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 月 留 痕-
(中篇小说)【连载】
文/高 旗
二十五、“打倒高连长”
戴着大沿帽的人就是我二哥，他参军满三年，回家探亲了。
看着我弄的满手泥巴，身上造的埋埋汰汰，我二哥不由鼻子发酸，但他很快控制了情绪。
他身着一身水兵服，抱着我回到家。全屯很快都知道了:老高家当兵的二儿子回来了。
当得知我大姐已经病逝了，我二哥很悲痛。他埋怨我母亲:大妹得重病为啥不告诉他？为啥不去医院？
母亲哭诉说:“家里哪有钱去医院呀……”
我二哥说:“那就领她到部队来呀，我们部队医院能治好的。”
我母亲说:“你妹有病的事都不敢告诉你，怕影响你的工作呢，那还敢往你部队的医院领啊？”……
悲痛和难过也挽回不了过去的事情。如今人已不在了，再后悔和遗憾也无济于事了。
自1963年至1965年，我家的生活状况逐渐转好。我父亲去大队做守屋人，跟现在的保安差不多。不过，有时还要勤跑腿——到各生产队送通知等事宜。
我大哥的精神状态略有稳定，可以到生产队劳动了。经过一段磨练摔打，各种农活都会干了。
后来，生产队看他实在恳干，而且腿脚勤快(那是他犯病时“溜弯”练就的)的特点，就安排他做“庄稼巡护员”——看青的。这下，可对他的撇子了，整天去巡护。那些经常到生产队庄稼地里小拿小模的人，都老实了——他们知道我大哥“有疯病”，怕被他抓住了，一“失手”没准头……
在1965年这年，在公社读农中的我小姐，被兰西县人民艺术剧院录取为正式演员；我二哥在部队退役转到辽宁大学中文系学习。
这时，我母亲才转变了以前的守旧想思，觉得让孩子出去闯才会有出路的。通过这几年的生活磨难，使她逐渐地认识到，以前自己的固执己见，已经让我大哥失去了可贵的机会，如果当时放他去战友文工团，就不会去德都县文化馆而得了精神病，更不会出现全家下放乡村，我的大姐也不至于被病魔夺命等曲折的遭遇了……
我母亲能够接受教训，是说明了生活是残酷的，有时是不以人的意愿掌控的。然而，一个新的大课题即将出现，让我母亲和家人们来如何应对呢？
这个新课题就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我记得这是从上往下逐级升温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主要表现在“开展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我所见到的，就是隔三差五地开批判大会。我参加了几次公社召开的批判大会，在台上被批斗的都是公社的头头。紧接着大队也召开了批判大会，挨批的是大队书记。大队造反派号召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要踊跃上台揭发书记的“罪行”。
前边我提到过，在发救济粮的事情上，这个大队书记以权谋私，把我家(专用救济军属的)那份救济粮私自发给他的并不困难的亲属。我母亲想起这事后，就上台“控诉”了书记的行为。没想到却招来麻烦。
人家书记几个月后“平反”没事了，被结合到大队革命委员会(老中青三结合，他属于“老”)任二把手了。这一把手是何人呢？
却说后新地屯有户宫姓大地主，叫宫守业。屯里的三分之一的地都是他的。他的老儿子(身上有两姐姐)在那次东北军来抓兵时(我父亲被抓那次)，也被抓了。他花了30块大洋买通抓兵队头头，马上就放了。他的老儿子常年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抽全拿，人称他“宫三秧子”。
等老爹一死，宫三秧子掌管了全家。这回他潇洒的更欢脱了。举个小例子，有一年，三秧子押着三辆大马车的小麦去哈尔滨出售。卖完麦子后，他一头扎进“桃花巷”，那是哈尔滨著名的“风流一条街”。7天后，三车麦子钱让他消费一空……
等到了解放后搞土改时，这宫三秧子早已把家业破败成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了。被实事求是地定为贫农成份。
如今，他的儿子成了大队造反派头头，还被公社突击入党了，马上被委任了大队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成了大队的一把手！
下了一宿冒烟雪，大雪把道路两边的壕沟都填平了。
我在上学路上走着。无意地往道旁一瞧，发现平整的雪地上有字。仔细一看，写着“打倒高连长！”而且写了很多。我自然很敏感，知道父亲以前当过“带长”的什么官。这分明是“打倒”我父亲！我很生气，于是就用脚去蹭巴。人家写的很多，我都蹭不过来了。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制造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记得这是毛主席的一段语录(大致内容)。写“打倒高连长”口号的人有何目的呢？我家又没掌握啥政权？
过了些日子，风言风语也出来了:说我父亲是国民党部队的连长；我家还架设了电台与台湾有联络；我家成份有问题……
随后便有了具体行动:我父亲拎着行李卷被大队扫地出门了(免去看屋一职)；大队革委会派人到我家来调查:1、是否有电台；2、拿什么证明你家是贫农？
经过他们的“检查”，实际情况是:电台是收音机，我二哥买来电子元器自己装配的，为增加收音效果，在房檐上弄了根天线接到收音机上，还真有点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所使用的电台发报机天线！
在凭什么“说你家是贫农成份”这一问题上，我母亲说:“我家解放后政府分给一亩六分土地，就定为我家是贫农；我二儿子能参军就证明我家是贫农。”
这些人却说:“光嘴上说不行，拿出证据来。”
这明明是在刁难人！在神树发的土地证早就让孩子玩丢了。你们想查成份，可以派人去外调嘛！可是，他们就是让你马上拿出证据来，否则，你家成份就是有问题！
就在双方僵持中，我母亲猛然想起来:我家从德都搬来时，带上了已经被注销作废的那个户口簿！
于是，她翻箱倒柜地一阵找。终于在柜底下找到了户口簿！
这几个人，你传给我、我递给他地看了一圈后，面对“德都县公安局”的红色公章，他们眨巴了几下眼睛，没嗑摸了。领头的低声说了一句:“走吧。”就悄悄地走了。与刚才来时气势汹汹的样子来个大反转。
其实，还有个情节，我们以后才知道的。他们找了我父亲在1922年，“骑洋马挎洋刀”回来探家时的目击者。据目击者证实，那时东北军是张作霖的私家军队，与国民党毫无关系；我父亲探家时的军衔是排级，不是连级。这个目击者就是宫三秧子，他是见过世面的，也知道一些相关的历史知识。在关键时刻，他讲了真话。他那当大队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儿子也没辙了。他们只所以对我家搞这场无厘头的“政治清算”，完全是二把手(原大队书记)对我家的报复。我母亲在批斗会上揭发了他，这次他“复职”了，便立马实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法，结果不了了之。
我母亲有些不服气，非要去找他们给个结论和说法。
我二哥拦住了我母亲，他说:“跟他们说不清道理的。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我们还是自己好好努力，做出样子，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未完待续.请看第26章《命运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