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和独处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两种方式,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两种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比例很不相同罢了。
由于性格的差异,有的人更爱交往,有的人更喜独处。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
反过来说,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事实上,无论活得多么热闹,每个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独处时间,那便是睡眠。
不管你与谁同睡,你都只能独自进入你的梦乡。同床异梦是一切人的命运,同时却也是大自然的恩典,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
另一个例子是居丧。对丧亲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情和劝慰,而是在独处中顺变。
正像斯托尔所指出的:“这种顺变的过程非常私密,因为事关丧亲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别人没有分享过,也不能分享。”
居丧的本质是面对亡灵时“一个人内心孤独的深处所发生的某件事”。如果人为地压抑这个哀伤过程,则也会导致心理疾病。
人类精神创造的历史表明,孤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孕育、唤醒和激发了精神的创造力。
我们难以断定,这一点是否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抑或仅仅适用于那些有创造天赋的人。我们至少应该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创造力的潜质,区别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论,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
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一种情形是牢狱之灾,文化史上的许多传世名作就诞生在牢狱里。
例如,波伊提乌斯的《哲学的慰藉》,莫尔的《纾解忧愁之对话》,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处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内写作的。班扬的《天路历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也是在牢狱里酝酿的。
另一种情形是疾病。
斯托尔举了耳聋造成的孤独的例子,这种孤独反而激发了贝多芬、戈雅的艺术想象力。在疾病促进创作方面,我们可以续上一个包括尼采、普鲁斯特在内的长长的名单。
太史公所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狱和疾病之灾与创作的关系,虽然他更多地着眼于苦难中的发愤。
强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压抑的精力投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人是会因此获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新的眼光的,而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条件。
不过,对于大多数天才来说,他们之陷于孤独不是因为外在的强制,而是由于自身的气质。
大体说来,艺术的天才,例如卡夫卡、吉卜林,多是忧郁型气质,而孤独中的写作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
如同一位作家所说:“我写忧郁,是为了使自己无暇忧郁。”只是一开始作为一种补偿的写作,后来便获得了独立的价值,成了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
创作过程无疑能够抵御忧郁,所以,据精神科医生们说,只有那些创作力衰竭的作家才会找他们去治病。但是,据我所知,这时候的忧郁往往是不治的,这类作家的结局不是潦倒便是自杀。
另一类是思想的天才,例如牛顿、康德、维特根斯坦,则相当自觉地选择了孤独,以便保护自己的内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扰地专注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这种专注和气功状态有类似之处,所以,包括这三人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长寿,也许不是偶然的。
孤独之为人生的重要体验,不仅是因为惟有在孤独中,人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遇,而且是因为惟有在孤独中,人的灵魂才能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
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交往中,人面对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独处时,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
我们目睹的事实是,今天中国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喜欢集体活动,他们聚在一起扭秧歌,跳交谊舞,活得十分热闹,成为中国街头一大景观。
然而,凡是到过欧美的人都知道,那里的老年人都很安静,绝无扎堆喧闹的癖好。他们或老夫老妻作伴,或单独一人,坐在公园里晒太阳,或者作为旅游者去看某处的自然风光。
当然,我们不必在中西养老方式之间进行褒贬。
老年人害怕孤独或许是情有可原的,孤独使他们清醒地面对死亡的前景,而热闹则可使他们获得暂时的忘却和逃避。
问题在于,死亡终究不可逃避,而有尊严地正视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一项光荣。
对于精神创造者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活到老年,老年的孤独心境就不但有助于他们与死亡和解,而且会使他们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灵、更超脱、更形而上的,那时候他们的灵魂已经抵达天国的门口,人间的好恶和批评与他们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