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叫“老瞎子”，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已经看不见了。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坐在客厅的角落里，和黑暗融为一体。他经常一坐就是一天，沉默，像是一棵枯树。那时候家里穷，爸妈每天起早贪黑忙着去厂里做工，所以就把照料我的事托给了大伯。

那时我五岁，上窜下跳地天天想往外跑。有一次我偷偷跑出去和隔壁的同龄人玩泥巴，当天刚换的干净衣裳被弄得满身污点。晚上妈妈回家看到我的衣服，大声斥责我不该出去和野孩子玩泥。我躲在大伯身后，靠在他的身上，把头使劲往他身上钻。大伯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发，但是他的沉默却越来越沉重，像水一样冰冷。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机会偷跑出去了。大伯在我身上系了一块红布，一头在我腰上，一头在他手上。要是有时间没听到我声音，就用拉一拉手上的红布。我没法跑出去，就缠着他，让他讲故事。茅山道士兄弟的故事我一天至少听三遍。每次我就坐在他的二郎腿上荡着秋千，嘴里嚷嚷着再讲一遍。于是他又再讲一遍，茅山道士灵魂出窍捉鬼却被坏人设计装进棺材埋掉，最后无力回天。每次我都气的心痒痒。他也给我唱歌，“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每次唱歌时，他总是正襟危坐，眼睛望着前方，那凹陷进去的眼睛好像迸射出光茫。

等我进了学堂，大伯就成闲人了。农村不会养闲人，奶奶就托人访了个算命先生，大伯就跟着先生学算命。一年后也成了算命先生。

大伯是如何学算命的我不知道，但是他成了算命先生之后突然变的很厉害。村子里经常有人来请大伯去算命，毕恭毕敬的。每次我好奇地跟着大伯去看他怎么算命，总是被主人家礼貌地用一堆零食哄了出来。于是我也又开始缠着他给我算命，他总是拒绝。“命越算越薄”，他总是这么说。我不解。有一回我从学校回到家，突然全身无力，妈妈赶紧请大伯过来。大伯看过后说是惊到了，做个法事就好了。他吩咐奶奶拿一个酒杯装上米，用布包住，盖好，然后用开口那端在我后背使劲搓。等到给我后背全都摩擦一遍后，小心地将装满米的酒杯端放在桌上。然后尽量不扰乱米的情况下揭下布，以便观察米表面的状况。看到米有一条沟的褶皱，就说我是在哪条沟里失了魂。然后在我脑门上按摩，口里念念有词，大概是喊我名字，叫我快点回来。一通法事做完，最后嘱咐我一个礼拜要忌荤腥。神奇的是当晚我竟睡的安稳了。

我记得每当过年的时候总会来一些奇怪的人来家里，敲敲门，拱拱手，说声恭喜老板新年发大财，然后主人家会拿些钱和吃食打发了他。现在大伯也要成这样的人了，奶奶准备让大伯也去村里和隔壁村挨家挨户上门贺喜，一趟下来能得不少钱。作为一个会算命的“老瞎子”，大伯在村里村外已经小有名气了，这名气一半是因为算命先生的名声，一半是因为对“老瞎子”的同情。晚上在饭桌上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奶奶问谁有时间牵大伯转这么一圈，他们都推脱白天有事。最后的这个任务不知怎的就落在了我肩上。叔叔说，都是村里认识的熟人家，看到你这么懂事会牵大伯，肯定会给你好吃的。妈妈没说话，最后大伯说会给我算工资，我就马上答应了。妈妈没说话，算是默认了。那个春节，我牵着大伯走在乡村大大小小的野路上，从庙林村一直走到外婆家的三里村。农村里户户都沾亲带故，看到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牵着一个瞎子过年出来讨钱，都对我赞不绝口。那年春节我得了许多零食，也赚到了第一份十块钱的工资。后来我把这十块钱藏在新房子的某个墙缝里，结果再也找不到了。到了第二年春节我还想再牵大伯出去讨钱，但是妈妈让我在家写作业。大伯也说，你现在当然要先做好功课。

后来家里盖了新房子，爸爸就和奶奶分家了。我学堂里的功课很多，而且妈妈说要一直用功读到大学。我心里就一直憧憬着去大学而努力。每年就春节去奶奶家拜年的时候才会再见到大伯。那时候跟大伯的话就渐渐少了，他也只是问我功课念的还好。我上大学的那年，妈妈打电话抱怨大伯走路时把脚折了。我过年回去得空看他的时候，他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晒太阳。干瘪的眼睛一眨一眨，有黑色的眼屎挂在上面。突然间我发现他像茅草一样凌乱的短发已经染上了银色。他已经不再出去算命了，我也不是当年那个牵着他去算命的小学生了。我想到当年那个嫩嫩的小毛孩坐在大伯腿上，盯着他的眼睛，愣愣地问：“大伯，你眼睛怎么瞎的啊”，大伯沉默了很久，然后笑着岔开话题：“小孩子哪懂得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