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轻的时候，诗歌和诗人，都是受尊敬的词语，我的同龄人里，谁的枕边没有一本抄写着各种感动句子的笔记本？同学之间的新年祝福和离别赠言，大多也是以分行文字来表现。校园里，各种名字奇异的诗社，此起彼伏的讲座和朗诵会，让人仿佛置身于缪斯的花园。那时，一个著名诗人，犹如时下的偶像派歌星一样被追捧着。而能小小写几句歪诗的同龄人，也可以获得人们的尊敬和羡慕，甚至受到那些一向不太容易以青眼视人的品质女孩的关注。

那样的氛围，促发每个人梦想成为诗人。这梦想实现起来并不难，只须每天抱一本诗集在校园的湖边坐着，或低吟，或朗诵，或托腮沉思，或呈45度望天走神。干完以上这一系列动作，你就已经成为初段位的诗歌爱好者、准诗人了。这时，会有人主动和你搭讪，问你读谁的诗？并由此引来共鸣或争论。从市面流行的席慕容、汪国真，到有些段位的北岛舒婷，到陌生而亲切的余光中，到高段位的惠特曼、金斯堡、波德莱尔或歌德、雪莱，都会引来不同的赞叹或鄙视。而在这些否定与肯定的表情里，你渐渐就找到了“组织”，与一群相互认同的人聚集到一起，大家从读诗到论诗并最终开始写诗。

平心而论，那时的大学校园是适合诗歌生长的。每晚，在操场、阅览室、宿舍或校外小茶馆里，总有几十拨以诗的名义展开的聚会，比今天大家互通招聘信息或投递求职简历分享面试经历的小聚会还多。空气里时时有一股不切实际的浪漫气息，虽然，那时我们的口袋里，并不比现在的孩子们有钱，我们的肚里，也不如时下孩子们肚里这样油水充足。但那没来由的浪漫，我觉得更接近青春的实质，梦幻、漂渺、但美丽十足——这是青春与诗的共性。

我对诗歌的爱，就是在那样的氛围中被激发出来的。和那些动辄就写“扛着自己的尸体走在大地上”之类的莽娃诗人不一样，我更喜欢清新悠扬小桥流水式的婉约氛围，读古诗词，最能入我心里都是些凄凄惨惨戚戚的句子，张嘴就是寒蝉凄切古道西风之类，虽常引起先锋兄弟们的鄙视，但却引来几个女诗友的共鸣，凄美冷色调的诗，加上黛玉葬花式的自怜，再加上我那双据说“天然闪着忧郁光泽”的眼睛，我经常恍兮惚兮地把自己当成有着不知名烦恼的少年维特。

就在我沉浸于这种温润美好与莫名忧郁交织在一起的诗意中时，我的一位同窗诗友在当时最著名的诗歌刊物上发表了一首诗歌，据说拿了一元钱一行的稿费，乖乖，那可是一份回锅肉的钱啊！一首诗几十行，少说也是几十分回锅肉啊！这哥们豪气，将这笔稿费全买了酒菜，请大家吃喝一顿并撒足了各种诗意或不太诗意的酒疯。这对于不写诗的人来说，是一次幸福的犒赏，但对写诗的人来说，却是个不幸福的刺激。而随着写诗和投稿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刺激越来越多。最刺激的，是一位校友在全国性的诗歌大赛上获得一等奖，奖金1000元，在八十年代末期，这可是一笔足够一学年吃喝的巨款，而荣耀感，则更不必说了，至少应该和当下一场选秀的优胜者不相上下吧！

这事让写诗的同学们心慌手痒起来。除了极少数认为诗歌应该超然脱俗不与庸俗的名利有纠结的人之外，多数爱诗写诗的同学，都开始行动了起来，或用复写纸抄诗投稿，或报名参加刊授函授结交知名诗人作老师，或干脆自办诗刊呼朋唤友互写评论相互捧场。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以诗歌的名义展开的旅行，也迎面向我扑来。

这次旅行缘起于一次投稿，那是1991年秋天，我投出去的数十封诗稿终于有了回音——我的处女作在一家著名诗刊的刊尾发表了，说起来很汗颜，这其实是我那几百首诗中选取的几小行：你离我十步之遥/我离你/一步一个/天涯。后面还有我的通联地址，这压根儿就是编辑部为了保护初学者的创作激情而设置的“安慰奖”。

尽管如此，我心中仍难掩处女作变成铅字的兴奋与激动。而其后几天，每天两位数甚至三位数的各种来信，则更是让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这些信，有文友切磋联谊的，有提议结交笔友的，有赠寄自办诗报并邀约入伙的，甚至还有承诺寄一元钱出去一年之内可以收到上万元的“金锁链”游戏……

一封笔会邀请信，也夹杂在其中。这封个头巨大的牛皮纸信封上赫然印着几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大字，那是一个文化研究机构的名字，那封信里说我有“诗歌创作潜质”，邀请我到北京参加可以与杂志编辑面对面切磋，以提升写作能力和知名度的笔会，但食宿和会务费需要自理。

我把收费那页信藏了起来，然后把信拿出去足足显摆了小半月，然后趁着热度，开始筹备起人生的第一次远行。我以各种稀奇古怪的理由，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甚至姨妈和舅舅等一切可能向我提供资金的长辈要了数额不等的钱，凑够了路费、住宿费、伙食费和会务费。然后又以同样稀奇古怪的理由向学校请了假，买了火车票，一路浩浩荡荡到了北京。

在前往北京的三天两夜火车旅程里，我被自己的想象迷得晕晕醉醉的。我幻想如电视上召开的那些大会一般的会场氛围；幻想儒雅美好的偶像诗人们如神仙般的飘然而至；幻想来自全国各地的诗友们特别是女诗友们如坐春风般地在一起谈点诗或别的东西；幻想杂志社的编辑从我背包里那半尺厚的诗稿里找到一些闪亮的文字，并像找回失散多年的儿子般把它抱在怀里，然后，是发表，辑集，诗名远播……

然而，以上的一切，均没有发生。经过多番挣扎和寻找，我终于在北京东四十条一处小街的地下旅馆里找到会议地址，在缴纳了几百元钱会务费和住宿费之后，我被分到一间八个人住的房里，先来的那七个人正沮丧地在那里抽烟并交流着自己的失望，这些人年纪从十几岁到六十几岁的都有，有的还带来了吉它，想必此前几天，也有与我相似的绚烂期待。

之后几天，在昏暗的地下会议室里，来自各个大学或杂志社的老师们，陆续为我们上了诗歌创作课，那些老师，有些听说过，有些却从没听说，他们讲课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行，并且打消写诗的念头。至于我们抱以期待的当面选稿和评稿，则更是没影的事。

幻影一个个破灭，可能是由于心境不好的原因，我最后残存的期待找到几个能交流的诗友的希望也黯然了，我目光所及的诗友们，要么是袜子脏到可以立在地上的主儿，要么是把酒瓶子往自己头上砸，要么给你讲冒充编辑在外混吃混喝多少天，要么是一个长着刘姥姥的脸却以为自己是林黛玉的自我感觉良好者。请原谅我用这种不厚道的表达方式来描述我的失落，因为不这样，不足以表达我那份掉到谷底的心情，像一把热情的烙铁遭遇到迎面而来的一盆冷水，除了失望、还是失望，而这种结局，皆因为我抱的希望太大也太过于美好。

之后多年，我依旧爱着诗歌。虽然，各种各样的通知和邀请函，还源源不断地飞来，但我再也没有参加过笔会，我甚至有些偏执地认为，诗歌后来的冷落与不景气，与这些雪片般飞舞着的信有关。

故事提供者：黄松落（公务员）

讲述背景：读大一的儿子问父亲：现在大学校园里，每晚睡觉前除了在宿舍里一面上网一面等小贩们送炸鸡腿之外，便再无别的事可做时，你们那时在校园里聊些什么呢？由此引发关于校园中的回想。不知道诗意和炸鸡腿，谁更难忘和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