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学写字、七十来写书；自打会写书，从此“开了挂”；一年一本书，每本都耐读。从2013年处女作《乱时候，穷时候》，到2014年的《苦菜花，甘蔗芽》，再到2015年的《长脖子女人》，以及最新著作《俺男人》。
姜淑梅奶奶以七旬高龄，保持着一年创作一本书的旺盛艺术生命力。很难想象如今的传奇作家在十多年前，还是不识几个大字的普通文盲老太。
话说十多年前，当时六十多岁的姜奶奶和丈夫从东北一起回山东老家，途中遭遇车祸丈夫不幸去世。姜奶奶悲痛欲绝，“感觉心翻了个儿”，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睡着了也感觉老伴就在身边躺着。女儿艾玲看着母亲如此痛苦，为了安慰母亲，她就教母亲认字、写字，以转移悲伤情绪。本身就是作家的艾玲还带母亲参加了一堂鲁迅文学院的写作课。姜奶奶记住了课堂上老师说的话，要写就写别人不知道的。
作为六旬老人，认字写字本是无心之举，没成想却插柳成荫；仅用十余年，姜奶奶就从文盲老太反转逆袭成为广受欢迎的“中国最后讲故事的人”。至今出版四本书，本本畅销。她本人由此赢得了无数“姜丝”的衷心喜爱。用她的话说就是，“过去平平常常的事，打仗啊、挨饿啊、批斗啊，现在都成了好故事。第一本书出来以后，俺跟辣椒似的，老了老了还红了。”
姜奶奶从刚开始跟着电视、幼儿图书、自编快板书等学写字，到慢慢的一天写出一句话、一段话、一篇文章。她坐在家里沙发上，抱着沙发垫、铺着稿纸一笔一划把六十多年人生酸甜苦辣、故人故事等娓娓道来（之所以不用书桌，是因为姜奶奶嫌书桌不“亮堂”）。之前从没接触过写作的姜奶奶天赋惊人，下笔干净利落、开门见山、直指故事核心，绝无废话，各种花哨的形容词、修饰性副词、成语等一概没有，“每一个字都钉在纸上、每一个字都戳在心里”。她笔下那些故人、故事在简朴白描的山东土语书写中被重新赋予了鲜活生命，令读者感觉栩栩如生、过目难忘。整体作品既洋溢着淳朴厚重的山东地方风土人情，又体现出民间文化汪洋恣肆的强大想象力与旺盛生命力。
经过作家女儿艾玲的帮助和修改，姜奶奶的部分作品先在《读库》发表，很快又结集成册出版了第一本书《乱时候，穷时候》，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记者采访她时，姜奶奶豪迈坦言，“俺有个打算，只要活着，一年要出一本书，也不用多厚，一本书十多万字就行。”截止目前，她还真就做到啦！在长期投入写作中，姜奶奶也感觉——天短了，很多事看开了、放下了，心里亮堂了！
姜奶奶的四本书，有亲身经历，也有对父亲、丈夫、婆婆等亲友故人的生动回忆，还有听老辈人、故乡人、亲戚朋友或在火车上、公园里等有心听来的老故事。头一本书里有姜奶奶小时候在山东经历抗日战胜时期、解放初期以及后来结婚、到东北跑盲流时的曲折经历。故事从底层百姓的视角白描出了“乱时候、穷时候”那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时代烙印。姜奶奶父亲姜清车为人仗义疏财、对待乡里乡亲友善和睦，在日伪时期却被迫给日本人干事。解放后政府要枪毙他，十里八乡的百姓为他请愿，最后被免除一死。姜奶奶的母亲对待乡亲友善仁义，爱帮助人，去世时周围百姓都赶来送葬。第一本书里还生动描写了姜奶奶年轻时结婚、挨饿以及为了活下去和丈夫一起到东北跑盲流的故事。姜奶奶年轻时带着孩子和丈夫到东北，一直当了几十年的家属工。那段经历特别苦，但她不服输，自力更生熬碱卖钱，和丈夫一起养活家人、帮助亲戚朋友……到老了她还考问三个儿子“人啥时候最有劲？”最后她的结论是，“人穷时最有劲。”人穷让人看不起，但人穷志不能穷。
从第二本书开始，姜奶奶的写作视角从个人经历更多转移到了描写故乡、故人、故事上，故乡的时代变迁、男人女人、婚丧嫁娶、风土人情等在她笔下栩栩如生。就像她对女儿所说，“我感觉你姥娘、姥爷好像没有死，还活着一样。”女儿自豪地对母亲说，姥娘姥爷那些亲人和故乡人，在您笔下又重新复活了。
而从第三本书开始，姜奶奶除了写她自己记忆中的故事和亲身经历之外，开始有意识地主动收集民间故事、主动成为一名民间文化的收集者和书写者。她把收集老故事等写作素材形象地称为“上货”。姜奶奶和女儿每年至少要回一趟山东老家，平时在公园里、火车上碰见老辈人或能说会侃的，她也主动找人家聊天，有心记下听来的各样故事。
姜奶奶的四本书，无论是描写个人经历、家族故事、风土人情、时代变迁还是记叙听来的民间传奇，都一以贯之地凸显了民间文化惩恶扬善、弘扬真善美、注重道德人伦等传统主题，同时更加彰显了民间文化瑰丽奇幻的无敌想象力，保留住了未经官方意识形态洗礼的原始粗犷的文化原生态。作为民间文化土壤中开出的鲜艳花朵，她的作品虽成之偶然但也有其必然。
从时空跨度来看，无论是从姜奶奶的山东老乡清朝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到当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精英书写，还是姜奶奶的底层民间书写，其实都深深扎根于中国民间文化的深厚土壤，深深受益于民间文化的不竭泉源。
研究民间文化的当代著名学者冯骥才除了个人整理书写的民间文化故事集《俗世奇人》之外，他更重要的工作是和团队一起历经十数年收集整理和保存民间文化的一丝一缕，有很多民间文化遗产都处于抢救式收集和发掘阶段，去晚了可能就永远消失了。在《大家》栏目采访中，冯骥才坦言，我们国家的民间文化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如果把目前收集的非物质民间文化遗产刻印出册，将是煌煌两百卷的巨著。文化遗产并不是属于过去的，它属于未来，更属于我们的后人。所以我们这代人必须把遗产的保护和文明的传承承担起来，不要叫它出现断裂。而老百姓是我们文化的主人，只有老百姓把自己的文化当回事了，爱惜了，才能真正传承下去……想一想这两百卷煌煌巨著，里面该潜藏着多少像姜奶奶作品一样动人心魄又引人向善向真向美的好故事、好传统、好文化呢？
如今不少年轻人可能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等非常不“感冒”，他们欣赏的是国外影视、音乐、文学作品甚至是各类消费品中所蕴含的洋气时髦、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新奇文化。他们内心深处充满了深重的文化自卑感却不自知，他们迫不及待在自己生活中想要和正在实践着“去中国化”，比如只看外国电影、只听外国音乐、只读外国书最起码也要是翻译作品。而中国文化包括当代影视、文学、音乐、美术作品和老祖宗留下的那些个传统文化、积淀数千年的民间文化等在他们心目中则是土气、过时、甚至是“弱智、垃圾”的代名词。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就说过，不管是对待国外文化还是自己本民族文化，都要遵循“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共处原则。国外或其他民族的月亮再圆、文化再新奇再美好，也不能成为我们自我菲薄看轻甚至抛弃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理由。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我们更无法通过疏离、鄙视甚至抛弃自己本民族文化、一味追寻“美人之美”来寻求文化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哲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曾深刻指出，“人是各自所在文化的产物。”发自内心地鄙视和否定本民族文化，其实也就是否定我们自己的文化根源，是在否定我们自己的文化存在，如此只会堕入文化虚无主义的深渊。
当然对于本民族文化中的糟粕我们要善于鉴别并勇于抛弃，对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我们要善于汲取并大力弘扬。对待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也要敞开心胸去借鉴、学习和消化吸收。只有“自美其美”，同时又“美人之美”，我们才能一方面丰富发展自身文化泉源，一方面又为其他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身为一个中国人，让我们为自己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优秀民间文化、优秀当代文化等而深感自豪。让我们首先不忘继承发扬自己本民族文化精华，同时又善于学习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因子；如此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变革背景下，我们才会拥有强大的文化自豪感、归属感与向心力，以及文化发展的使命、动力和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