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中关于子贱的记载。
宓子贱从鲁国朝廷被贬到单县做地方官，由庙堂到江湖，但心始终关注着国家大事。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意思是在身为官员，朝廷里做高官应当心系百姓，处在僻远的江湖依然关注国家安危。
一日霍君本玉来我家中做客，见家中四壁图书，问我读了这许多书，敢问书中写了什么。我答，年轻时读书，读的是书中情节故事，自从研读孔孟儒家学说，才知道在中国文化之大语境下，所有后人的著作，都是研读《论语》、《孟子》之类的读书笔记。那些或轻薄或厚重的文字印刷品，字里行间充满了孔孟先哲的思想影子。
正是因为在朝廷中由于政见不合受人打击排挤，子贱才深刻认识到组织体系中领导者对于任命官员，对于行政决策的重要性。因此，虽然身在基层，远离鲁国的组织最高长官，他依然担心鲁国国君由于听信身边谗言，而使正确的政令不能得以实施。于是，他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幕话剧。
子贱要离开朝廷，向国君辞行，并借机提出到地方任职，想带上身边两名得力的助手同往，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国君一来内心也舍不得子贱离开，二来也乐得做了顺水人情，于是派遣两人与子贱同往单县。
这二人本来也在朝廷做官，此次随子贱到地方任职，想着是来镀金的，领导带身边人到新地任职，明摆着是私人关系好，可信任，准备提拔重用的。二人心里，注定对未来充满了美好期待。
一日在官府议事，子贱命二人书写上报朝廷的文书，在书写过程中，子贱不时地从旁边牵扯、摇晃他们的手臂，使其书写的字迹歪歪扭扭，极其难看。非但如此，子贱还故作愤怒，说二人基本功不足，连写字这样简单的职业技能都不熟练。二人倍感愤怒失望，一气之下请求辞职，不跟你干了，老子回朝廷去。子贱说，你连写字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好，勉强回去又能怎样呢？
两人欢喜而来，本以为跟着子贱到地方去能够提拔个一官半职，没想到当众遭受子贱如此羞辱，回到朝廷就跑到国君那里打报告，对子贱这样的人失望之极，没啥好说的，无语了。
国君问，怎么回事，好好地跟着去了，为啥没几天就灰头土脸地回来了，还一肚子怨气？
二人说，子贱命令我们撰写文书，在书写过程中不时地牵扯和摇晃我们手臂，使书写的字迹混乱难看，却当众发怒训斥我们没把字写好，官府里的官吏都笑话子贱是个昏官，是个不明事理的人，因此我二人辞去职务，回到朝廷。
听完二人的汇报，国君长叹一声，说你们哪里知道子贱的良苦用心，他那里是在责怪你们没有写好字，分明是在用这种方式提醒我，小心身边那些牵扯，摇晃我手臂的人。正是我任用了那些无德无能的官员，他们就如同在你们写字时从旁边牵扯、摇晃胳膊的人，让子贱正确的政见得不到有效的实施。这不是你二人的过错，如果不是子贱用这种方式让你们回来提醒我，可能我以后还会继续犯很多次这样的错误。
鲁君说罢，立即派其亲信去单父。见了宓子贱说：国君让我转告你，从今以后单父再不归他管辖，政务大事全权交给你。凡是有益于单县发展的事，你可自主决断，只需每隔5年向国君通报一次就行了。
故事讲完了，但问题没完，子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絮絮叨叨讲了半天故事，没讲子贱的道德品质如何高尚，讲的都是官场智慧。
再发一个问题，吕不韦撰写《吕氏春秋》记录宓子贱的故事，是在宣扬子贱吗？恰恰相反，他是在通过子贱的故事告诫当权者。
子贱通过自编自导的话剧，向国君传递建议，暗示国君身边有从旁牵扯，摇晃手臂使其不能正确行事的谄臣。就像一个小伙向姑娘求爱，手捧一束玫瑰，或者手捧一枚钻戒，前提是姑娘必须懂得玫瑰和钻戒是象征爱情的，只有这样，发出信息方与接收信息方才能实现对信息的共同认知，只有信息对称才能构成共同认知。如果小伙子认为玫瑰象征爱情，而姑娘认为玫瑰象征尖刺，那小伙献上玫瑰时，姑娘接收的信息可能是蔑视与挑衅。
构成这个共同认知的是社会环境，是主流文化，也是最高统治者营造的政治语境，如果没有鲁国国君品行正派，善于换位思考的前提，子贱的荒唐举动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对领导者的轻蔑与冒犯，甚至由可能招至杀身之祸。
正是因为子贱长期在鲁国朝廷做官，深谙鲁国官场和国君的规则，才有足够的自信，以这种看似戏谑荒诞的方式，传递严肃正经的信息，这是第一层官场智慧。
而第二层官场智慧体现在鲁国国君，一个组织中需要像子贱这样刚正不阿，敢于谏言的下属，更需要像鲁国国君这样心思正派，勇于纳谏的领导，这非但是一种做人胸襟，更是一种政治智慧。（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