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的序言中，费孝通先生明确表示《乡土中国》所呈现的并不是对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通过聚焦中国的“乡”与“土”，提炼出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概念。书的意义不仅仅是展现乡土中国的图景，而是通过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探究来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怎样的社会？”

这本书在1947年首次成稿出版，时至今日，71年的时间，沧海桑田，中国这片土地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阅读过程中，我时常能感觉到这种时空的距离感，但仍能从书中的描述中看到与当今社会相似之处，书中所探讨的问题在如今现代化对农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的社会背景之下，对于如何保留乡村文化，如何处理城乡关系，如何对待“三农”问题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其中，费孝通先生对文字下乡的两篇论述引发了我对于“乡村教育究竟走向何处”的思考。

在《文字下乡》中，费孝通先生对我们所认为的农村人的“愚”进行了反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队与农村人愚昧的印象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农村人面对现代化事物的笨拙反应；二是农村人文化知识水平不高（在费孝通先生写书的年代大多数农村人都是文盲）。对于第一点，这只是知识和生活环境的问题，换而言之，城里人到了乡下，指着水稻说麦子，那是不是也是一种“愚”呢？

对于第二点，费孝通先生就当时推行的文字下乡运动进行了社会学角度的分析，他提出文字的发生是在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里。从空间阻隔而言，乡村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熟人组成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我们的民族是倚靠农业发展起来的，我们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对于农村人来说更是如此，以农业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之上的，所以农村其实可以说就是以生产为目的而聚合的社区，其特点是流动性弱，地方性强。所以在乡村社会中，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也在熟悉的地方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生活慢慢定型成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惯性生活，一切都有惯常的轨迹，只有少数的“偏常”和“传奇”需要记忆。在这样的社会里，在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中，在趋近同一的生活模式之下，农民们不是因为愚而不识字，而是没有使用文字的需要。费孝通先生并不是在反对文字下乡，他所提倡的是：“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71年过去，农村依旧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农业依旧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根基。文字下乡运动、扫盲运动以及九年义务教育，中国乡村社会的农民早已摆脱了不识字的“愚”，然而城乡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在接受教育之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排斥土地，企图逃离乡村，但教育之下真正的学有所成而能做到“知识改变命运”的人少之又少，更多想要离开农村的年轻人以“农民工”的身份涌向城市。这似乎印证了费孝通先生在文字下乡中的预言：“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还乡的归处。”面对现代化的巨大冲击，乡村文化逐渐失落和边缘化，乡土本色也不断淡化和消逝。发展教育的目的本是让乡村更好地发展，却打破了乡村原本稳定的结构，疏离了年轻一代对乡土的情感，这是究竟是教育令人变“聪明”还是教育让人更“愚笨”呢？乡村一代接受的教育除了“走出大山”式的激励还有“如果不好好读书，只能回家种田”式的施压。但农村真的这么一无是处不值得留恋吗？我想不是的，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层，它具有很浓厚的乡土性，但我们现代社会就是建立在这基层之上，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基层的发展，中国乡村五千年的发展历史说明了乡村这一形式独特的生命力和延续性，今天，乡村应该走向何处？这不仅是政治经济的问题，也是文化的问题，在发展乡村政治经济，为留住年轻人创造物质和制度条件之外，也应该重视乡村教育的发展。乡村教育承担着对重新架构乡村文化空间的责任，在乡村文化逐渐失落的今天做好对乡村青少年的精神抚慰，培养乡村少年对乡土的认同感。

早在1926年，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就发出过“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的感叹，“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而今再看，我不禁陷入深思，是城市太快？还是乡村太慢？这之间年轻的追求是错的吗？乡村教育又该走向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