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别流）也。”昔成康没（mò）而颂声寝（止息），王泽（恩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从容不迫）揄（yú）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译文〕
有人说道：“赋是古诗的变体。”当成康之盛世已成过去，颂扬的歌声即随之停止；先王的恩泽既已竭尽，赞美的诗章也随之消逝。大汉初年忙于百姓生计，其他事业均无暇顾及。直到武帝、宣帝鼎盛时期，才开始崇尚礼乐考核文章。宫内修金马门召词臣著述，建石渠阁把秘书珍藏，宫外还设立乐府机关，将协律作乐之事承当，从而振兴礼乐教化，对大汉的丰功伟业予以弘扬。于是广大百姓心情欢畅，各种瑞物呈示吉祥。白麟、赤雁、芝房、宝鼎纷纷出现，据以作歌并进献祖先；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不断降临，据此瑞物而改变纪年。所以凭借文学以侍从君王之臣，如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乘、王褒、刘向等等，朝朝暮暮议论创作构思缀文，计日计月把作品进献朝廷；而公卿大臣如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则用从政余闲作赋进呈。有的抒发臣民衷情而通讽喻之意，有的宣扬君父恩德而尽忠孝之心，从容和婉地阐发宣扬，使大汉的业绩在后世昭传，这些词赋的价值与《雅》《颂》相去不远。汉成帝时加以评论并录目汇编，总计进奏御览的作品已千有余篇。从此大汉的文章和一般朝代显然不同，它光辉灿烂与夏商周三代是同样文风。
〔原文〕
且夫道有夷隆（衰与盛），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yáo）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jùn）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西都）耆（qí）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词曰：
〔译文〕
道术有时衰落有时兴盛，学问有的粗疏有的精深，顺应时势建德立言的哲人，不以古今不同而改变论文的标准。所以皋陶颂舜之歌文辞粗疏，奚斯颂鲁之诗内容详尽，同样为孔子采纳编入《诗经》或《书经》，因为它们在润色鸿业上意义相等。检验上古既有皋陶歌舜、奚斯颂鲁，考查前汉又有长卿等人歌颂汉武。创作辞赋虽属细小之事，但先代词臣的榜样、本朝相传的美政必须予以继承。我见天下太平朝廷无事，东都正在兴修宫室疏浚城池，并且扩建苑囿以完善首都的体制；西都的故老心怀怨思，不但盼望君王怀念原来的京师，而且盛赞长安旧有的体制，议论中流露出鄙薄洛阳的意思。由于上述缘故，我才创作《两都赋》，尽量叙述西都故老所炫耀的事物，再以东都现行的法度使他们折服。其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