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文学家颜延之在《庭诰》中写道：“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这告诉我们读书时要掌握要领，掌握要领以博学为基础，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能够抓住要领，即使在纷繁复杂的资料中我们也能把握住知识的精髓。站在先贤的肩膀上，我们静静遥望着那些深邃的知识财富，即使在漫漫长夜中行走，我们也能感受到浩瀚的星海中那一颗颗指明前进方向的启明星。

此刻，读完刘国正和顾黄初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我的内心就像经历了一场沧海桑田的变化，语文教育历史的厚重和宏大感深深地占据了我的整个思绪。我既为古代学者勤苦的精神深深敬佩着，也为一代代的知识变迁而赞叹不已。我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一张张熟悉而又感动的画面，那里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教学活动的孔子、有行万里路而“发愤著书”的太史公、有主张“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有低吟着“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的刘勰、有“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韩昌黎、有高呼着“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居敬而持志”的朱子、有呼吁学问之道“求之愈难，则得之愈真”的黄梨洲等等，他们这些可敬的先贤们，走在时代的前列，为古代语文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我们后辈之人，与他们相遇，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静静遥望的时候，我们又怎能不感怀于心？当我们挥洒着热泪，告别他们的时候，新时期的语文教育又开始在时代的角落里熠熠生辉。

古代语文教育的思想教育，是与古代社会的伦理教育、德性教育等结合在一起的；现代语文教育的思想教育，则是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结合在一起。但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教育对人的要求都无非是一个“学”字。当然，学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觉人，使人有所觉悟；一层是自觉，自己觉悟。在《学记》中把“教”与“学”分开列举：“上学谓教，下学谓学”。在这里，教与学可为同一意思。可见，教与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在《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这本书中，张隆华和曾仲珊延续历史学家的做法把古代语文教育分为七个阶段：远古至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在每一个时期内，都有代表性的教育家和教育著作出现，他们既为那个时代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指引着后来的追随者们。就拿儿童识字来说吧，秦代的李斯作《仓颉篇》、汉代的司马相如和蔡邕分别做了《凡就篇》和《劝学篇》。虽然最后只有史游的《急就篇》，完整地保存下来。但这本书具有集中识字、整齐押韵、注重实用和知识面宽等等的特点，对后代儿童蒙课本有很大的影响。唐宋以后盛行的《千字文》、《三字经》和《百家姓》以及各种杂字，都和《急就篇》有一些渊源关系。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但不得不提到一本书，那就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出现最早，内容又最为完备的教学论著作——《学记》。全文1229字，22自然段，篇幅虽短，内容却相当丰富。开宗明义：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而我做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这告诉我们无论是读书也好，或是做人做事也好，都不能耽溺于空想和幻想，要敢于去实践。实践是人生之中自我成长的重要一步！在《学记》中，对语文教学的思想、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都有表述，有许多可借鉴之，但也有其局限之处。这是一本踏入语文教学岗位教师们的一本必读书。不读《学记》，无以为师。

说起老师，在这本书中，给我最大触动的就是那些先贤们的读书与教育言论，他们亲身经历的读书教育方法和读书教育实践给我深深的启发。首推大思想家孔子，他一生坎坷，但无论游到哪里私学就办到哪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教学活动。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孔子整理了我国最早的教材。《诗》是进行诗歌教育的主要教材、《书》是进行政史教育的重要教材、《易》是最早使用过的哲学教材、《乐》是陶冶性情的重要教材、《春秋》是进行历史、道德、伦理等方面教育的重要教材。由此看来，孔子既重视学文，又重视学史；既重礼教，又重乐教；既重陶冶情性，又重启迪智慧。语文教育和其他各科教育是综合在一起的。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下的语文教育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而汉代的司马迁是第二位令我感动的教育家和读书人。在他看来，“行万里路”是增长知识、积累写作材料的好方法。他写《屈原列传》和《孔子世家》就曾经用到他的“浮于沅湘”和“北涉汶泗”的感性知识。在太史公看来，读书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写道“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好学”是指多读博览，这样才至于“寡闻”。“深思”是指深入研究，这样才不至于“浅见”。这里司马迁给人们提供了读书的有益经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语文阅读课本。唐以后文人学子，大都要读这本书。读它的目的，一是为了写文章，把它当作模仿的样板和取材的来源。二是为了应付科举。可以说，这本书对后代语文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魏晋时期的玄风盛行，这也对当时的阅读教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时人规定了儿童阅读的顺序，学童先要读完《孝经》《论语》，接着就开始读《五经》，然后是《老》《庄》哲学，接着是诗赋文章，最后开始读史书。而阅读教学的方法，大多数靠自学为主，有些人想要深造，就得外出找名师求学。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时人学习的热情和对学问知识的渴望。到了隋唐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我国语文教育的风貌为之一变。对于唐代士子来说，经书仍然是主要读物，但更加注重对儿童的教育。很小的时候，儿童就开始学习作诗。唐代文人学习诗歌写作是很刻苦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韩柳文成为后人争相效仿的时尚，对后世影响深远。不得不说韩愈读书达到的状态“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可见，当时唐人刻苦读书的状态和专心致志的表现。直到今天，韩柳文长期被选作语文教材，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宋元时期是经济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表现在教育上那就是书院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单从三次兴学来看，都是由当朝宰相倡导和组织的。如范仲淹的“庆历兴学”、王安石的“熙宁、元丰兴学”和蔡京的“崇宁兴学”。这使得教育愈加受到重视，教学内容也更加实用。但三次兴学，时间都不长，受到程朱理学的束缚，社会思想也日益走向僵化。张载和朱熹是宋代教育思想大家。在张载看来，在学习态度上，我们要“志”于学 、“慕”于学 和“博”于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义理。而在大学问家朱子看来，“人做功课，若不专一，东看西看，则此心先已散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这种严格自律的精神，让我们后人感到颤颤巍巍。在明清时期，黄梨洲先生便提出了“求之愈难，则得之愈真”的道理。顾炎武用《论语·之张》中的话“日知其所亡，励我们要刻苦用功的做学问。明清时期世界格局一大变，源于人们在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的时候，思想得到解放。这是明清时期对教育影响很重要的一点。明末李贽作《焚书》，对封建礼教和假“道学”家进行了猛烈抨击。明末的王阳明和清朝的戴震敢于站起来反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些思想都反映到教育上来，就促使人们去关注科技和器物层面。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1840年之后，我国开始慢慢踏入了现代教育的步伐。

掩卷深思，我的心中仍然感动于语文教育历史的变迁，久久不能平静。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历史学的课题既不是仅只演历一次之事，也非漂流于其上的普遍的东西，而是实际生存上存在的可能性。”李海林也说“历史是多种可能性中实现了的一种。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这种以及实现的历史可能性，而是在历史的岔路上，是什么东西决定历史走上了它最终走向的这条道路。”

是的，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