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场7.8级大地震，一个年轻的母亲在地震的废墟上，在面对两个孩子只能救一个的绝境下，无奈选择了牺牲姐姐小灯而救弟弟小达。
这个决定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让幸存者陷入一个震后32年的情感困境。
天灾来临的时候，人是彼此相容的，因为天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
人们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可是天灾过去之后，每一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
房屋倒下了坍塌成人们不认识的样子，到处都是破碎的东西，连同原本保护着人的屋子，每个人的家。
地震来的时候就是这么的猝不及防，没有人知道它要来。它来的轰轰烈烈，摧毁了人们的家园，打破了人的肉体，直击人的心灵。
要么，人在地震中死了，要么人活着，心死了大半。这多么的痛。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来过，也走了。
地震之后不断而来的余震侵袭着活下来的每一个人。王小灯只是其中一个，她是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余震》中的主人公。
王小灯多次想要试图推开那扇生了锈的窗，王小灯不明白为什么那扇窗怎么也打不开。
那扇心灵的窗户被雨水打湿了，时间久了生了锈，王小灯在这扇锈了的窗户面前不知所措。
32年过去了，生了锈的地方也不再坚硬如初，王小灯回到了唐山，最后应该是生的那些锈打开了那扇窗，可是这时间过去了太久太久。
活着的人，死了一半的心剩下的更少了，也庆幸终于肯去看窗的对面的一般心灵。或许通了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快一些。王小灯终于还是站了起来，站的笔直如初。她从倒下的心灵深处走出来了，作为观众我看的满心欢喜。
至于那些人生的磨难，地震中走出来的每一个人都已经不那么觉得可怕了。都死过一回的人，你永远都没办法真的明白那种感受。
《余震》这本小说采用了倒叙插叙的手法，在各个时间地点的故事展现在人的眼前。
感性与细腻永远是女作家的强项，张翎喜欢唯美的表达，多年中西文学的修养与熏陶令她特别关注小说的叙述语言，她的语言里有她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在创作过程中把自己放在“零度介入”的叙事者的位置上，让自己与笔下的人物和世界保持一种审美距离，将千变万化的情绪心平气和地表达出来，不控诉也不批判，没有垂胸顿足，也没有戚戚怨艾。
于是《余震》里最浓墨重笔的就是王小灯这个人物，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围绕着小灯及她的心理变化主线就是王小灯在地震后的惨痛人生。所以王小灯的人生是张翎对现实中震后的反馈，这与她曾经接触过大量的战后老兵有关。
她曾在访谈节目里说起过她的一个病人，欢喜的背后是死亡，是生命的即将终结和展示出来的乐观。
在小说里，王小灯不肯放过那种痛，是她自己不肯，把释怀交给时间，这太漫长了。王小灯一直都在余震中，她心灵的创伤在之后的那么多年都一直迟迟不肯离去，有人问心灵的创伤是不是也能像地貌一样被修复。那些倒塌的旧房子不久之后就能立起一幢幢高楼。
我去都江堰时，经过一个山村，去的时候是冬季，村里人在那里下面烤火，上面放着大块的猪肉，大概是在熏猪肉，村民们坐在那里自在的聊天，当地的人说这边在汶川地震中受到了影响，后都新建了高楼。
后又补充了一句：“若不是地震，他们一辈子都住不上这样的高楼。”
我当时是听的很懵，还说死了一个人赔到多少钱。用命换来的安居，真的是旁人看起来那样的竟然变成了机遇吗？
人们很快就能改变地震留下的痕迹，甚至在原来的基础上做更大的改善，旁人只看的到那些在死亡边缘活过来的人的现状，却不能感受这种突发事件在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存在形式。
像王小灯这样，在痛与不痛的挣扎里早已忘了什么是痛，这创痛碎片式的闪回到记忆的大脑中，反反复复，满身的缺失，哪里还能感受到安全感。
她把自己关起来太久了，丈夫出轨是意料中的事，一个精神上的病人谁遇见了都会累。她就是这样的可怜，被一次一次的抛弃着，要么心灵要么肉体。
她的经历注定是痛的，她母亲的抉择在她这里成了母亲的形象代表，以至于在她女儿这里她又是不合格的。
苏西只当母亲是个病人，所以不责怪她的不合格。
她对女儿很严格，她从来不关心女儿的心事，
幸而女儿苏西是健全的，她很懂事，很聪明。
苏西有一回做作业是制作祖谱，她对女儿说自己这边祖谱，而女儿说祖谱树上多半是死人。
那天晚上小灯坐在灯前给唐山市民政局写了一封信，询问她母亲李元妮的下落，那个晚上她一觉到天亮，这是她二十多年来睡的最深最长的夜晚。
她心灵的创伤需要慢慢愈合，也需要时间，王小灯只计较着母亲的选择，以及平日里在她与小达之间也总是偏向小达。
最好的结局就是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小说结尾处写到了接受专业心理辅导之后的小灯，开始有了“推开心灵之窗”的可能性。
我想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