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
人生是苦多乐少。 ”——萧红《呼兰河传》
冬日的帝都,寒风凛冽。
据说是2000后最冷的冬天。
萧红的《呼兰河传》,让原本温暖的室内多了几分寒意。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不只天冷,人心也冷。
更确切说,是麻木。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
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这种麻木与年代无关,与地域无关,只与人性有关。
01
《呼兰河传》开篇写了埋葬了多少动物的大泥坑。
而在生活这个大泥坑中,也有不少人在挣扎。
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
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半个世纪前人们对待病的态度,如今并没有多大不同。
几年前母亲患了眼疾,陪她去医院诊治。
候诊的时候,听到一位一只眼睛换了白内障,没有钱手术的农村大爷对医生说,如果不影响另一只眼睛的视力,就不做手术了,省点钱。
“可是发展下去,另一只眼睛也会受影响......”
在外面看不到医生的表情,从话音里听到了悲苦。
其实老大爷的眼病并不重,手术的费用才几百块。
用一只眼睛,省下几百块。
彼时还在上学的我,受到了巨大震撼。
习惯了以健康放在第一位,那个时候我忽然发现,原来还有另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对于没钱的人,生老病死,都只能听天由命。
而对于其他人,死亡只是一桩事件。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者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就把这人埋起来。
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回家照旧地过日子。
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对待死亡如此,对待女性亦如此。
02
英国历史学家罗宾·科林伍德曾指出,历史一直都是由男人撰写的,他们对事件的诠释、态度,乃至言语和风格,反映的都是男性的视角。
这一视角影响了他们对过去的重建与再现。
文学也是一样。
在男性作家那里,乡土文学通常满载着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怀念与赞颂。
萧红对于童年时代的家乡有着很深的感情,但她的女性视角提供了一个与男性作家不同的观察点。
《呼兰河传》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悲剧女性是小团圆媳妇。
小团圆媳妇是一户人家的童养媳,才12岁,因为长得高,别人就说是14岁。
婆婆一有不顺就打她,甚至还拿烙铁烙了脚。
婆婆的想法很简单,家里的牲畜打不得,猪打了会掉膘,儿子是亲生的,不舍得打。
唯有媳妇,打几下自己会好,不要紧。
然而婆婆并不是恶婆婆,她只是那个时代普通婆婆的缩影。
媳妇病了,婆婆拿出了很多的钱给她治病。
昏迷中的小团圆媳妇嚷着要回家,婆婆认为这就是你家,哪里还有什么家,一定是妖怪上了身,所谓“回家”就是妖怪的家。
于是又采用跳大神等荒谬的方式,把昏迷的媳妇拉近大缸,浇热水等等荒唐的“疗法”。
如此折腾下,小团圆媳妇最终撒手人寰。
小团圆媳妇,只是那时无数农村媳妇中的一个。
萧红对故土的怀念,丝毫不带有家乡滤镜,把愚昧的人们描绘成淳朴。
作为有着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萧红对女性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
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
对那些不堪重负投井自尽的女孩子,萧红充满了同情和理解。
古语说,“女子上不了战场。” 其实不对的,这井多么深,平白的你问一个男子,问他这井敢跳不敢跳,怕他也不敢的。
而一个年青的女子竟敢了,上战场不一定死,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
可是跳井就很难不死,一跳就多半跳死了。
那么节妇坊上为什么没写着赞美女子跳井跳得勇敢的赞词?
那是修节妇坊的人故意给删去的。
因为修节妇坊的,多半是男人。他家里也有一个女人。
他怕是写上了,将来他打他女人的时候,他的女人也去跳井。
女人也跳下井,留下来一大群孩子可怎么办?
于是一律不写。只写,温文尔雅,孝顺公婆……
有这样认识的女性,在那个年代一定很孤独。
茅盾先生给《呼兰河传》做序的时候,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寂寞”。
这个形容没有错,但不如萧红自己用的“悲凉”。
《呼兰河传》里童年的“我”并不寂寞,因为有祖父的宠爱,还有“我”的秘密花园。
03
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
绝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
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
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东北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菜园子。
相隔半个世纪,读着萧红笔下的小花园,我竟然在记忆里找到了熟悉的影子。
乡下的爷爷家也有个园子。
儿时的我也喜欢在园子里“探险”,玩累了,就找一个大人们都嫌弃的堆放农具的屋子,躺在里面的稻草堆上,抚摸着一旁的狗子休息。
记忆里对有没有人一起玩,反倒模糊了。
那个时候根本不在意是不是自己一个人玩耍。
小孩子的世界,哪有什么“寂寞”可言,地上的蚂蚁都是玩伴。
祖父的存在更是保护伞,《呼兰河传》里最温情的地方莫过于孙女和祖父的互动。
祖父宠着“我”,给“我”烧鸭子,小猪,教“我”读诗,给“我”讲过去的故事,“我”也看着祖父在园子里忙碌。
虽然祖父也有着那个年代人的特点,例如不操持家务。
但祖父却是开明的。
祖父的很多观点和“我”不谋而合,很难说是“我”受祖父的影响,还是孩子的视角才是正常的。
小团圆媳妇那一家认为媳妇是妖怪,招来跳大神的“驱鬼”,后来媳妇快死了,又要“休妻”。
祖父说:“把人家的孩子快捉弄死了,又不要了。”
磨官冯歪嘴子的媳妇,只因为没有按照大家的习惯嫁给一个有钱人,却嫁了一个拉磨的,就遭到无数人议论。
从小孩子的视角看,“我”认为这没什么,难得是祖父认同“我”的观念。
祖父也和小孩子一样有着同情心。
磨官生了孩子被“我”看到,零下十几度的磨坊住不了孩子和大人,便来求祖父。
天真的“我”在一旁帮腔:“炕沿上的瓦盆都冻裂了。”
本是客观形容,却让磨官掉了眼泪。
后来,祖父告诉“我”,“我”的话让磨官难为情了。
虽然“我”并不明白有什么难为情的。
是啊,穷,又有什么难为情的呢?
祖父是“我”童年的一抹亮色,用今天的网络用语来说,祖父的存在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04
萧红十几岁的时候就逃离了东北,再也没回去。
然而故乡在她笔下是永恒的存在,她笔下的人物都是根植于那片黑土地的活生生的人,连那凛冽的空气都如此真实。
春天为什么它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的到另外的一个城里去,在另外一个城里也多住一些日子。——《小城三月》
直到今天,东北的春天依然短暂。
写就《呼兰河传》的萧红病居香港,这本书问世一年后萧红就与世长辞。
所以很难说书写的时候作家是不是感受到了这种“天命”的召唤,采用了孩童的视角来描画,既让叙事生动活泼,也符合作者当时的心态。
大限将至,人总是怀念故土。
回忆的文字可以实现生命的永恒。
有人说萧红创造了“散文小说”的写法。
读《呼兰河传》曾一度以为是回忆录,直到在不同的文章看到相同身份不同名字的人物,才恍然这是小说。
给人这种错觉,是因为作者采用的双重视角。
《呼兰河传》里不只是孩童的视角,还有那些不时的旁观视角的点评,透着犀利与睿智。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似,为什么这么悲凉。
可是当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流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的,等流过了自己,也还没有什么,唯独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的来了空虚。
要知道萧红去世的时候才31岁,很难想象怎样的经历能让一个不到30岁的女人写出这样老练的文字。
萧红最终是心软的。
她虽然说着,“他们过的是既不向前,也不回头的生活,是凡过去的,都算是忘记了,未来的他们也不怎样积极地希望着,只是一天一天地平板地、无怨无尤地在他们祖先给他们准备好的口粮之中生活着。”
但在结尾处,她还是给了笔下的人物顽强的生命力。
磨官冯歪嘴子的结局让人在寒冬中望到了春天。
虽然妻子去世了,但留下的两个孩子是他活着的动力,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不停地努力生活着。
生活的真相在《呼兰河传》里戛然而止,被善意地隐藏了起来。
在早几年发表的《后花园》里,同样姓氏的磨官,结局却是妻子去世了,孩子也去了。
也许,这才是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