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副总建筑师陶郅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12月7日晚在广州逝世，享年63岁。—— 一则华南理工大学的讣告，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惊。
陶郅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为失去一位挚友而感到惋惜和悲痛。于是，写下了这篇怀念文章。
2018年12月8日晚，一整天没打开微信的我，突然发现我们同学群“大麓”相比平时信息增加不少，我想，又是什么新闻来了，引起同学们的共鸣。于是，我第一个打开了这个群。让我不敢相信的，竟然是让我感到无比震惊的一个消息，我的同学、最好的朋友，陶郅去世的消息。这太让我难以接受了。想着一年多前我们高中同学45周年聚会上，他那活跃的身影、开心的笑声、低调的言谈举止，还仍然在我的眼前晃动，怎么就这样走了呢？！我记得清清楚楚，在聚会现场，他忙里偷闲，给我这个不太称职的“摄影师”以指导，他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年底前后，我要去你们那边新化。新化博物馆是我的一个项目。”我说，“好。我等着你。”竟然，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交流。
同学们哀思如潮，迅速行动起来，准备编辑一本《追忆陶郅》的纪念册。我举双手赞成。我与陶郅相识有48年之久了，但真正在一起就是高中的两年和待业在家的头两年。几十年前的记忆，加上我的日记的辅佐，我就把印象最深的几件事写出来，以表达我对同学、朋友陶郅的深切怀念吧。
陶郅的“敏”
我是上个世纪的1971年，从我父亲下放的湘潭县农村中学转学回到长沙的。到长沙市九中报到后不久，我就发现一位同学的名字似曾相识。他就叫陶郅。而我有一位最要好的小学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陶琢。所以，感觉就像是两兄弟。果不然，一次课后，我与陶郅“见面了”，一问，他还真的是陶琢的弟弟。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就这样，我这个初到九中四排的“外乡人”终于有了第一个认识的“朋友”。陶郅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的“敏”。不论是学习上，还是见识上，应当是超过我们同龄人的。也就是他相对于我们要老练不少。我们两后来先后成为了排干部，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说是很默契的。那时候，实事求是地讲，正规的教学其实有点“逗把”，什么劳动、大批判、学习班一个接着一个。还有个经常性的任务，就是班级黑板报。教室里一块，教师办公室外墙上一块。在我印象中，我和他出的次数蛮多的。一次，大概是有关批判歪风邪气的一期吧，陶郅讲要设计一个刊头。那时，参考书籍很少，即便有，陶郅也感觉不满意。怎么办？这时候已经是放学了。不赶紧完成，回到家里还不天黑啊。他突然对我说，你来做模特。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模特”？完全不懂。他又说，你就握个拳头摆在那里，我照着画。这下，我才有点明白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当模特。也是第一次从陶郅嘴里知道了什么是模特。还别说，他照着我的拳头画得很认真，终于将他自己满意的刊头设计并画了出来。而我的模特生涯就此开始，多次给陶郅、黎丹、宪魁、肖伟当模特，画人像素描。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与陶郅同学在长沙“三馆一厅”。他在向我介绍相关情况。“三馆一厅”是指包括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图书馆、长沙市规划展示馆、长沙市音乐厅及周边配套设施在内的长沙滨江文化园建筑群。是陶郅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陶郅的“韧”
高中毕业后，我们都待业在家里了。我那时很茫然，很无助。今天下决心好好复习功课，明天下决心学吹笛子。但最后都半途而废。陶郅也许是我们同学中比较早参加工作的。我的日记中记着，他是1973年4月2号上班的，单位是长沙市民族乐器厂，他专门做小提琴。他上班前的一天晚上到了我家里，可我出去看电影去了，没能碰面。直到两个月后，我应邀到他的厂里去看他，这才看见他坐在一张工作台前，腰上系着围裙，正在做小提琴的琴身。因为正在上班，我不便打扰，便在一边静静地坐着，看着陶郅。他那专注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参加工作就好了。这年的8月11日，宪魁同学告诉我一件意外的事，说在一次工作的时候，陶郅的左手被刨板机给伤了，除了大拇指，其他四个指头全给刨伤。得知消息的当天晚上，我就赶到了他的家里去看他。按说，他的伤不轻，应该好好休息。可没几天，伤口不那么痛了，他又开始画起画来。左手伤了，明显地不方便，但他就是不愿意停下来。我被感染，于是常常去他家里，帮他做一些画画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比如削削铅笔、裁裁画纸、准备写生用的物品。有段时间没去他家了，有一天过去，发现了不一样。陶郅竟然开始拉小提琴练习了，一起学习的还有国栋同学。大热天的，汗流浃背，他也没停下来。最让人印象深的，他竟然在左手肘关节下放了一个小盆子，用来接淌下来的汗水。当时给我的触动很大。
陶郅的“诚”
陶郅是个特别热心的人，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很实诚。在排里，但凡有同学需要帮助，他都很乐意。他是排干部，自然有“工作”本来的要求，但他并不看做负担。比如家访。其实，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小孩子”，懵懂的年级，好多事情并不大懂。有一次，到一位女同学家去家访，应该是江秋雯吧，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同学。我和陶郅一起去的，没想到，还没讲几句，她竟然哭起来了。我是蒙了，束手无策。陶郅反倒比较镇静，一边安慰，一边做工作。说实话，我是狼狈地出来的。还有一次，我和陶郅去同是排干部的游陆萍家去家访，走到她的家门口，我们两都犹豫了。因为有前面家访的经历，所以我们不敢贸然敲门。就这样，我们两就一直在同学家门口徘徊。最后，还是陶郅下决心，说是既然来了，又是工作，那就一定要完成任务。何况是帮助同学。于是，我们鼓起勇气去敲门了。实际上，那天我们并没有遇到游陆萍。但陶郅的那份责任心和对人的真诚，还是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75年6月4日，我终于结束两年的待业，准备前往冷水江市省资江氮肥厂工作。临行前，陶郅、周彦、宪魁来送我。分别之时，同学都给我留言，全部都是诗。陶郅给我的诗是这样写的：《送友人》“同窗共读两春秋\悲欢离合任去留\只愿两地尘不染\鹏程万里莫回头”。周彦写的是《话别》“送君千里不如酒\‘青梅’如汁友情稠\此行不知何时聚\更秉银盏话当初”。宪魁写的是“祖国处处唤英雄\有志该当奔前程\尔汝依依难舍意\原乃共济同舟人”。说实话，当时确实不想离开长沙，不想离开要好的同学。但是，待业两年，实在是不想再这么耗下去了。所以，同学来送我，确实那份依依不舍很长时间都在心里打转转。这么些年，我时不时地也翻看这几首诗，想着和大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2009年9月13日，接到宪魁同学的电话，让我赶紧到长沙来，因为陶郅回来了，而且马上要走。说是好多年没看见我了。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赶往长沙。晚上7点来钟，我终于在“冰火楼”见到了14位多年未见的同学，其中，陶郅同学让我不敢认了。那次回来后写了系列文章《长沙同学会》，我在《相聚冰火楼》中这样描述：我看到了一个人，一个很熟悉的人，陶致。我一边说“我简直就不敢认你了”，一边伸开双臂，和他拥抱在一起。齐肩的长发，下颚留着一小撮胡须，有些疲倦的眼睛和依旧那么有感染力的笑声，这就是他，我最要好的同学，陶致。那次相聚很高兴。聚会结束后，有同学问我，谭目亚，你今晚住哪里。我说，既然到了长沙，见到了同学们，我还怕大家把我丢在马路上不管吗？陶郅一把拉住我，说，目亚和宪魁今晚都到我那里去。就这样，我们三个好同学在一起聊天到很晚很晚。
陶郅的“睿”
陶郅对事物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大学选择了建筑，他在建筑领域里的又取得了不俗成就，证明了他的选择多么具有远见卓识。还在我们基本都在待业的时候，有一次在烈士公园，我们六位同学，陶郅、黎丹、周彦、肖伟、宪魁和我，因为有着基本相同的兴趣爱好，就商量着成立一个什么文学社。这在当年的1974年还是比较大胆的。当时我们几个对社名刊名是有分歧的。最后是陶郅说，我们现在六个人，加上鲁迅，因为我们都喜欢鲁迅及其文章，就取名叫“七星社”，刊物名从“七星”引申过来就叫“北斗”。还别说，我们这份刊物真的就在1975年7月正式“出版”了。《发刊词》后两篇，一篇《鲁迅生平》，另一篇《鲁迅诗词散译》，就是出自陶郅的手笔。特别是《鲁迅诗词散译》，陶郅选择了鲁迅先生的《自题小像》这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陶郅对这篇诗歌用充满敬意和诗意的语言进行了解读。最后一句是这样的：祖国啊，我愿意把我的热血，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献给你，都献给你呀！在陶郅同学遽然离世的今天，重读这段《散译》，不正好是陶郅同学为祖国奋斗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2009年9月，我和同学相聚在长沙冰火楼。这就是当年“七星社”的成员，从左至右：李宪魁、肖伟、黎丹、谭目亚、陶郅。还有一位周彦，当时没有回来。
惊悉噩耗之时，写了一首藏头词，《菩萨蛮 痛悼致友》：
菩萨蛮 痛悼致友
天生才气高楼筑。
妒贤夺命阎罗蓄。
英睿擅雄浑。
才华惊摄魂。
致专诚最上。
友穆弟兄尚。
走报去天堂。
好人惜痛殇。
就以此来悼念我的同学、好友陶郅吧。愿他在天堂没有病痛，没有烦恼。一路走好，陶郅同学，我想念你。我的好友，我的挚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