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早期，楚国北边的地域由随国占据，而这片地方以汉水为地理坐标。汉东诸国，以随为大；汉阳诸姬，以随为首。随的疆域拥有漳河上游、滚河中上游、损水中上游三个不同域，方圆约两百里，其中心区域在滚河中上游一带，担任着拱卫周人南土秩序和维护金锡北运道路安全的重任。传世的《曾伯霃簋》作于春秋早期，其铭文曰：“……克狄淮夷，抑變繁阳，金道锡行……”，意为“击败了淮夷，平定了繁阳，保证了金锡道路的畅通”。因此，要想得志汉东，冲破周人南土的地缘政治体系，控制南方的战略物质资源金锡，就必须先征服随国。
公元前706年，即熊通三十五年，楚人开始用兵汉东，伐随求成。《左传桓公六年》记载：
楚武王侵随，使莲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嘉巾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牛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
无疑，楚人对随国实力及其在周人南土中的政治地位是有着清醒的认识，故在伐随的战略上采取了离间之计，使得随人孤立无援；而在具体的策略上则实行欲擒故纵，以羸兵示弱，让少师得其功，达到离间季梁与随侯的目的。至于和谈的内容，《史记楚世家》有详细的记载。其文曰：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
由此可见，楚人志向不小，意在介入中原的政局，要求脱离王室而发展。随人慑于楚国的兵威，派人向周天子进言。虽然事情没有办成，但楚人介入汉东的目的已经达到，随人也开始顺服楚国。
公元前年，即熊通三十七年，随人通报楚国，说周王室拒绝提高楚君的名号。《史记楚世家》记载熊通大怒，曰：“吾先霄熊，文王之师也，圣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乃自立为武王。熊通称王，说明周楚之间的地缘关系己经发生质的变化，表明楚国已经完全摆脱周人的控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江汉间的地缘政治体系与秩序开始了重建。周王室虽对此不满，但也无能为力。
西周时期的周与楚，在政治上，是君臣关系，周王朝对楚实行绝对的控制，楚对周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它们是作为宗主国与附属国而存在的。虽然楚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一度试图打破这种臣属的地缘关系，但因国力悬殊而始终没有实现。在文化上，以周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是王国文化，楚文化只是周文化影响覆盖下的一个小分支。随着周室的衰落和楚国的渐强，这种臣属的地缘关系在楚武王之时被打破，熊通以“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的豪气向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发起了冲击，周与楚实际在政治上处在了一种基本对等的地位上。在文化上，周文化逐渐由王国文化转为列国文化，楚文化则逐渐从周文化的覆盖下分离出来，成长为有独特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不仅在政治轨道上进入了独立发展的境界，文化上也逐渐呈现出与中原不同的面貌。
为了取威定霸，建立以楚国为中心的江汉间的地缘政治体系和秩序，这年夏天楚人在沈鹿召集江汉间诸侯会盟。在这次盟会上，黄、随缺席。随国本是汉东大国，护卫着王室南土的政治秩序，因此缺席楚人的盟会理所当然，但却招来了楚人征伐的口实。关于这场战争，《左传桓公八年》有记载，其文曰：
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急寇也。”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随侯逸。牛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
从这则记载来看，楚人伐随的成功是先前“伐谋”的结果。随人的失败，确立了楚国在汉东的霸主地位，以楚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体系建立了起来，其后虽有一些反复，但大局己定。公元前年，即楚武王四十年，楚人与贰、轸两国会盟。郧是贰、轸的邻国，以为楚与贰、轸的会盟将不利于己，便策动随、绞、州、蓼诸国密谋伐楚。随人没有响应，但绞、州、蓼却跃跃欲试。绞在楚国西北方，中有谷国、汉水及山川的阻隔；州国在楚国东南方，中有云梦及夏水、扬水等江河障碍；蓼在楚国东北方，中有汉水及邓国、卢戎、罗国等隔断；而郧国则在楚国东方，隔汉水与楚国相邻。因此，就地缘关系来看，绞、州、蓼三国尚未对楚国构成直接的威胁，而郧则不同，成为了楚国的直接敌人。楚人迅速出师，渡过汉水。斗廉率精兵兼程东行，夜袭蒲骚，一举击溃郧师。蒲骚之战的胜利，稳定了楚国在汉东的局势，楚人与贰、轸两国会盟而还。
征服了随人，楚国在江汉间声威大振，并用兵濮地。从文献记载看，楚国的发展就是从开启濮地开始的。《国语郑语》载：“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楚紛冒于是乎始启濮。”《史记楚世家》也载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蚡冒、武王的“启濮”与“开濮地而有之”是一项相延续的事业。有学者认为濮地地望约为武当山、荆山之间地区。与此同时，楚人还跨越汉水，进攻郡国，俘获了郡国将领观丁父，占据了丹江下游一带地区。楚人将鄂西北大部分地区纳入楚国的疆域之内，使得楚国的战略后方得到了拓宽和巩固，免除了其扩张的后顾之忧。
楚人在江汉间的政治作为，引起了周边诸国的戒备、警惕，并随时有可能结成反楚的联合阵线（后来事实果然如此）。而此时楚国的力量并不强大，还不能逐一消灭其他国家。为了争取更多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得志于江汉间，在此种形势下，楚国是很需要盟友的，而周围的国家则显然是不愿与楚国结盟，如《左传桓公七年》记载的“谷伯、邓侯来朝”之事，不外乎是谷国、邓国想寻求鲁国的帮助以对付楚国。因此，楚国只好改变了原来的近交远攻的策略，实行远交近攻，求远盟以自解，如上述的贰、轸等。
巴国处于今天陕西东南安康盆地一带，然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发展十分有限。北面受秦岭山脉的阻挡，又有秦和诸夏的限制，西面却是蜀国的势力范围，城固一带已受其控制，而东面和南面，由于濮国的瓦解，濮人是分散聚邑而居，构不成发展的障碍，虽然有庸国与麇国，但实力都比较弱小。故此，巴国在春秋时期只有向东向南发展一途，而要向东面和南面发展，消灭庸国与麇国，就只有与居住在庸国东面的楚人联合，形成两面夹击。况此时的楚人也很需要盟友。因此，在开疆拓土的共同的政治目标上，巴、楚两国有了联盟的愿望和条件。
《左传桓公九年》载：
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鄧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蓮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鄧。邓养甥、聘甥帅师救鄯。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鄧人霄馈。
这是见诸文献的巴楚两国的第一次联系。楚人在巴国的帮助下，取得了鄧地，巴国也在楚人的支持下，报了使者被杀之仇，双方各得其所，开始结成联盟。有学者认为春秋时巴已论为楚的附庸，他要与邓好，还要得到宗主国的同意和介绍气然事实是否如此呢？从我们前面的论述来看，巴要向东发展，涉足江汉，就必然寻找与国。巴国首选的与国是邓国，邓国在楚之东北，这样就必然向楚国借道，谁知邓南郊的鄧人杀了巴国的使者和楚护送人道朔。共同的仇恨促成了巴楚的结盟，联兵伐邓。可见，巴楚两国的地位是平等的，其联合也是自愿的。
楚武王之后，是为楚文王熊货。楚文王继承了武王的事业，为楚国开疆拓土、奠定江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苑正谏》记载：楚文王“务治于荆，兼国三十。”
公元前年，即楚文王二年，楚与巴人联兵伐申。申是周宣王为保南土封其元舅申伯于南阳盆地所建，在今河南南阳市东北，处于北上中原的要冲，是东周洛邑的屏障。楚人伐申的目的，就是要打通通往中原的交通，而北上争霸，问鼎中原。这场战争的结果，应是楚人灭了申、吕二国。吕与申地望相邻，故楚灭申也同时灭吕。
楚人灭申，进据南阳盆地，对于之后楚国的政治作为和疆域拓展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南阳盆地是古代中国军事战略上的要地，位于今河南西部的唐、白河中上游流域。其西部、北部、东北部为伏牛山脉，东与桐柏山低山丘陵接壤，其间的孔道是通往中原的门户；中间为堆积平原；南界为襄阳与大洪山北麓一线，与江汉平原相连，为一向南开口的扇形山间盆地，属于典型的冥形地势。因此，其周围的高山峻岭可为控扼之塞，其盆内的宽城平野可为屯兵之地，可谓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天下形胜。楚人据此，既可北出方城，争霸中原，又可东进淮域，抗衡吴越。同时，南阳盆地又是楚国腹心的屏障。清顾栋高曾感叹：
余读《春秋》至庄六年楚文王灭申，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天下之势尽在楚矣。申为南阳，天下之膂，光武所发迹处。是时齐桓未兴，楚横行南服，由丹阳迁郭，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罗、部，为鄢郭之地，定襄阳以为门户；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然其始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平王东迁，即切切焉。戌申与吕、许，岂独内德申侯为之遣戍，亦防维固圉之计，有不获已。逮桓王、庄王六、七十年之久，楚之侵扰日甚，卒为所灭。自后灭吕、灭息、灭邓，南阳、汝宁之地悉为楚有。如河决鱼烂，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窥周疆矣。
由于邓处于汉水北岸，控制着渡汉的要津，是江汉平原通往南阳盆地的咽喉之地。因此，当楚人伐申时，就必须向邓假道。楚灭申、吕后，邓成为了连通楚国南北交通的障碍。邓之于楚，如骨顿之在喉，不除不快。文王十二年，楚人灭邓。灭邓之后，楚国疆域南北连成一体，方城就成为了楚国的大门，南阳盆地成为了楚国的门厅，南襄夹道成为了楚国的门廊，而江汉平原则成为了楚国的后院。
至此，楚国跨汉阳与汉阴而有之，西部疆域已经形成。虽然在疆域内尚有随、唐、厉、员、戴、珍、郡、麇、庸等一些小国的存在，但他们都是楚国的附庸，被纳入了以楚国为中心的江汉间的地缘政治体系。楚成王时，周王室赐胙于楚，令楚“尔镇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认可了楚人构建的江汉间的地缘政治体系，承认了楚人在江汉间的霸权。
江汉间的一统，为楚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也时常会冲击楚人建立的江汉间的地缘政治体系，改变楚人构建的地缘关系，并进而影响到以楚国为中心的中原政治体系的建立，给江汉间带来巨大的政治危机。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政治作为，不仅平稳地度过了危机，也使得楚国的地缘政治秩序得以恢复，楚国的西部疆域得以巩固和扩大。
巴人本是楚国的盟友，在文王二年伐申时，巴人出兵助战，结果楚人惊扰了巴师，以致于巴人怀恨在心。文王十四年，当楚人专注于北方之时，巴人反叛，威胁到楚国的都城。文王亲征巴人，结果却在津被巴人打败。巴人叛楚，并不是要颠覆楚国，而是为了出心中的一口怨气而已，得胜之后就自行撤退，但给江汉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震荡。
鄀为秦、楚国界上小国，本是楚国附庸。成王三十七年，秦、晋联兵伐部。部都商密，楚派申公斗克和息公屈御寇率申、息之师前去戍守。秦人使用反间之计，使得部人误以为被楚出卖而降秦。楚军疏于防备，以致于申公、息公俱为秦人所俘。令尹子玉闻变大惊，率大军而来。秦人闻讯撤退。部之战，为秦、楚首次构兵，秦人以诈取胜，楚人因骄致败。此役虽未对江汉间造成影响，但却为后世秦攻楚提供了前鉴。后郡朝秦暮楚，于楚穆王四年为秦所灭。楚人于其地置县以戍。
楚庄王时期，由于天灾歉收，楚国出现了饥荒，庸、麇乘机带领漼、蛮等族群造反，使得楚国江汉间震荡，政局不稳。《左传文公十六年》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其文曰：
楚大饥，成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麋人率百贌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改高。萬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也能往，不如伐庸。夫麋与百贌，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渡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
自沪以往，次于句莁。使庐戢槊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其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紛冒所以服径隔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倏、鱼人实逐之。
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日，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籾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熊渠之时，庸即为楚人附庸。麇则因厥絡之会逃归，而在楚穆王十年遭到楚人的讨伐。二国隐忍至此，一场天灾给了其机会，相继率群蛮、百濮叛楚，挑战楚国确立的江汉间的地缘政治秩序。同样，这场危机也给了楚庄王一飞冲天的时机。虽然双方的实力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但这场危机所引发的教训对楚人来说无疑也是深刻的。《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有晋栾武子关于楚人对这场危机教训的训诫，其曰：“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诫之，于胜之不可保、讨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焚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楚人能渡过这场危机，是伐谋、伐交的结果。在秦人、巴人的帮助下，楚人灭庸，灭麇，不仅维护了江汉间的稳定，恢复了以楚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楚人是一个喜原居恶山居的民族，没有迫不得己的缘由是不会占据崇山峻岭的，所以，灭庸之后，巴国得到了鱼及竹山、房县等至三峡的大片庸地。鱼，杜预注曰：“鱼复县，今巴东永安。”永安即今重庆奉节县。巴人得地，使得巴楚联盟关系得以恢复。后方的稳定，疆域的巩固，使得楚人得力集中力量经营中原，从而成就了楚庄王的霸业。
公元前年，晋楚邲之战后，楚庄王建立了以楚国为中心的中原地缘政治新秩序，中原诸侯一时都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后世楚王都以维护这个秩序为己任，对叛楚的诸侯进行征伐。晋国为了打破这种秩序，与江南的吴国结为同盟，或直接与楚人作战，或进攻楚国的邦交。楚平王时期，由于争夺王位的内江，导致楚国实力遭到削弱，不仅对晋国采取消极防御的策略，而且在对吴人的作战上也采取守势，被动挨打，中原大批诸侯纷纷附晋亲吴，致使楚人主导的中原政治格局出现变局。
吴师入郭之后，纵横于江汉之间，东至随求献昭王，西至析而抗秦军。由于大军在外，国内空虚，致使次年四、五月间越人攻入吴国。在秦人的援助下，楚人进行了反击，先后在析、军祥、麇、公壻之谿大败吴师。吴人退出方城，楚国乘胜灭唐，恢复了在江汉间的地缘政治秩序。
战争结束了，但战争带来的影响对楚人来说却是巨大的。楚国元气大伤，几近亡国，其先王辛苦建立和尽心维护的以楚人为主导的中原地缘政治格局被完全打破，中原属国丧失殆尽。
行文至此，我们可见楚国西部疆域的奠定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楚国江汉间疆域的形成时期。楚武王时期灭权、罗、卢、州、蓼、谷，此时楚国的疆域大约东至大洪山山麓，南临大江，西至武当山区，拥有南河流域、丹江下游一带，北临汉江，与邓国相邻，东北拥有滚河流域，至湖阳以北与唐国为邻。
第二阶段为楚国西部疆域的拓展时期。春秋中、晚期，楚人以江汉间疆域为基础，向外进行拓展，使得江汉间疆域得以巩固和扩大。楚成王时期，灭掉反叛的附庸贰、轸、厉等，与楚东国疆域连成一片；西进三峡地区，灭掉變国，使得楚西部疆域扩展至三峡巴东一带。楚庄王初年，灭庸、麇；楚昭王灭唐，将其领土纳入楚国西部疆域之内。
春秋晚期，楚人积极向三峡地区进行拓展，通过与巴人的争战，控制了奉节以东的三峡地区。而在湘西地区，由发掘的楚墓来看，最早有到春秋晚期的墓葬，说明楚人在春秋晚期开始进入该区域。这一时期的楚国西部疆域是：西北己达丹江上游地区，隔武关与晋接壤；西至陕西旬阳，沿今鄂、陕分界线至巫山与巴相邻；西南沿长江南岸山脉，并至今湘常德市与鄂荆州市分界线达长江。
为了打破周人的南部地缘政治体系，建立和维护以楚国为中心的江汉间地缘政治体系和秩序，楚人对于不顺服的方国和周人诸侯进行了兼并，对于顺服的诸侯则纳为附庸。同时，楚人还十分注重邦交，构建与巴人、秦人都基本友好和平的地缘关系，帮助楚国渡过了一些列的政治危机。楚人的这些政治作为无不影响到楚国西部疆域的发展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