品来麻痹他们。到这个时期，日本殖民者已经不像“生命政治”时期那样尽力维持苦力和性工作者的生命，他们成了用后即弃的商品，处于“活死人”状态。
想要逃离，只能通过死亡。劳工倒是可以逃跑，但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再加上毒品的侵蚀，很难活着逃走。慰安所则禁止人自杀，但也挡不住有些女性的赴死决心。只有在死亡时，他们才拥有作为人的自由。
在殖民者眼中，他们不再是人，而是建立帝国过程中的消耗品，“既不可代替，又可有可无”。书中写道，“伪满洲国造成了至少250万中国强制劳工在劳动过程中死亡”，而女性受害者大约为20万人。
总而言之，当身体成为商品，唯一的选择是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