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逝，时光荏苒，每当我回到魂牵梦绕的闫桥，看到飞驰在乡村道路上大大小小的农用车，记忆的闸门就会被打开，我就想起了承载着艰辛的架子车。

架子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流行的一种运载工具，可以送粪拉土、运粮食，每次能拉数百斤甚至上千斤，抵得上几个强壮劳力，比起人挑肩扛轻省了许多，是当时农村最先进的运载工具。

那时，尽管一辆架子车只有100多块钱，但当时正值穷苦的岁月，一般家庭连肚子都填不饱，能置得起架子车的农户极少。

当时6个生产小队、近2000人的闫桥村，满村找不到几辆。我家兄妹5个蜷缩在祖上留下的3间老屋里。

大哥去平顶山煤矿当工人，全凭父亲一人挣工分养活全家，拼死拼活干上一年，年终生产队里一算账，我们却是欠款户。

一次，家里的煤炭烧完了，一向刚强的父亲跑遍了全村，低三下四求告了3天，愣是没借来架子车，父亲只得从8里外的练集用肩膀扛回100多斤煤炭。

我心痛地对父亲说：“咱家能置上架子车，您就不用上街扛煤炭了。”父亲说：“等你大哥回来，我跟他提提，看他能不能俭省点，积攒几个钱，咱也买一辆架子车。”

后来，我记得过春节时，大哥从平顶山带回一副“青岛牌”架子车轱辘（下盘）。父亲请木匠闫兴礼、杨文明两人锯掉院子里的老榆树，做了架子车车身。

木匠把驾杆刮得光亮光亮的，手抓着感觉很好，我们把架子车轱辘（下盘）装上。

第二天，我潇洒地拉起浑身散发着木头香的新架子车，来到闫桥大队第十五生产小队领活的大槐树下，乡亲们呼啦一下都围上来看稀奇。

那个年代，家里有辆架子车，比现在有辆宝马汽车还长脸。在生产队干活，一辆架子车顶一个劳动力，每日给架子车记10分。

队长派活时，总把平田整地、拉土送粪、外出买东西的活儿派给拥有架子车的人。上工时，我像一个领兵打仗的先锋，拉着架子车走在前面。

乡亲们众星捧月般地跟在架子车后面。只有在收工后，小伙伴们才能轮换着拉拉我的架子车。

当时，生产队里实行集体评工法，但对运粪、拉土等容易量化的农活，采取定额记工法，而这些农活非拥有架子车的人莫属。

那时，我除了抽空看些书外，只想着多挣些工分，只要一有定额的活，便抢着去干。每年开春后，生产队便派有架子车的劳力干定额活，往翻过的地里送粪。

土壤很松软，装满粪的架子车走在地里，车轱辘陷入其中，一般人拉不动，不得不与另外两个拉架子车的结对。

一个人在前面驾辕，另外两个人在车身两侧使劲往前推，才能把一架子车粪送到地里。我发育不好，16岁才长到一米三，短胳膊小腿，但是有劲儿。

一到地里，我两只手紧攥着架子车辕杆，绷直背绳，腰腿肩并用，一口气就能冲到倒粪的地点。俺队有9辆架子车。

每年春天往地里送粪时，一到地里，架子车都停在地头，3个人或5个人搭班拉一辆架子车，一口气就能冲到最远处，辗出两道直直的辙印，几趟过后就辗出一条路来。

每人每天能拉10趟粪，人得10分、架子车得10分，总共可得20分。

物以稀为贵。邻居们磨面、往自留地里送粪、到集上买煤，免不了来俺家借架子车，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我不解地向父亲发牢骚：“他们用咱的架子车，耽误咱家挣工分！”

父亲数落我：“咱家还有啥？人家借咱的架子车是看得起咱，不能因为挣工分丢掉了乡邻们的情。”

有男孩儿的庄户人家，男孩儿长大娶媳妇，必先盖两间土坯房子。每年春天，村里总有不少盖房子的。

那个年代，盖房子不像现在包给工程队，而是找本村的人干，只管饭，没工钱。盖房子少不了用坯，人们先在地里打好土坯，土坯晒干后，再用架子车将干坯拉回家。

由于我家有架子车，少不了找我帮忙拉坯。盖房子的人太多时，经常“撞车”，我们合理安排时间，连人带车给每个盖房子的主家帮几天忙，落下个“好说话”的名声。

直到现在，我从镇里一回村，不少年纪大的乡邻总是向我嘘寒问暖的，想必他们还惦记着我是个给别人帮忙不惜力气的人。

那时粮食少，分的口粮仅够吃半年，不到过年，家里的瓮就见底了。所以，一到农闲，村里人都想法子外出挣点现钱贴补家用。

1972年收过秋，我听说县棉麻公司（那时商水县棉麻公司棉花厂在现在的周口市区）要雇人用架子车往火车站货场送棉花包，一包5角钱。

我就托熟人揽下了这个营生，和村里另外6个有架子车的人结伴到现在的周口市区送棉花包。

头一回，我往架子车上装了10个大棉花包，站上的工作人员问我：“别人装8个，你装10个，你咋敢装这么多？一个棉花包100斤，这一车就是1000斤，你拉得动吗？”

我回答：“多拉一包能多挣5角钱，5角钱够吃一顿饭，我能行。”

由于架子车负荷过重，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我两只手紧攥着架子车辕杆，脚尖狠劲蹬地，肩上的背绳几乎勒进了肉里，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额头上不停地往外冒汗，汗珠流到眼里遮住了视线，我都不敢用胳膊擦。

因为两只手紧紧攥着架子车辕杆，胳膊控制着车的平衡，一旦一只手离开辕杆，另一只手就无法控制架子车的重心，负荷极重的架子车不是撅到空中，便是砸在地上。

花了五六个小时，我们才把棉花包拉到了火车站货场。天黑后回到家里，累得吃饭都要趴在床上吃，有时，手里拿着馍，吃着吃着就睡着了。1972年一个冬天下来，我赚了500块钱。

上世纪50年代末，建设周口沙颍河水利枢纽工程（就是现在的周口大闸），号召民工往工地上拉石块。

商水县号召农民拉着架子车上襄城县山上拉石块，运到周口大闸工地。生产队派我们6家有架子车的户去拉石块。

那天天刚麻麻亮，俺队的闫世亮、闫世强、闫兴科、闫兴中、闫全中和我6个人往布袋里塞了20个黑窝窝头（红薯面做的）。

冒着寒风，经过张庄、谭庄，走到漯河归村时天已快黑了。当时闫世强是队里的副队长，他说：“休息一下吧，生火烧点水喝。”

闫世亮生火烧水，我吃了一个黑红薯面窝窝头，喝了半碗白开水，我们连夜继续往漯河方向前行。

两辆架子车搭帮，一个人拉车、另一个人躺在车上休息，夜间不停行走，一不耽误行程，二来可以轮流休息。

车子走到漯河时，街上灯光灿烂，我们直呼城市的夜景太好看了。我们走漯河、过郾城、经丁营、到皮城，一直走到夜幕降临。

路上，我们问一位老乡：“这是什么地方？”老乡答：“小北山。”又问离周口装石料的厂有多远，他说不知道。

看见路旁有一处灯火，我们又去打听，老乡说：“你们东乡人没上过山，空车上山都不易，实车下山就更难了。”

装完石块后，我们往回赶。正如那位老乡所说，山坡太陡，一个人驾不住辕，我和两个同伴用肩扛着架子车辕杆，一点点往下挪，花了足足4个小时才走到山底下。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直到第三天天快黑时才走到公路上。当时我们6个人又累又饿，副队长说：“已经出来3天了，都别省钱了，到了襄城县，每人喝碗面条汤。”

拉着沉重的石块，我们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了襄城县县城。闫兴学问了问，面条一元钱一碗。闫世亮说：“老天呀，喝碗面条花掉3天的工资。”

他舍不得，说找点水烧水喝、啃干馍。闫世亮、闫兴学他俩在公路旁的沟里取来水，烧了两碗白开水，啃着干馍。

吃过饭后，我们继续前行，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拿下车上备的旧被子，摊在公路边睡一会儿。

当走到漯河北的孟庙时，天已大亮。路边一家饭店老板吆喝着：“用羊肉汤泡干馍，一碗1角5分钱。”

我们几个人拿着自己的干粮，一人要了一碗（说是羊肉汤，其实是羊血和白菜帮子炖的汤），喝着吃着。

饭店老板确实实在，添汤不收钱，闫世亮花了1角5分钱，喝了3碗汤。

来回行走了5天5夜，终于到了周口大闸工地。过磅后，我的架子车毛重1300斤。天呀，怪不得我觉得身后好像有一座山在车子上压着。

那次去襄城县山上拉石头，是我此生难忘的一次经历，一天3角钱，总共挣了1元5角钱，架子车和人每天各得10分，共得100分。

后来，农村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我家里相继添了农用大篷车、小四轮，风光一时的架子车从此被搁置在了院子的一角。

如今，我每次回家，都会去看看那辆架子车。抚摸着那满是岁月痕迹、蹭得光亮亮的车辕杆，我嘱咐子孙们：“架子车是咱家的功臣，可不能把它毁了。”

现在，架子车下盘（轱辘）和车身都存放在老房子里，架子车就像一位劳苦功高的老者，成了全家人的念想和历史的见证。

我常常想，人生就像架子车，不管上坡还是下坡，不管前路是平坦还是坎坷，只要朝着认定的目标拼尽力气前进，就能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