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主要研究的还是法国的一些问题，有几个反常识的观点还是很有意思的。教育年限并不是一定有利于经济增值的，当社会在教育上的不必要竞争投入增加，到了超过教育带来的经济增值的程度时，教育就不再是破除不平等，带来经济增值的好方法了。结合我们国家的现实状况，对于课外辅导行业的打击是必不可少的，放纵其发展会减少教育增值，另外还会加剧不平等。更可怕的是，这种趋势如果不进行遏制，即使教育带来的增值低于教育的付出，也无法阻止中低收入家长们送孩子接受更高的教育，也就是说市场的边际效用原理在教育行业难以实现，这是因为父母难以估计二者孰高孰低。对教育公共政策的一个很简单的论证是，政策所针对的年轻个体通常没有能力判断这个或那个投资的赢利性，并且他们的父母通常也没有这个能力。经济学家们经常犹豫是否使用这个“家长式”的论理，该论理却具有一个不可逆转的实践恰当性——如果印度孩子应该听从芝加哥理论家们的建议，并等待市场的力量以及他们父母的私人主动性来推动他们去读书识字的话，那么，印度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笼罩在悲惨生活之中。无论如何，初级义务教育可能都是最有效的再分配方式；对增长与趋同的研究工作也提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历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如果没有初级教育政策也不可能实现。

针对再分配，作者强调工会的作用不大，主要还是需要政府的政策，作者论证了最低工资对于缓解事业改善不公平的作用，这里我映像比较深，最低工资理论上会减少就业，导致企业更多的运用资本要素减少劳动要素，而实际上最低工资改变的主要是非技术人口的工资，最低工资并不会降低劳动需求，另外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反而会推动劳动力找工作的积极性，能够更好的降低不公平。结合目前的国内情况，最低工资法的设定没有问题，但是实施与监督需要更多的完善，目前而言中国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需要三思，过高的最低工资反而会影响技术人员的需求。

然而，提高最低工资的正面效应的准确理由，至今仍是辩论的话题。非技术人口的地理流动性极低，使得他们只能接受快餐厅的当地卡特尔（cartel）强制实行的工资标准，以至于提高最低工资并没有降低快餐厅的劳动需求；并且在鼓励新的非技术年轻人来工作的同时，相反还推动了劳动供应——根据独家收购权的最纯粹理论，是否正是这样的情况？根据某些研究，就业水准的提高更多的是由于最低工资的提高吸引了技术程度更高的年轻人，因此使得这些年轻人从高中辍学，并替代技术程度没那么高的年轻人（Neumark与Wascher，1994）。无论如何，当法定最低工资低到如下水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美国那样低的水准时，非技术工作就变得几乎无吸引力了，以至于提高最低工资就可以对再推动劳动供应、提高就业水准做出贡献。

关于税收与转移支付作者论证了他们对于解决不公平问题的重要性

他认为解决经济不平等的关键在于对再分配方式的运用上，我认为他个这个观点可谓一针见血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认为再分配方式存在两种即直接再分配和税收为手段的间接再分配，直接再分配就是将劳动者的收入进行整体的平衡，简单来说就是降低高收入人员的工资提高低收入人员的工资，有很明显的“大锅饭”的影子，可以说这样的手段可以达到形式上的平等，但必然会对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产生巨大的挫伤，不利于经济的健康运行。这就类似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其

相对的，以税收为手段的间接分配则可以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推动非技术劳动者或者低收入者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的提升，弥补在“毛工资”上的巨大差距，同时也不会造成对高收入者劳动积极性的伤害。当然，托马斯•皮凯蒂提到了美国人的一种观点，他们认为“高税收率开始抑制高收入者，以至于税收收入会出现减少，进而认为高税收率对谁都没有好处，并且对最为弱势者也无益。”这样的观点是缺乏常识的，税率的制定必然与公民收入有关，但很明显在经济利好政策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所有的高收入者不会因为税收的增加而减少经营生产和投资，相反他们会更加努力的制造盈利，对于弱势者来讲必然会有益处。

◆不平等的历史演变

>>对马克思和19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而言，即使他们并未以该方式加以量化，他们得出的答案也几乎不再让人生疑：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在于不断加大对立的两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无论是在工业化国家内部，还是在富国与穷国之间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能真正衡量出西方国家自19世纪以来，工资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缩小。而这发生在各种新的预测出炉之后，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库兹涅茨（Kuznets，1955）的预测：无论在何处，不平等在发展过程中，都呈倒U形；传统农业社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际，为不平等加剧的第一阶段，接着是不平等稳定的第二阶段，然后是不平等实质性缩小的阶段。不平等的程度，在19世纪先是加大，接着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缩小。

可笑的是很多经济学家至今还用这个理论进行佐证，真的是凡事有用的就说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观察到，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国家不平等程度又重新加大。这给倒U形曲线假设致命一击，该假设认为发展不可避免地与不平等连在一起。库兹涅茨曲线的这个反转，表明关于不平等演变的历史性定律已经终结，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如此。这次反转同时推动了对复杂机制进行谦虚仔细的分析，复杂机制能让不平等程度在不同的时间点加大或缩小。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观察到，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国家不平等程度又重新加大。这给倒U形曲线假设致命一击，该假设认为发展不可避免地与不平等连在一起。库兹涅茨曲线的这个反转，表明关于不平等演变的历史性定律已经终结，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如此。这次反转同时推动了对复杂机制进行谦虚仔细的分析，复杂机制能让不平等程度在不同的时间点加大或缩小。

>>从1970年到1990年，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加大的将近一半原因，源自在同一个家庭内各成员之间收入关联性的加大；换言之，高收入者越来越倾向于与高收入者结婚，而最贫困的家庭经常是单身女性，有多个孩子要抚养（Meyer，1995）

>>但该现象大致可以由所采取税收政策和社会政策的不同加以诠释

>例如，众所周知的，若要从失业人口数据中减少一个人的话，法国需要创造一个多通常近两个的就业机会，由于创造的部分就业机会实际上会被其他人所占据：这些人在就业人口中没有被计算

◆总收入中资本占比

>>价格起着“分配”作用而非只是“配给”作用。

>>这种理论表明的是，有必要区别再分配工具问题及再分配大小问题：在市场经济下，资本和劳动存有替代的可能性，因而无论所希望再分配的大小如何，只要处在市场经济的范畴内，税收再分配总比直接再分配要高。

>>就是收入效应补偿了现在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替代效应

也就是说，资本和劳动的比例的变化正是资本家存在的原因，进行管理和调节，否则如果二者比例固定，就不需要资本家了

>坚持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可能性，正如边际效应学派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就又回到了强调现代经济的复杂性并引入选择的存在性。

>>从置身于市场经济范畴之时起，在劳资分配上古典理论与边际效应理论之间的争论，真正的利害冲突在于直接再分配与税收再分配之间的对立。

意思就是说，之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固定比例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供需才是一个平衡的，换一个比例，也许人民工资上涨了，但是社会供给却会跟不上，因为资本不足

>。如果资本占比被拨零回到1870年或拨零回到1950年的话，那么，关于从1870年到1910年期间涨薪100%，或从1950年到1990年期间涨薪超过200%，这些涨薪的发生要不让人生疑就有难度了——尽管我们对该主题的认识有限，但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在如此的再分配水准下，资本供应颇为稀罕，因而尽管可能比实际到位的再分配规模要更大，但从劳动者角度出发的最佳劳资再分配已经大幅缩水（参见上文）。

>>无论资本和劳动的可支配数量如何变化，以及劳动和资本价格遭受什么样的政治或经济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润和工资占比都应该是恒定的。

◆资本分配之动态

>>实际上，低收入者的储蓄率并非一贯要比高收入者的储蓄率低——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储蓄率高过30%，而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富裕很多的西方国家储蓄率却全处于低位，在10%~15%。正是这一点，使得“亚洲四小龙”赶上富国（Young，1995）。

>>趋同模型导致在国际不平等层面出现尤为令人惊讶的预测。理论预测的是，如果随着国家的不同投资能力未必系统地产生变化，那么，我们就应该在世界层面的追赶现象中加以协助：一个国家最初越穷，资本就越会来这个穷国投资，进而其增长率就会越高，以至于国际不平等现象在最终消失之前会不可避免地降低。

◆工资不平等与人力资本不平等

>>根据“前言”中论述的区别，纯粹再分配是以高工资与低工资之间收入转移的形式实现再分配，而有效再分配则是以人力资本构成过程中的干预形式实现再分配。

>>人力资本理论简单地告诉我们，劳动不是均质体，并且不同的个体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其人力资本的水准不同

>>偏颇技术变化论还认为，在工资不平等程度没有或几乎没有上升的国家，如法国，失业应该会更多地冲击技能最低的雇员；而在有的国家则是生产力的离散增长本已由工资的离散增长所补偿，如美国。法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值得加以比较。然而，假如技能最低劳动者的失业率在法国确实要远比美国高的话，那么技能最高劳动者的失业率也是如此，并且比例几乎相同

>>可支配措施的贫乏性，对某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上的演变研究也同样是个问题

>>然而，令人感到似是而非的是，在经济学家可观察到具有相同特点的这些群体之间，其人力资本的实际不平等程度，事实上从1970年以来就已经加剧，原因是，例如在读书年头数量上文凭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已经提高。

>>企业支付的工资不平等现象，实际上由雇员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现象加以解释。

>>创造就业的唯一办法，是要做到让由企业和消费者针对不同类型劳动所支付的价格也以同样的比例分开。

>>该方案更加公正，由于低工资者已经是最为弱势的阶层，没有任何理由让他们支付偏颇技术变化的价格；除此之外，只有该方案才能避免如在美国观察到的技能最低人口从劳动力市场退出的现象

>>诚然，英国依然是一个比法国要穷的国家，英国比法国平均工资要低，进而能够得益于“趋同模型”所指的“追赶效应”。

>>对于由人力资本不平等所导致的生活水平不平等，税收再分配可用来对其加以限制，而无须改变不平等的结构源。所以，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形成和再分配是一个关键问题

>>换言之，如果人们不让医生挣比工人高十倍的收入，来补偿他们长期的读书年限，那么不会再有更多的医生来医治工人或缴纳税收。

>>对教育公共政策的一个很简单的论证是，政策所针对的年轻个体通常没有能力判断这个或那个投资的赢利性，并且他们的父母通常也没有这个能力。经济学家们经常犹豫是否使用这个“家长式”的论理，该论理却具有一个不可逆转的实践恰当性——如果印度孩子应该听从芝加哥理论家们的建议，并等待市场的力量以及他们父母的私人主动性来推动他们去读书识字的话，那么，印度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笼罩在悲惨生活之中。无论如何，初级义务教育可能都是最有效的再分配方式；对增长与趋同的研究工作也提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历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如果没有初级教育政策也不可能实现。

我在思考，现在的中国，通过教育得到的资本增值是不是已经趋近于社会在教育上的支出了，国家整顿教育行业换个角度就是减少社会教育支出，提高这个增值

>无论如何，初级义务教育可能都是最有效的再分配方式；

>>信贷市场不完全性（参见上文）。该论理认为，出身贫寒的个体自身不能读很多年头的书，即使他们有这个能力，并且该投资也是赢利的。

>>因此，这也论证了对出身寒门的年轻人的教育，提供强有力资金支持政策的合理性，而这政策正可用来对人力资本的无效不平等性进行斗争。

>>诚然，人们不仅观察到所达到的教育层次随着社会出身的不同而大幅变化，而且对十岁孩子的类似学习测试结果表明，出身寒门的孩子一般来说读书的年头没那么长。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信贷市场不完全性阻止了这些年轻人继续完成与其他人一样的学业。多个社会学家已经提出建议，这个观察同样可以由这样的事实加以解释：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来读那么多年头的书，因为人们并没有期待他们来维持同等的家庭档次（Boudon，1973）。

>>另外，如果说读书的资金支持是关键的解释因素的话，那么人们就应该能观察到，与公共资金占主导的国家（如欧洲国家）相比，在读书的私人资金起到关键作用的国家（如美国），人力资本的跨代再生要更高。然而，在教育水准方面的跨代流动率，在时间和空间上似乎都变化极小（Shavit与Blossfeld，1993），在收入水准方面的跨代流动率也是如此（Erikson与Goldthorpe，1992）。

>>该研究表明，对某一个水准的教育与家长收入而言，其子女的社会流动机会会随着父母所居住区的平均收入而发生从单倍到双倍的变化。这些结果已表明，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地方外向性”的这些效应，长期以来是在班教室的微观层面加以衡量的，这应会对不平等的全球动态、父母特征效应自身的数量级，产生实质的效应（Cooper et al.，1994）。

>>所以在理论上，有可能大家都能够受益于社会融合。这个意思是，例如对强势家庭而言，融合的成本没有降低税收的成本那么高；而对弱势家庭而言，则可以给他们带来学业成功与职业成功。但在缺失集体约束的情况下，此类社会平衡并不现实。因此，例如在某个住宅区内，促使每所学校孩子家长的平均收入都拉平，这样的简单规则都会在长时期内给所有人带去实质性的益处。

>>步，在“地中海式”税收国家也同样发生。这些国家的税收政策不鼓励妇女参与工作，如法国的“家庭商数”，就与英美文化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形成对比，后两者对个人征税而不对家庭征税。

◆工资不平等之社会决定因素

>>工会一般不只是为了提高工资普遍水准而斗争，还为了企业内部工资等级的某种压缩而斗争，使用“薪酬网格”的方法，规定将工资水准与不同的技能和经验强制挂钩（Freeman与Medoff，1984）。

>>工会是用来提高劳动收入普遍水准以及降低雇员之间不平等程度的工具，并非再分配的有效工具。

>>通过操纵劳动与人力资本价格所进行的所有再分配都是无效的

>>工会行动倘若进展顺利的话，不可避免地会将企业导向使用更多的资本和更少的劳动，以及更多的技术劳动和更少的非技术劳动。

>>纵观历史，大型的税收再分配是凤毛麟角的，它们一般采取的形式是社会性支出，而非雇员之间的货币形式转移（参见“第4章”）；尤其大型的税收再分配总是到位极慢，并在很长时期之后才会让人感到其效应。这就对社会斗争与政治斗争几乎没有影响，或甚至更简而言之，在一个长时期之后从某一代人的视角出发已没有任何的意义。

>>研究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水准的效应一般来说是正面的，但其效应极低。

>>然而，提高最低工资的正面效应的准确理由，至今仍是辩论的话题。非技术人口的地理流动性极低，使得他们只能接受快餐厅的当地卡特尔（cartel）强制实行的工资标准，以至于提高最低工资并没有降低快餐厅的劳动需求；并且在鼓励新的非技术年轻人来工作的同时，相反还推动了劳动供应——根据独家收购权的最纯粹理论，是否正是这样的情况？根据某些研究，就业水准的提高更多的是由于最低工资的提高吸引了技术程度更高的年轻人，因此使得这些年轻人从高中辍学，并替代技术程度没那么高的年轻人（Neumark与Wascher，1994）。

>>当法定最低工资低到如下水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美国那样低的水准时，非技术工作就变得几乎无吸引力了，以至于提高最低工资就可以对再推动劳动供应、提高就业水准做出贡献。更

>>所涉及管理人员的协商权力及其自身工资的拍板能力加大；这种权力与能力的加大，是由对极高收入者高税收率的大幅降低所导致的——在美国1930-1980年对极高收入者的税收率达到或超过70%~80%。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表明税收机制是如何对税前的工资与不平等的形成产生强大效应的（Piketty，2013；Piketty，Saez与Stantcheva，2014）。

◆纯粹再分配

>>有效平均率与某个收入水准相连，其定义为所有征税与转移之总额在毛收入中所占百分比。毛收入，也就是说在所有征税或转移之前的全部收入。针对不同水准的收入，有效平均率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要看所支付的征税总额是高于还是低于所收到的转移总额。在某两个收入水准之间征税与转移的有效边际率，其定义为所有附加征税与转移的总额在毛收入差额中所占百分比。这里的总额指的是，如果一个个人从一个收入水准变到另一个收入水准，他应该支付或收到的所有附加征税与转移的总额。有效边际率一般是正数，因为毛收入的提高通常会引起征税的提高，但原则上在下面的情况下也可能是负数——一个更高收入者会有权获得更高的转移，也就是说净征税更低。

>>当代再分配并未进行在职员工之间任何显著的货币形式再分配。对在职员工的征税总共而言是按比例实行的，在在职员工之间的转移呈弱态，以至于在职员工之间可支配收入差距与由雇主支付的工资差距极为接近——正如我们在第1章已经见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同时也是工资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反之亦然，而不会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雇员之间的税收再分配降低了初始的工资水平不平等

>>有效边际率对低等收入者和对高等收入者而言，要比对中等收入者而言更高，进而呈现相当明显的U形曲线。

>>这个U形曲线有效边际率，最高值出现在曲线的第一部分，这是当代税收再分配的第二大特征

中等收入家庭的补贴最有效？

>因此，我们得承认，实际上再分配的抑制效应，对低收入者而言要比对高收入者而言更大。这尤其会涉及倒U形曲线。该曲线传统上用来将再分配集中到最贫困者身上，但这可能并非最为有效的策略

>>因此，我们得承认，实际上再分配的抑制效应，对低收入者而言要比对高收入者而言更大。这尤其会涉及倒U形曲线。该曲线传统上用来将再分配集中到最贫困者身上，但这可能并非最为有效的策略

>>因此，所得税抵免的经验提示人们，适用于高收入者边际率降低的话题，传统上经常在政治辩论中加以讨论；而U形曲线的第一部分的扁平化，可能是比边际率降低更为重要的一个优先目标。

◆有效再分配

>>许多情况下，不平等提示的是再分配的一个集体行动，不仅仅是因为不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含义相悖，而且因为不平等涉及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这些资源原本可以更好地用来让众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