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做B超的女医生头发染得出奇地红，还扎了一根粗大的马尾辫。我进去的时候，她正挺直了身子，头努力地往上仰，右手朝后使劲地捏着脖子。马尾辫随着手的揉动，微微晃着。她问旁边坐着的一个年轻的女医生，还剩下几个？那个人说，最后一个了。

我躺在了她身边的推床上。床上罩着一张蓝颜色的塑料布，贴在背上很凉。

两个女人一直聊着天，因为戴着口罩，声音有一点沉闷。我躺着，就像流水线上的一件产品，从另一个车间传到了她们这个车间。女医生饶有兴致地讲着昨晚的那场麻将，还有她的脖子，越来越酸胀了。她一边说着话，一边朝我抬了下头，手中的仪器往我头上的方向扬了扬。我配合着她的手势，把身子往上挪了挪，并把衣服拉了起来。她说，再拉高一点。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声音完全不同于刚才聊天的语气，冷冷的，像换了一个人。

冰冷的仪器在我身上游动，有点痒。她盯着显示器的屏幕，嘴里不时地报出许多专业的器官名字和数据，旁边的女人飞快地敲着键盘记录着。有什么问题吗？我问。我只是随便问问。躺在病床上，感觉自己就是病人了，我不喜欢这样的状态，还有她那种职业的命令式的口气。我试图与她们聊天，以此来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没事，她说。她的话依然没几个字。探头抵了抵我的右胁。右肾，结石，她说。我问，严重吗？她说，没事。脂肪肝倾向，她又说。我有点担心，又问，严重吗？有事吗？没事，她说，只是倾向。她的回答几乎一样，轻描淡写地。她好像很嫌弃我这个身体，或者嫌弃与我说话，始终不肯多说一点。她的嘴却并未闲着，常常是跟我说完几个字，然后用另一种语调声情并茂地讲着那场麻将和她的脖子，当然不是对我说。她就这样在我与那个女人之间切换着聊天模式。

我找不到聊天的切入点，于是不再响。身体上的毛病好像是一下子冒出来的，让我有一种突然衰老的感觉。女医生扔给我几张餐巾纸，我以为结束了，就爬了起来。她说，别动，还要检查脖子。我顺从地躺下来，然后抬起头，露出那段脖子。

这个时候，我才完整地看清她的脸。

女医生带着一张蓝色的口罩，只露出上半张脸，不胖，皮肤白皙，鼻梁上有一道清晰的青筋，从眼角下爬出来斜着翻过鼻子，伸进另一侧的眉毛里。两道眉毛显然经过精心修理，细密而均匀，柳叶一般微微弯下来，长长的睫毛下扑闪着一对大眼睛，专注地盯着屏幕。我喜欢这样专注的眼神。那个样子很美。

她突然不再说话，手里的仪器也停止了动作，额头皱了起来，似乎看不清屏幕而往前凑近了些。她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不大好。声音很轻，慢吞吞地拖着，似乎还停留在判断和思考里，听上去并不确定。我一下子慌了，脑子里迅速飞过无数个念头，很乱。

脖子里的探头冰凉，感觉是被人顶着一支枪。我问了一声，她没时间理我，另一只手快速地敲打着键盘。她说不好，这次说得很清楚，干脆利落，像拍卖师落下了锤子。她转过头朝那个女人报了一串数字，然后对着我重复了一遍，不好，并且严肃地点了一下头。我问，什么意思？我感觉躺在推床上的身躯瞬间缩成很小的一块，像一只可以用手指轻轻捏死的虫子，说话的声音也卡在了喉底，发不出来。她盯着我反问，我说得还不够明白吗！声音恢复了原先的冷冰。

我与她对视着，想从她的眼睛里读出点什么。我尽量掩藏着刚才的慌乱和内心深处的怯懦，不想在眼神里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她，使她变得更强大。

我点了点头，大概有一阵子的沉默，谁都没有讲话。我不停地用餐巾纸机械的擦着脖子上的润滑液，动作很迟钝，直到它们变得粉碎，一点点从指间滑落。我想继续说话的时候，喉咙已经僵硬，我需要咽一下口水才能发出声音。这下，我确实成了一个病人，病还不轻。我弱弱地问，这个病——到什么程度了？她们忙着整理，没睬我。我又加了一句，我指的是哪一期了？我几乎是在恳求了。女医生头也没回，她说她只负责检查，判断由医生来下。

我一边应着，一边拉裤子穿皮带。这条皮带用了没多久，顶端的皮有些胀开了，总是很难穿过皮带扣，我费了很大劲，才勉强穿进去。走到门口的时候，想起了一个问题，折了回去，我说，那，以后还能不能喝酒？两个医生差不多同时回转了身，然后互相看了一眼。我好像听到她们笑了一下。确实笑了。

我在休息室里的沙发上发了会呆，脑子里空空的。医院里有个同学叫王生，是麻醉医生，现在已经混成专家了。我不喜欢麻烦别人，所以很少去找他。平常也一起吃吃饭，喝喝酒。每次吃饭他都会跟我提那次划拳的事，他说他跟我划拳连输十八下，连喝十八杯。十八个倒满酒的杯子齐刷刷地摆在他的面前，那场面蔚为壮观。我记得，开始划拳的时候他已经有了醉意，执意要跟我比，以致出手不出三个回合必被我抓，还屡败屡战。至于是否连赢十八下，我是没有一点记忆了。他每次都说，说得多了，仿佛是有那么回事了。

找到王生的时候，他刚做完一个手术。他听我的声音以为是喉咙毛病，大约我的喉咙的确有些沙哑。我指着脖子告诉他是甲状腺，随后简单复述了医生说的话。他听着，职业地点着头，像听一个陌生人在讲述病情，脸部的表情都没有配合着表示一下。我有点懊恼。他说，没事，先别慌。我心说他妈的病长在你身上慌不慌。他说甲状腺不可能一下子长这么快的，即便不好，也没什么问题，现在医学技术这么发达，一切都不是问题。我说生死有命，不慌。再说了，慌有什么用。他问给我做B超的是哪个医生，我说一个很白的染着红头发的女人，讲普通话。他侧着脸想了会，想不出来，抬手看了看手表，说还有点时间，陪我去一趟。

再到B超室的时候，她们正要熄灯走人。看得出来，他和她们也不是很熟。我犹豫着留在了门外，这样方便他们说话，有些话经过另一个人的传递，可能会更容易让人接受。

因为关了灯，屋里面更暗了，透过一层半透明的帘子，我看到他们模糊的身影，晃动着一股神秘。声音从里面断断续续地传来，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来，听不真切。我在门口走来走去，纠结着是否应该进去参与谈话，或者走近一些，听得清楚一些。

王生很快出来了，他的神色看起来比进屋时轻松，这让我很放心。他示意我往前边走走。我跟在他后面，心情忐忑，始终不敢先开口。他在一个转弯处停了下来，看了看我的身后，对我说，从她的判断来看是不大好，她只有六成的把握，他竖着一个拇指和小指比划了下。我说六成的把握都敢这么直白地透露给病人，他妈的想吓死人啊。他朝我摆摆手，阻止我继续说下去。然后稍稍压低了声音，他说这个女人是去年刚从外市调来的，原先不做体检的，太年轻，出了一些错，给调这里了。他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的眼睛。我有看别人眼睛的习惯，尤其在有些事情需要作出判断的时候。我说这个病，最严重的后果会是什么，给我露个底。他大声笑了起来，用手背弹了弹我的胸口，说，怎么，怕死啊？我也笑了笑，很僵硬，我说不怕，就怕以后没得酒喝了。他笑得很自然，说还要赢回那十八下，他让我放心，一点没事。

分开的时候，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要我去大医院检查，那里的医生经验丰富。我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包括我老婆。女人胆小，知道了一惊一乍地，指不定发生什么事来，所以我决定暂时不跟其他人说。

接下来的时间，我开始研究病情。网络发达就是这点好，无论什么疑难事情，找网络准能弄明白个大概。找医院是最麻烦的，网上的说法太多，没有一个集中的意见，而且知名的医生短时间内都挂不了号。王生打电话来，给我推荐了个省城医院，还可以托人帮我挂号，就在明天，问我行不行。我说行。

第二天像要下雨的样子，关门的时候，我把伞忘在了门口。出门之后，先向单位请了个假，估计回来会晚些，还是给老婆发了个短信，说是要去外面出差，晚上可能回来晚些，然后匆匆上路。

我觉得自己就像偷情的女人，一不小心怀了别人的孩子，悄悄地跑去省城打胎。

二

护工把我推进手术室，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手术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生平第一次上手术台，还是有点慌张。头上的无影灯低垂着，给人一种真实的压迫感。监控仪器“嘟-嘟-嘟”地叫着，很响很刺耳。我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尽量不去想与手术有关的任何事情。我转头看看了四周（这个时候也只有头可以转动了，身上扎满了各种线，像被五花大绑着），没有一个地方能引起我的兴趣。于是闭了眼，调息养神。

监控仪器的叫声似乎更响了，就像驾驶汽车不系安全带发出的警报声，“嘟-嘟-嘟-嘟”，持续不断。听久了，发现叫声有个最大特点——匀速，就像节拍器。于是，我试着在心里唱起了二胡曲《赛马》，去应和仪器的警报声，每个“嘟”声都准确地落在节拍点上，不偏不倚，以至于再也没有了那种噪音的嘈杂。我不停地默唱，并用手指轻轻拍打起了病床。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忘谱了，我只能返回到前一段重新来过。我经常碰到背诵诗词卡住的情况，有时候遇到卡住的地方重新来一遍，会很顺利地背下来，就像拉链卡住的时候，回一回再拉，就能拉过去一样。大概是真忘了，回了几遍，到了卡住的地方依然唱不下去，于是烦躁起来。

手术室的门拉开了，王生全副武装地进来了。因为带着口罩和帽子，我一时没认出来。他是这次手术的麻醉医生。他说他要先开始了，主刀医生马上来了。

主刀医生是全院最好的医生，也是他帮我请的，生病期间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帮我安排的。

我到省城医院找的是他的同学，也是一个麻醉师。他说帮我找好了最好的B超医生，叫我放心。他还说什么时候跟王生一起来玩，喝个酒，听王生说我喝酒划拳挺好，什么时候切磋一下。我想都什么时候了，生死难料了还提什么喝酒划拳。平时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看上去一本正经的，一旦熟起来，也就普通人而已。我只是随便应了一声。

做B超的是个老医生，架着一副老花镜，看上去很让人放心。老医生话不多，我想跟他介绍一下初诊情况，他笑着摇摇头，说不必了，检查过再说。老医生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威慑力，或许是自己患病后的怯弱感造成的一种错觉。我抬头看他的时候，想起了女医生的脸，那长长的睫毛，还有那道斜着的青筋。我屏住呼吸听，唯恐漏掉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老医生和女医生的检查方式大同小异，结束之后跟我说，放心吧，问题不大。我有点不敢相信，怕听错了。我说您再说一遍。他的解释很专业，从形状、回声、血流等各方面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这个症状很容易被误诊。我听不懂，也不想懂，我想要结果，一个结果足够了。老医生的声音很低沉，很醇厚，像一壶陈年的女儿红。他说位置不好体积又大了点，还是要住院手术。

我突然笑了起来，发自内心的开心地笑。老医生有点诧异，从来没有病人在听说要住院手术的时候还会开心地笑起来的。

王生说他准备好了，问我是不是见过主刀医生再上麻药。我问，有区别吗？他说有些病人只有见过了主刀医生心里才踏实，否则大概会有一种被人宰了都不知道被谁弄死的心理。我说我只要记住你王生就好，不怕找不到冤头债主。王生拿了个面罩覆在我的脸上，我说不用打针吗？他说不用，现在先进了，这个气体吸进去就ok了，很快的。果然很快。我的脚底马上有一种冰凉的感觉，这种冰凉很快蔓延上来，到膝盖，到大腿，然后手指也有了同样感觉。我想，大概人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慢慢地冰凉起来。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想问王生像我们这种经常喝酒酒量又好的人，是不是要多用点麻药？我张了张嘴，没张开。然后没有了知觉。

我做了一个梦。梦很长。十几个兄弟围坐着喝酒，桌子特别大，杯盘狼藉，乱糟糟的一片。后来，好几个趴在桌上醉了，我和王生还在划拳，王生输了，举着一瓶啤酒吹喇叭，他的前面还摆着十八杯的酒。隔壁像是有人敲墙壁，“嘟-嘟-嘟-嘟”，很烦。有人大声地喊服务员。有人在说，好了好了，大概是喝酒到此为止的意思。我说，什么好了好了，每人起码再来一瓶。我喊服务员拿酒来，快点，再来一瓶。好几个声音都在说，好了好了。声音越来越大，就在我的耳边。我一直嚷着，再来一瓶。

我醒了，迷迷糊糊地。王生和几个护士还在推我，说着好了好了，可以醒了。王生说睡着舒服吧，再来一瓶什么意思？我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噜，有时候会说梦话，常常会被自己的呼噜打醒，也会被梦话说醒，最后的那句话往往自己也听得到。我对王生说，我梦到自己喝酒了，你划拳又输了。麻药的药性显然还没有过去，从手术室推到病房的路上，我一直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他们让我多说说话，别睡着。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后来我问老婆，我手术结束出来的样子，像不像死猪。她说哪有啊，精神着呢！我问什么样子？她说别人都是不说话的，你话特多，就像平时喝多了的样子，尽是废话。我说在梦里真喝酒了，你信不？

三

我来住院的时候，带了两本书。一本是《瓦尔登湖》，一本是《受戒》。起初我只想带《瓦尔登湖》，这本书我已经看了很多年，从未看完过，总是想起来了看一些，看不下去了就撂在一边。过一段时间，什么都不记得了，再拿起来，从第一页重新看起。书是好书，而且我买了不同版本的好几本，没有一本看完过。书里第一页写着，当你足够安静的时候，才能读完这本书。我把不能读完的原因归结于心里的不够安静。趁着这个机会，我决定出院之前一定要把它看完。为了预防万一，我还是带了另一本书，比起梭罗来，汪曾祺的小说就显得有趣多了。

手术当晚，我已经勉强能起身了。第二天，坐卧已没有问题。我把书摊在收起的大腿上，继续从第一页看起。伤口依然微微疼痛，这成了我不再看书的借口，看不了几页就放弃了。病房里只有我一张床，没有电视机，手机也因为避免打扰而关了机，我所能做的除了睡觉，就是看书。有几个护士换药来的时候，看我专注看书的样子，总是流露出惊讶的神色。我想如果护士漂亮一点，我看书的劲头一定会足一点。至于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我并不知道，但一定存在。

更多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睡觉。偶尔，也打开手机。有几个兄弟的未接来电，还有短信，叫我喝酒的。我已经在朋友圈里发了，家中有事，暂勿扰。我很少发朋友圈，除了说些废话，让自己更浮躁更虚伪外，还有什么作用？我甚至没有加王生他们几个的微信。所以有事了，他们会直接打我电话。

这么多年了，还能时不时地聚在一起喝酒，真是兄弟。除了喝酒，就是无数次重复说过无数遍的话，谈过去，谈女人。

我住的是单人特需病房，是王生给我安排的。我只是想安静一些，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领导干部的派头。护士和护工们对我的态度却并不是很好，大概是看着我不像领导，缺少一种政府官员该有的气质。

我住院的这几天，也没人来探望，因而我的房间里既没有水果篮，也没有鲜花，显得冷清，近乎穷酸了。每天天没亮，护工阿姨就重手重脚地闯进来，开着了房里所有的灯，气呼呼地拖地，总是把我弄醒。我告诉她我这个房间不用这么早来拖，或者不拖也没关系。她从不理我，像是没听见。走的时候常常会忘记关门，或者关灯。后来说得多了，她头也不抬地回了我一句，医院规定的。一个小护士有一天问我，你是不是外地人？我有点莫名其妙。

看书的进度一直很慢，眼睛与文字始终缺少一种互相吸引的默契。梭罗的流水帐就像数学题，造那间小木屋的支出，总共是花了28块1毛2分5，那么细碎的数字让我觉得更加枯燥，我继续看下去的欲望也越来越淡。我强迫自己看下去，再看一会。我的视线常常在一个页面停留很久，从上面依次看到下面，直到最后几行，却记不起前面讲了什么，于是再重新返回到上面几行。刚看过似乎马上忘记了，遗忘的速度惊人的快。我又翻回到前几页，发现好像都没有看过，没有印象，我怀疑是上一次看完的时候书签夹错了地方。医生说手术后的记忆会下降，我想可能就是术后反应吧。

门推开了，我还在翻着书，寻找着前一个记忆停留的地方。很多人走了进来，王生是第一个。我叮嘱过他，没事也不用过来看我，我想一个人静养。王生的身后一次走进了9个人，都是我喝酒的兄弟。胖子一进门就骂人，他妈的生病了也不说一声，还关机，玩失联啊。我第一次觉得胖子挺可爱，连粗话都那么顺耳。王生看着我，手挠着头，像做错了事一样，说，没办法，昨晚喝酒的时候没收住嘴。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像小孩子一样挠头，在医院就显得有点滑稽。王生手里还拎着一个水果篮，胖子捧着一束花，病房里顿时蓬荜生辉。大家七嘴八舌地数落起我来，好像他们此行是来兴师问罪的，而不是看我。

病房第一次显得那么拥挤。小护士换药来的时候，是从胖子和王生的中间挤过来的。病房里一下子多出那么些人，她也有点意外。我问她，这花能放病房里吗？我指了指胖子放在床头柜上的那束百合。小护士说，没事，放着吧。她头也没抬。我说别人不是都放在门外的嘛？她说，别人是几个人一起住的，要影响其他病人。她始终没有抬起头来看一眼花，我有点失望。看得出来，百合是经过精心挑拣的，一朵朵含苞待放，娇艳欲滴。胖子他们离开的时候，我还是让他把花放到门口去。胖子疑惑地说，护士不是说放里面没事的嘛！我坚定地说，放门口。

四

我开始下床走动。依然卷着一本书，来回地踱步，举着看。手机里播放着越剧，悠悠扬扬的古老的旋律，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我喜欢越剧，远胜于流行歌曲。小护士进来的时候，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我。我问她干吗这么看我，她停了一会，说，你的胡子好长了。我照了下镜子，确实很长了。我扳着手指算了下，五天没有刮胡子了。我说，你一个小姑娘干吗关注一个大男人有没有刮胡子啊？她突然羞怯起来，若不是口罩遮着脸，我想一定是脸红了，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味，她解释道，包伤口的纱布都快包到了，胶布粘着胡子撕下来可会很疼的。原来如此。她说完就急冲冲地走了，差点撞着门口走过的一个老头。

老头头发白花花，路走得很慢。胸口挂着两样东西，右边是一个引流包，半插在口袋里，透明的管子壁上挂着血丝。左边是一个黑色正方体的收音机，也是半插进另一个口袋。乍一看，像一个受伤的老兵脖子上挂着一对手雷。“老兵”的收音机也是咿咿呀呀地响着，走近的时候，才听清收音机里播放的是英语。我侧着耳朵仔细听，居然真是English。

我默默地关掉了手机的戏剧，决定去外面走走。

走廊很长，足足有七八十米。因为灯光昏暗的缘故，看起来比实际距离要更长一些。

手术几天后，病人都会在这里走，活动一下肌肉。于是走廊里来来去去的都是病人。大家穿着一样的衣服，走起路来一样的姿势，都一摆一摆地，像一个个腿脚不利索的机器人。病人的表情都差不多，除了偶尔几个还因为疼痛扭曲着面部的器官，大都面无表情，没有悲伤，没有欢喜。脸上的气色也是病人该有的气色，憔悴，疲惫。因此也很难在这群人里分辨出那些人富贵，哪些贫穷。住的时间长了，慢慢熟了，碰到了会互相打个招呼，更熟一点，会停下来聊聊病情，然后各自东西。等到了走廊尽头，再返回来，在差不多的地方又碰到了，再打招呼，把刚才还没说完的话说说完。我觉得他们其中的一个可以改变行走的方向，这样，他们可以齐头并进，从而有更多的时间来聊天。他们都没有这样做，似乎更愿意这样周而复始地见面，招呼，聊天，再分开。

走廊的尽头是一间留观室，新进的病人都会先到这里，经医生的检查确认后，再分配到各个病房。这里是病房里最吵的地方。今天我走到这里的时候，吵闹声特别响，远远的，还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那是一种特别熟悉的味道，像阔别了多年的老友的气息，隔着很远就能感觉到。我确定，就是酒，还是那种52度的浓香型。我并不喜欢那种浓郁的香精，只是喜欢酒的味道。就像在深山老林住久了，突然有认识的人到来，即便不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会分外亲热。走的近了，酒的味道混杂起来，再近一点，能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这种气味太熟悉了，我确定，有人喝多吐了。

屋子里两个健硕的年轻人，按着一个彪形大汉。大汉剃着光头，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背心，露出的大臂上都是刺青，像画着一条龙。刚坐下去，又站起来，摇摇晃晃着，又坐了下去。小护士站在他的前面念着一张术前调查表，在大汉面前，小护士显得尤其瘦弱。她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信什么，佛教还是基督教？三个人相互看着大笑起来。老子什么也不信，大汉说，老子信关二爷，哈哈哈。笑得猛了些，气没缓过来，一阵干呕，之后，又咳嗽起来。旁边一个使劲地给他捶背。

小护士用手用力地扇着鼻子，皱着眉头说，手术前把身上的金属全摘掉，项链、耳环还有戒指。大汉猛地站起来，带起一阵风，小护士往后退了半步，像是一片树叶被风吹动。大汉吐着酒气吼，抬起粗黑的右手，我看到一条龙飞了起来。右边的兄弟一把抓住了，生怕他打人似的。大汉搅拌着大舌头说，老子这个是钻的，戴了十几年了，长在手指里了，你他妈的，嗬嗬，他妈的，叫老子摘下来。护士一点也不胆怯，说，这是规定，手术前必须摘掉所有的金属。大汉啪地一下重重地把手拍在桌子上，侧着头对小护士说，你，你他妈地来剁了它，来呀。他把眼睛瞪得滚圆，眼睛里满是血丝，眼珠子明显凸了出来。右边的兄弟转着大汉无名指上硕大的戒指，说，你看，真摘不下来。他说话的时候，满脸横肉都松了下来，有点像沙皮狗的脸。护士说，这我不管，你们自己想办法。说完，抱起胸前的讲义夹，甩头走了。

草，大汉嘴里骂骂咧咧着，朝着护士离去的方向踹了一脚，差点摔倒。

我跟在小护士后面，问她，你不怕他们吗？那么凶。她说，怕什么，这种人见得多了，明天手术后就老实了。都要手术了，还喝那么多酒，真没脑子。我说，不是手术后才不能喝酒的吗?她白了我一眼。幸好，她并不知道，我手术前的那个晚上，也喝得醉醺醺。

果然，第二天大汉躺在病床上哎哟哎哟地叫唤了半天，那样子，完全没有了前日的凶悍。穿上了医院的衣服，一身的肌肉和两臂膀的青龙都掩了起来，眼睛里的凶光也消失了，除了一个光头。光头算什么，病房里多的是。

五

出院的时候，我最后翻了一下《瓦尔登湖》，书签不知掉哪了，我也记不清看到哪一页了，反正，没看多少。我把它塞进行李包的时候，竟然有一种莫名的愧疚。

王生来送我。我问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够喝酒？王生说，这个要主治医生说了算。我说，少来这一套，主治医生说至少要三个月。王生说，也不要这么长时间的，但总得过一段时间。我说，一段是多长？他说，反正看你自己身体情况吧，喝死你算了。

也就过了一个星期，胖子请吃饭了。我本来不想去，好几个人都打电话来催，于是去了。王生没有发话，我只能喝茶。大概是久疏饭局的缘故，同样一批狐朋狗友，同样的节奏，我却迟迟入不了角色。就像演一出戏，我们已经演过无数回，各个场景了然于心，可是，这次，我却不会演了。无论说词还是动作，都没有了感觉，与他们格格不入。轮到敬我酒的时候，总会卡住，就像一把梳子断了半根齿，看着总那么别扭。他们会说随意吧，然后自己抿上一小口，急急忙忙地流转到下一个去，仿佛我就是多余的。我突然觉得这样的吃饭很陌生。我是在努力追赶着他们的脚步，却总是跟不上。

王生在跟别人划拳。撸起了衬衫的袖子，满脸油光，划拳的时候身体一前一后有节奏地晃着，喉咙已经沙哑。他总在赢，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我知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赢。自从我住院了之后，他和我们这帮人一起聚的次数多了起来，很多时候，他已经替代了我在这张桌里的角色。他在赢拳的间隙朝我挤眉弄眼，不时朝我挥挥拳头，像是示威。我心里没底，这个时候出手，我没有把握赢他。至少在气势上，早输了。

胖子端着杯子来找我，屁股挤在我的椅子上和我坐一起，说好了一人一半，结果他的大屁股占去了四分之三还要多，居然还坐不稳，一只手扳着我的脖子，很用力，我的脖子有点疼。胖子嘴里喷着酒气，反复说着，兄弟，你住院都不给我们说一声，太他妈不够朋友了。说到朋字的时候，一股唾沫星子喷出来，夹杂着酒，还有残留在嘴里的被酒浸泡过的肉松末。翻来覆去这么几句话，重复说。我努力表现出很认真在听的样子，还不时地点头与他回应，以示他的讲话很有道理。他举起酒杯，碰下我的茶杯，吼了声，兄弟，干了。一仰脖子，顾自把一杯酒直接倒进喉咙，完了把杯子底朝天地摆一下，朝着我微微一笑。他喝酒的时候，喉结只会动一下，就像水龙头里的旋转开关，转一下，酒全下去了。他扶着我的肩膀颤颤悠悠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找另一个人去重复一些同样的话。

我索性离开了位置，走到包厢的另一端。

电视里播放的是一个老片子《满汉全席》，是另一番样子的吃吃喝喝。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胖子他们觥筹交错，我突然感觉自己像与他们隔着一个世界。那份热闹在包厢的那端被光和影裹成一个整体，远远地传到我这里，就跟电视里一模一样。

做B超的女医生头发染得出奇地红，还扎了一根粗大的马尾辫。我进去的时候，她正挺直了身子，头努力地往上仰，右手朝后使劲地捏着脖子。马尾辫随着手的揉动，微微晃着。她问旁边坐着的一个年轻的女医生，还剩下几个？那个人说，最后一个了。

我躺在了她身边的推床上。床上罩着一张蓝颜色的塑料布，贴在背上很凉。

两个女人一直聊着天，因为戴着口罩，声音有一点沉闷。我躺着，就像流水线上的一件产品，从另一个车间传到了她们这个车间。女医生饶有兴致地讲着昨晚的那场麻将，还有她的脖子，越来越酸胀了。她一边说着话，一边朝我抬了下头，手中的仪器往我头上的方向扬了扬。我配合着她的手势，把身子往上挪了挪，并把衣服拉了起来。她说，再拉高一点。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声音完全不同于刚才聊天的语气，冷冷的，像换了一个人。

冰冷的仪器在我身上游动，有点痒。她盯着显示器的屏幕，嘴里不时地报出许多专业的器官名字和数据，旁边的女人飞快地敲着键盘记录着。有什么问题吗？我问。我只是随便问问。躺在病床上，感觉自己就是病人了，我不喜欢这样的状态，还有她那种职业的命令式的口气。我试图与她们聊天，以此来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没事，她说。她的话依然没几个字。探头抵了抵我的右胁。右肾，结石，她说。我问，严重吗？她说，没事。脂肪肝倾向，她又说。我有点担心，又问，严重吗？有事吗？没事，她说，只是倾向。她的回答几乎一样，轻描淡写地。她好像很嫌弃我这个身体，或者嫌弃与我说话，始终不肯多说一点。她的嘴却并未闲着，常常是跟我说完几个字，然后用另一种语调声情并茂地讲着那场麻将和她的脖子，当然不是对我说。她就这样在我与那个女人之间切换着聊天模式。

我找不到聊天的切入点，于是不再响。身体上的毛病好像是一下子冒出来的，让我有一种突然衰老的感觉。女医生扔给我几张餐巾纸，我以为结束了，就爬了起来。她说，别动，还要检查脖子。我顺从地躺下来，然后抬起头，露出那段脖子。

这个时候，我才完整地看清她的脸。

女医生带着一张蓝色的口罩，只露出上半张脸，不胖，皮肤白皙，鼻梁上有一道清晰的青筋，从眼角下爬出来斜着翻过鼻子，伸进另一侧的眉毛里。两道眉毛显然经过精心修理，细密而均匀，柳叶一般微微弯下来，长长的睫毛下扑闪着一对大眼睛，专注地盯着屏幕。我喜欢这样专注的眼神。那个样子很美。

她突然不再说话，手里的仪器也停止了动作，额头皱了起来，似乎看不清屏幕而往前凑近了些。她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不大好。声音很轻，慢吞吞地拖着，似乎还停留在判断和思考里，听上去并不确定。我一下子慌了，脑子里迅速飞过无数个念头，很乱。

脖子里的探头冰凉，感觉是被人顶着一支枪。我问了一声，她没时间理我，另一只手快速地敲打着键盘。她说不好，这次说得很清楚，干脆利落，像拍卖师落下了锤子。她转过头朝那个女人报了一串数字，然后对着我重复了一遍，不好，并且严肃地点了一下头。我问，什么意思？我感觉躺在推床上的身躯瞬间缩成很小的一块，像一只可以用手指轻轻捏死的虫子，说话的声音也卡在了喉底，发不出来。她盯着我反问，我说得还不够明白吗！声音恢复了原先的冷冰。

我与她对视着，想从她的眼睛里读出点什么。我尽量掩藏着刚才的慌乱和内心深处的怯懦，不想在眼神里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她，使她变得更强大。

我点了点头，大概有一阵子的沉默，谁都没有讲话。我不停地用餐巾纸机械的擦着脖子上的润滑液，动作很迟钝，直到它们变得粉碎，一点点从指间滑落。我想继续说话的时候，喉咙已经僵硬，我需要咽一下口水才能发出声音。这下，我确实成了一个病人，病还不轻。我弱弱地问，这个病——到什么程度了？她们忙着整理，没睬我。我又加了一句，我指的是哪一期了？我几乎是在恳求了。女医生头也没回，她说她只负责检查，判断由医生来下。

我一边应着，一边拉裤子穿皮带。这条皮带用了没多久，顶端的皮有些胀开了，总是很难穿过皮带扣，我费了很大劲，才勉强穿进去。走到门口的时候，想起了一个问题，折了回去，我说，那，以后还能不能喝酒？两个医生差不多同时回转了身，然后互相看了一眼。我好像听到她们笑了一下。确实笑了。

我在休息室里的沙发上发了会呆，脑子里空空的。医院里有个同学叫王生，是麻醉医生，现在已经混成专家了。我不喜欢麻烦别人，所以很少去找他。平常也一起吃吃饭，喝喝酒。每次吃饭他都会跟我提那次划拳的事，他说他跟我划拳连输十八下，连喝十八杯。十八个倒满酒的杯子齐刷刷地摆在他的面前，那场面蔚为壮观。我记得，开始划拳的时候他已经有了醉意，执意要跟我比，以致出手不出三个回合必被我抓，还屡败屡战。至于是否连赢十八下，我是没有一点记忆了。他每次都说，说得多了，仿佛是有那么回事了。

找到王生的时候，他刚做完一个手术。他听我的声音以为是喉咙毛病，大约我的喉咙的确有些沙哑。我指着脖子告诉他是甲状腺，随后简单复述了医生说的话。他听着，职业地点着头，像听一个陌生人在讲述病情，脸部的表情都没有配合着表示一下。我有点懊恼。他说，没事，先别慌。我心说他妈的病长在你身上慌不慌。他说甲状腺不可能一下子长这么快的，即便不好，也没什么问题，现在医学技术这么发达，一切都不是问题。我说生死有命，不慌。再说了，慌有什么用。他问给我做B超的是哪个医生，我说一个很白的染着红头发的女人，讲普通话。他侧着脸想了会，想不出来，抬手看了看手表，说还有点时间，陪我去一趟。

再到B超室的时候，她们正要熄灯走人。看得出来，他和她们也不是很熟。我犹豫着留在了门外，这样方便他们说话，有些话经过另一个人的传递，可能会更容易让人接受。

因为关了灯，屋里面更暗了，透过一层半透明的帘子，我看到他们模糊的身影，晃动着一股神秘。声音从里面断断续续地传来，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来，听不真切。我在门口走来走去，纠结着是否应该进去参与谈话，或者走近一些，听得清楚一些。

王生很快出来了，他的神色看起来比进屋时轻松，这让我很放心。他示意我往前边走走。我跟在他后面，心情忐忑，始终不敢先开口。他在一个转弯处停了下来，看了看我的身后，对我说，从她的判断来看是不大好，她只有六成的把握，他竖着一个拇指和小指比划了下。我说六成的把握都敢这么直白地透露给病人，他妈的想吓死人啊。他朝我摆摆手，阻止我继续说下去。然后稍稍压低了声音，他说这个女人是去年刚从外市调来的，原先不做体检的，太年轻，出了一些错，给调这里了。他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的眼睛。我有看别人眼睛的习惯，尤其在有些事情需要作出判断的时候。我说这个病，最严重的后果会是什么，给我露个底。他大声笑了起来，用手背弹了弹我的胸口，说，怎么，怕死啊？我也笑了笑，很僵硬，我说不怕，就怕以后没得酒喝了。他笑得很自然，说还要赢回那十八下，他让我放心，一点没事。

分开的时候，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要我去大医院检查，那里的医生经验丰富。我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包括我老婆。女人胆小，知道了一惊一乍地，指不定发生什么事来，所以我决定暂时不跟其他人说。

接下来的时间，我开始研究病情。网络发达就是这点好，无论什么疑难事情，找网络准能弄明白个大概。找医院是最麻烦的，网上的说法太多，没有一个集中的意见，而且知名的医生短时间内都挂不了号。王生打电话来，给我推荐了个省城医院，还可以托人帮我挂号，就在明天，问我行不行。我说行。

第二天像要下雨的样子，关门的时候，我把伞忘在了门口。出门之后，先向单位请了个假，估计回来会晚些，还是给老婆发了个短信，说是要去外面出差，晚上可能回来晚些，然后匆匆上路。

我觉得自己就像偷情的女人，一不小心怀了别人的孩子，悄悄地跑去省城打胎。

二

护工把我推进手术室，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手术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生平第一次上手术台，还是有点慌张。头上的无影灯低垂着，给人一种真实的压迫感。监控仪器“嘟-嘟-嘟”地叫着，很响很刺耳。我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尽量不去想与手术有关的任何事情。我转头看看了四周（这个时候也只有头可以转动了，身上扎满了各种线，像被五花大绑着），没有一个地方能引起我的兴趣。于是闭了眼，调息养神。

监控仪器的叫声似乎更响了，就像驾驶汽车不系安全带发出的警报声，“嘟-嘟-嘟-嘟”，持续不断。听久了，发现叫声有个最大特点——匀速，就像节拍器。于是，我试着在心里唱起了二胡曲《赛马》，去应和仪器的警报声，每个“嘟”声都准确地落在节拍点上，不偏不倚，以至于再也没有了那种噪音的嘈杂。我不停地默唱，并用手指轻轻拍打起了病床。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忘谱了，我只能返回到前一段重新来过。我经常碰到背诵诗词卡住的情况，有时候遇到卡住的地方重新来一遍，会很顺利地背下来，就像拉链卡住的时候，回一回再拉，就能拉过去一样。大概是真忘了，回了几遍，到了卡住的地方依然唱不下去，于是烦躁起来。

手术室的门拉开了，王生全副武装地进来了。因为带着口罩和帽子，我一时没认出来。他是这次手术的麻醉医生。他说他要先开始了，主刀医生马上来了。

主刀医生是全院最好的医生，也是他帮我请的，生病期间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帮我安排的。

我到省城医院找的是他的同学，也是一个麻醉师。他说帮我找好了最好的B超医生，叫我放心。他还说什么时候跟王生一起来玩，喝个酒，听王生说我喝酒划拳挺好，什么时候切磋一下。我想都什么时候了，生死难料了还提什么喝酒划拳。平时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看上去一本正经的，一旦熟起来，也就普通人而已。我只是随便应了一声。

做B超的是个老医生，架着一副老花镜，看上去很让人放心。老医生话不多，我想跟他介绍一下初诊情况，他笑着摇摇头，说不必了，检查过再说。老医生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威慑力，或许是自己患病后的怯弱感造成的一种错觉。我抬头看他的时候，想起了女医生的脸，那长长的睫毛，还有那道斜着的青筋。我屏住呼吸听，唯恐漏掉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老医生和女医生的检查方式大同小异，结束之后跟我说，放心吧，问题不大。我有点不敢相信，怕听错了。我说您再说一遍。他的解释很专业，从形状、回声、血流等各方面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这个症状很容易被误诊。我听不懂，也不想懂，我想要结果，一个结果足够了。老医生的声音很低沉，很醇厚，像一壶陈年的女儿红。他说位置不好体积又大了点，还是要住院手术。

我突然笑了起来，发自内心的开心地笑。老医生有点诧异，从来没有病人在听说要住院手术的时候还会开心地笑起来的。

王生说他准备好了，问我是不是见过主刀医生再上麻药。我问，有区别吗？他说有些病人只有见过了主刀医生心里才踏实，否则大概会有一种被人宰了都不知道被谁弄死的心理。我说我只要记住你王生就好，不怕找不到冤头债主。王生拿了个面罩覆在我的脸上，我说不用打针吗？他说不用，现在先进了，这个气体吸进去就ok了，很快的。果然很快。我的脚底马上有一种冰凉的感觉，这种冰凉很快蔓延上来，到膝盖，到大腿，然后手指也有了同样感觉。我想，大概人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慢慢地冰凉起来。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想问王生像我们这种经常喝酒酒量又好的人，是不是要多用点麻药？我张了张嘴，没张开。然后没有了知觉。

我做了一个梦。梦很长。十几个兄弟围坐着喝酒，桌子特别大，杯盘狼藉，乱糟糟的一片。后来，好几个趴在桌上醉了，我和王生还在划拳，王生输了，举着一瓶啤酒吹喇叭，他的前面还摆着十八杯的酒。隔壁像是有人敲墙壁，“嘟-嘟-嘟-嘟”，很烦。有人大声地喊服务员。有人在说，好了好了，大概是喝酒到此为止的意思。我说，什么好了好了，每人起码再来一瓶。我喊服务员拿酒来，快点，再来一瓶。好几个声音都在说，好了好了。声音越来越大，就在我的耳边。我一直嚷着，再来一瓶。

我醒了，迷迷糊糊地。王生和几个护士还在推我，说着好了好了，可以醒了。王生说睡着舒服吧，再来一瓶什么意思？我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噜，有时候会说梦话，常常会被自己的呼噜打醒，也会被梦话说醒，最后的那句话往往自己也听得到。我对王生说，我梦到自己喝酒了，你划拳又输了。麻药的药性显然还没有过去，从手术室推到病房的路上，我一直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他们让我多说说话，别睡着。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

后来我问老婆，我手术结束出来的样子，像不像死猪。她说哪有啊，精神着呢！我问什么样子？她说别人都是不说话的，你话特多，就像平时喝多了的样子，尽是废话。我说在梦里真喝酒了，你信不？

三

我来住院的时候，带了两本书。一本是《瓦尔登湖》，一本是《受戒》。起初我只想带《瓦尔登湖》，这本书我已经看了很多年，从未看完过，总是想起来了看一些，看不下去了就撂在一边。过一段时间，什么都不记得了，再拿起来，从第一页重新看起。书是好书，而且我买了不同版本的好几本，没有一本看完过。书里第一页写着，当你足够安静的时候，才能读完这本书。我把不能读完的原因归结于心里的不够安静。趁着这个机会，我决定出院之前一定要把它看完。为了预防万一，我还是带了另一本书，比起梭罗来，汪曾祺的小说就显得有趣多了。

手术当晚，我已经勉强能起身了。第二天，坐卧已没有问题。我把书摊在收起的大腿上，继续从第一页看起。伤口依然微微疼痛，这成了我不再看书的借口，看不了几页就放弃了。病房里只有我一张床，没有电视机，手机也因为避免打扰而关了机，我所能做的除了睡觉，就是看书。有几个护士换药来的时候，看我专注看书的样子，总是流露出惊讶的神色。我想如果护士漂亮一点，我看书的劲头一定会足一点。至于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我并不知道，但一定存在。

更多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睡觉。偶尔，也打开手机。有几个兄弟的未接来电，还有短信，叫我喝酒的。我已经在朋友圈里发了，家中有事，暂勿扰。我很少发朋友圈，除了说些废话，让自己更浮躁更虚伪外，还有什么作用？我甚至没有加王生他们几个的微信。所以有事了，他们会直接打我电话。

这么多年了，还能时不时地聚在一起喝酒，真是兄弟。除了喝酒，就是无数次重复说过无数遍的话，谈过去，谈女人。

我住的是单人特需病房，是王生给我安排的。我只是想安静一些，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领导干部的派头。护士和护工们对我的态度却并不是很好，大概是看着我不像领导，缺少一种政府官员该有的气质。

我住院的这几天，也没人来探望，因而我的房间里既没有水果篮，也没有鲜花，显得冷清，近乎穷酸了。每天天没亮，护工阿姨就重手重脚地闯进来，开着了房里所有的灯，气呼呼地拖地，总是把我弄醒。我告诉她我这个房间不用这么早来拖，或者不拖也没关系。她从不理我，像是没听见。走的时候常常会忘记关门，或者关灯。后来说得多了，她头也不抬地回了我一句，医院规定的。一个小护士有一天问我，你是不是外地人？我有点莫名其妙。

看书的进度一直很慢，眼睛与文字始终缺少一种互相吸引的默契。梭罗的流水帐就像数学题，造那间小木屋的支出，总共是花了28块1毛2分5，那么细碎的数字让我觉得更加枯燥，我继续看下去的欲望也越来越淡。我强迫自己看下去，再看一会。我的视线常常在一个页面停留很久，从上面依次看到下面，直到最后几行，却记不起前面讲了什么，于是再重新返回到上面几行。刚看过似乎马上忘记了，遗忘的速度惊人的快。我又翻回到前几页，发现好像都没有看过，没有印象，我怀疑是上一次看完的时候书签夹错了地方。医生说手术后的记忆会下降，我想可能就是术后反应吧。

门推开了，我还在翻着书，寻找着前一个记忆停留的地方。很多人走了进来，王生是第一个。我叮嘱过他，没事也不用过来看我，我想一个人静养。王生的身后一次走进了9个人，都是我喝酒的兄弟。胖子一进门就骂人，他妈的生病了也不说一声，还关机，玩失联啊。我第一次觉得胖子挺可爱，连粗话都那么顺耳。王生看着我，手挠着头，像做错了事一样，说，没办法，昨晚喝酒的时候没收住嘴。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像小孩子一样挠头，在医院就显得有点滑稽。王生手里还拎着一个水果篮，胖子捧着一束花，病房里顿时蓬荜生辉。大家七嘴八舌地数落起我来，好像他们此行是来兴师问罪的，而不是看我。

病房第一次显得那么拥挤。小护士换药来的时候，是从胖子和王生的中间挤过来的。病房里一下子多出那么些人，她也有点意外。我问她，这花能放病房里吗？我指了指胖子放在床头柜上的那束百合。小护士说，没事，放着吧。她头也没抬。我说别人不是都放在门外的嘛？她说，别人是几个人一起住的，要影响其他病人。她始终没有抬起头来看一眼花，我有点失望。看得出来，百合是经过精心挑拣的，一朵朵含苞待放，娇艳欲滴。胖子他们离开的时候，我还是让他把花放到门口去。胖子疑惑地说，护士不是说放里面没事的嘛！我坚定地说，放门口。

四

我开始下床走动。依然卷着一本书，来回地踱步，举着看。手机里播放着越剧，悠悠扬扬的古老的旋律，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我喜欢越剧，远胜于流行歌曲。小护士进来的时候，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我。我问她干吗这么看我，她停了一会，说，你的胡子好长了。我照了下镜子，确实很长了。我扳着手指算了下，五天没有刮胡子了。我说，你一个小姑娘干吗关注一个大男人有没有刮胡子啊？她突然羞怯起来，若不是口罩遮着脸，我想一定是脸红了，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味，她解释道，包伤口的纱布都快包到了，胶布粘着胡子撕下来可会很疼的。原来如此。她说完就急冲冲地走了，差点撞着门口走过的一个老头。

老头头发白花花，路走得很慢。胸口挂着两样东西，右边是一个引流包，半插在口袋里，透明的管子壁上挂着血丝。左边是一个黑色正方体的收音机，也是半插进另一个口袋。乍一看，像一个受伤的老兵脖子上挂着一对手雷。“老兵”的收音机也是咿咿呀呀地响着，走近的时候，才听清收音机里播放的是英语。我侧着耳朵仔细听，居然真是English。

我默默地关掉了手机的戏剧，决定去外面走走。

走廊很长，足足有七八十米。因为灯光昏暗的缘故，看起来比实际距离要更长一些。

手术几天后，病人都会在这里走，活动一下肌肉。于是走廊里来来去去的都是病人。大家穿着一样的衣服，走起路来一样的姿势，都一摆一摆地，像一个个腿脚不利索的机器人。病人的表情都差不多，除了偶尔几个还因为疼痛扭曲着面部的器官，大都面无表情，没有悲伤，没有欢喜。脸上的气色也是病人该有的气色，憔悴，疲惫。因此也很难在这群人里分辨出那些人富贵，哪些贫穷。住的时间长了，慢慢熟了，碰到了会互相打个招呼，更熟一点，会停下来聊聊病情，然后各自东西。等到了走廊尽头，再返回来，在差不多的地方又碰到了，再打招呼，把刚才还没说完的话说说完。我觉得他们其中的一个可以改变行走的方向，这样，他们可以齐头并进，从而有更多的时间来聊天。他们都没有这样做，似乎更愿意这样周而复始地见面，招呼，聊天，再分开。

走廊的尽头是一间留观室，新进的病人都会先到这里，经医生的检查确认后，再分配到各个病房。这里是病房里最吵的地方。今天我走到这里的时候，吵闹声特别响，远远的，还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那是一种特别熟悉的味道，像阔别了多年的老友的气息，隔着很远就能感觉到。我确定，就是酒，还是那种52度的浓香型。我并不喜欢那种浓郁的香精，只是喜欢酒的味道。就像在深山老林住久了，突然有认识的人到来，即便不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会分外亲热。走的近了，酒的味道混杂起来，再近一点，能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这种气味太熟悉了，我确定，有人喝多吐了。

屋子里两个健硕的年轻人，按着一个彪形大汉。大汉剃着光头，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背心，露出的大臂上都是刺青，像画着一条龙。刚坐下去，又站起来，摇摇晃晃着，又坐了下去。小护士站在他的前面念着一张术前调查表，在大汉面前，小护士显得尤其瘦弱。她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信什么，佛教还是基督教？三个人相互看着大笑起来。老子什么也不信，大汉说，老子信关二爷，哈哈哈。笑得猛了些，气没缓过来，一阵干呕，之后，又咳嗽起来。旁边一个使劲地给他捶背。

小护士用手用力地扇着鼻子，皱着眉头说，手术前把身上的金属全摘掉，项链、耳环还有戒指。大汉猛地站起来，带起一阵风，小护士往后退了半步，像是一片树叶被风吹动。大汉吐着酒气吼，抬起粗黑的右手，我看到一条龙飞了起来。右边的兄弟一把抓住了，生怕他打人似的。大汉搅拌着大舌头说，老子这个是钻的，戴了十几年了，长在手指里了，你他妈的，嗬嗬，他妈的，叫老子摘下来。护士一点也不胆怯，说，这是规定，手术前必须摘掉所有的金属。大汉啪地一下重重地把手拍在桌子上，侧着头对小护士说，你，你他妈地来剁了它，来呀。他把眼睛瞪得滚圆，眼睛里满是血丝，眼珠子明显凸了出来。右边的兄弟转着大汉无名指上硕大的戒指，说，你看，真摘不下来。他说话的时候，满脸横肉都松了下来，有点像沙皮狗的脸。护士说，这我不管，你们自己想办法。说完，抱起胸前的讲义夹，甩头走了。

草，大汉嘴里骂骂咧咧着，朝着护士离去的方向踹了一脚，差点摔倒。

我跟在小护士后面，问她，你不怕他们吗？那么凶。她说，怕什么，这种人见得多了，明天手术后就老实了。都要手术了，还喝那么多酒，真没脑子。我说，不是手术后才不能喝酒的吗?她白了我一眼。幸好，她并不知道，我手术前的那个晚上，也喝得醉醺醺。

果然，第二天大汉躺在病床上哎哟哎哟地叫唤了半天，那样子，完全没有了前日的凶悍。穿上了医院的衣服，一身的肌肉和两臂膀的青龙都掩了起来，眼睛里的凶光也消失了，除了一个光头。光头算什么，病房里多的是。

五

出院的时候，我最后翻了一下《瓦尔登湖》，书签不知掉哪了，我也记不清看到哪一页了，反正，没看多少。我把它塞进行李包的时候，竟然有一种莫名的愧疚。

王生来送我。我问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够喝酒？王生说，这个要主治医生说了算。我说，少来这一套，主治医生说至少要三个月。王生说，也不要这么长时间的，但总得过一段时间。我说，一段是多长？他说，反正看你自己身体情况吧，喝死你算了。

也就过了一个星期，胖子请吃饭了。我本来不想去，好几个人都打电话来催，于是去了。王生没有发话，我只能喝茶。大概是久疏饭局的缘故，同样一批狐朋狗友，同样的节奏，我却迟迟入不了角色。就像演一出戏，我们已经演过无数回，各个场景了然于心，可是，这次，我却不会演了。无论说词还是动作，都没有了感觉，与他们格格不入。轮到敬我酒的时候，总会卡住，就像一把梳子断了半根齿，看着总那么别扭。他们会说随意吧，然后自己抿上一小口，急急忙忙地流转到下一个去，仿佛我就是多余的。我突然觉得这样的吃饭很陌生。我是在努力追赶着他们的脚步，却总是跟不上。

王生在跟别人划拳。撸起了衬衫的袖子，满脸油光，划拳的时候身体一前一后有节奏地晃着，喉咙已经沙哑。他总在赢，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我知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赢。自从我住院了之后，他和我们这帮人一起聚的次数多了起来，很多时候，他已经替代了我在这张桌里的角色。他在赢拳的间隙朝我挤眉弄眼，不时朝我挥挥拳头，像是示威。我心里没底，这个时候出手，我没有把握赢他。至少在气势上，早输了。

胖子端着杯子来找我，屁股挤在我的椅子上和我坐一起，说好了一人一半，结果他的大屁股占去了四分之三还要多，居然还坐不稳，一只手扳着我的脖子，很用力，我的脖子有点疼。胖子嘴里喷着酒气，反复说着，兄弟，你住院都不给我们说一声，太他妈不够朋友了。说到朋字的时候，一股唾沫星子喷出来，夹杂着酒，还有残留在嘴里的被酒浸泡过的肉松末。翻来覆去这么几句话，重复说。我努力表现出很认真在听的样子，还不时地点头与他回应，以示他的讲话很有道理。他举起酒杯，碰下我的茶杯，吼了声，兄弟，干了。一仰脖子，顾自把一杯酒直接倒进喉咙，完了把杯子底朝天地摆一下，朝着我微微一笑。他喝酒的时候，喉结只会动一下，就像水龙头里的旋转开关，转一下，酒全下去了。他扶着我的肩膀颤颤悠悠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找另一个人去重复一些同样的话。

我索性离开了位置，走到包厢的另一端。

电视里播放的是一个老片子《满汉全席》，是另一番样子的吃吃喝喝。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胖子他们觥筹交错，我突然感觉自己像与他们隔着一个世界。那份热闹在包厢的那端被光和影裹成一个整体，远远地传到我这里，就跟电视里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