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5月，那是一个夏天，感谢妈妈！我降生于世。
那是个穷困潦倒的时期，家里能有隔夜粮的就属于富户人家了。当时我爸是响当当的贫农，八辈儿的，是所谓根正苗红的杰出代表。
端午节的前一天我像一个病秧子一样出生了，妈妈说，刚生下来的孩子都丑，但真没见过我这么丑的，瘦的皮包骨，核桃大小般的脸上都是褶子，若不是因为是个带把的，我估计都够呛能活。
那时的姐姐已经学会了走路，在那个少吃没穿走路都得扶墙的年代，姐姐的生命力不可谓不顽强。妈妈说那时的姐姐也是面黄肌瘦的，可看见瘦的像个小老头的我，她的小脸上带着甜甜的笑。我想她是在高兴自己有了个弟弟，可她肯定没想到从此以后她身后会多一个“”拖油瓶”吧？
当时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我家一儿一女是标准的幸福家庭，不像有的人家为了生儿子，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的。爸妈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生活上了，因为包产到户，家家都有了自留地。我的监护人就变成了姐姐。那时不论干什么，姐姐的一只手里总是拉着我，妈妈说，一群孩子在一起跑的玩，我们总是最后一个，她拉着我的小手在后面追，但从来没有丢下过我。
后来我上了小学，我和姐姐在一个学校，那时学校也是个“”拼哥”的地方，受了气都叫哥哥给出头，有一个哥都不好意思往出叫，可我就一个姐，愣是没受到欺负，我估计姐的口才好，肯定是那时候练出来的，那小嘴叭巴的，谁也说不过她。
姐姐的学习特别好，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个三道杠---大队长。那也是我在学校里扬眉吐气的一段风光岁月，尤其是姐姐考上当时县里重点高中的时候，那是轰动四邻八乡的一件大事了，我们校长带领全校师生敲锣打鼓绕着公社走了整整一个上午。姐姐带着大红花走在最前头，我也心花怒放的在队伍后面跟着走。那个场景不知道姐姐忘没忘，我直到现在都历历在目。
三十年前考大学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那时的大学学历还是块金字招牌，足金里的千足金。因为国家是包分配工作的，就是说毕业后直接可以就业，上班赚钱。
命运有时玩劣的像个孩子，让人生气而又无奈。姐姐的大学通知书在开学半个月后才姗姗来到，是我们县里的大学，距离我家不到一公里。可那时姐姐已经在北京的一所自费大学开始上课了，而且读的是她最喜欢的外语学院，怎么办？
这边是最普通的大学，但它对一个农村人来说有一个致命的诱惑，就是包分配，落城市户口，而且学费低。尽管当时的分配已有了鸡肋之嫌，但仍然不失吸引力。爸妈进行了短暂的交流，说这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应该让姐姐自己来决定，可当时读高一的我还是读懂了父母话里的意思。我花了一个小时给姐姐写了一封长信，信封后面写了三个急字儿还画了一根鸡毛。信里我劝姐姐一定要留在北京，不要回来，因为我的潜意识告诉自己，在那个被称作国家心脏的地方，以姐姐的才华一定会迸射出璀璨的光芒。
靠着姐姐的一封家书，只有小学文化的妈妈愣是从茫茫人海中精准的找到了姐姐，在天安门前拍了照片后，姐姐也“欣然”的回来就读她的大学。
在看到姐姐的那一刻我问她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姐姐点了点头，笑着说她的弟弟长大了。我当时对姐姐发怒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那么凶的对她。姐姐没有辩解，只是在那里沉默着，我知道了她的不甘，我太知道所谓的自主决定权了，里面会有多少自主的成分。我也知道我紧随其后成长的步步紧逼，给姐姐的自由选择带来了多么大的阻力，毕竟当时我们的家庭还是贫寒的，从农村搬到县城，借了一堆外债才有个属于自己的立锥之地，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经济压力呀！
一晃都三十年了，现在的姐姐已经有了一个和睦的家庭，靠着自己的打拼，在寸土寸金的广州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买了车子，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姐姐说她很知足，过的很幸福。
人生没有重来，我们也没有看透未来的眼睛，但我总觉得生活怠慢了我的姐姐，那一次的选择，她一定失去了些什么，也许就是一场富贵，也许是另一段精彩的人生。
听见汽车在大门口鸣笛，我知道分别一年的姐姐回来了。
拉开门我看到英俊潇洒，高大挺拔的姐夫下了车，兴奋无比的外甥女遥下玻璃露出头，高声喊着姥姥和姥爷。随后我从玻璃上看到了笑颜如花的姐姐，那一瞬我的心彻底的舒展开了。
失去什么都不重要了，哪怕是失去了一个世界。抓住的才是自己的，得到的才值得珍惜，最重要的是，此时的姐姐是幸福的，因为我看到她眼角细细的皱纹也开成了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