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前一天，接到死党阿兵电话，从外地放假回老家，路经郑州，要我接站。人生四喜之一他乡遇故知，必须要一醉方休。

   三杯二锅头下肚，阿兵似有纠结的问：过年回家不回？明天都是除夕，这样的傻X问题本来是多余。死党就是死党，从小到大，总能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啃到点子上。

    斟满酒，像喝凉白开一样，一饮而尽，酒杯重重的落在桌子上，点上一支帝豪，猛吸一口。

     “还不知道！”

   妻子不满老妈，带着半岁的女儿回娘家，年过60的老妈一个人在小山窝里，这除夕我该怎么回家？

  2014年的年底，我和死党在郑州街头干完两斤二锅头后，第二天各奔东西，他回了老家。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秋风。自高中起，每到年关，都有一种壮年听雨客舟中的悲凉。

  高一那年，当周围那些不谙世事的熊孩子们尽情绽放青春的笑容时，我却抑郁了。父亲积劳成疾患胰腺癌悄然离去，让本来贫穷的家雪上加霜。我在奔完丧事回校的公共汽车上，躲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一只手捂着两只眼睛，安静的尽情的任眼泪唰唰雨下，从来没有哭的那么透彻痛快过。

  那一年，临近年关，学校放假回家，走到村口，莫名的胆怯，生怕遇见熟人。唐代宋之问有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情感，绝没有失去父亲的孩子，走进满是同情和异样眼光的村子时，体会更为深刻。村子家家户户门前的大红对联醒目耀眼，走到自家门前，冰冷的大门显得破败，还落着锁。本想钻进家里将自己掩藏，却只能在门口站着。邻居家正在张贴对联的堂哥看到我，热情的招呼我进家，刚到屋碰到二叔，二叔不无同情的说：“爹死娘家人，这一家可咋办啊！”这一句话足有二十斤酸醋的份量灌进心里，我咬着嘴唇，拼命不让泪水迸出，勉强笑笑，冲出门口，不争气的泪珠还是出来了，正好碰到二婶，匆匆逃开了。

我知道父亲不在了，年就不在了。十五年来，过年家里再没有父亲杀猪炖肉的繁忙景象，再没有好吃的猪尾巴留给我，再没有祭拜天地祖宗上香的仪式，再没有堂屋供桌上供品可以偷吃。

 死党阿兵总是个识趣的家伙，总会过年约朋二三，各自从家里偷拿点心、麻叶出来，当然还有好酒，凑在一起，要么大年夜河滩里放把火，取暖喝酒，吹吹未来的牛逼梦想，要么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去爬大山，干出些觉得屌爆了的事情，一年又一年伴我找到过年回家的路，从少不更事到而立之年。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郑州，做起了郑漂蚁族，每天早出晚归，寻找着自己的生活。没有理想，没有抱负，更不懂所谓的职业规划，只要有地方愿意用我，我就踏实的全心全意的干活，做过小报记者，干过医药代表，干过设计，总之只有一个目标，要在郑州扎下根，留下来，因为不愿回到那个让自己胆怯的家乡。

  最终，在2011年我买了小房子，有了小轿车，也迎来了除夕。暴风雪的除夕夜，从郑州到老家130公里高速路，鹅毛般的大雪片飞舞着，路面上的雪水随着高速旋转的车轮拍打着车身，雨刷器狂舞着死命的扒拉前挡风玻璃，给我以视线。过年了，我要回家。

 夜里11点，穿过狭长的胡同，爬上陡峭的土坡，透亮的灯光打在家里大门上，有种灯火辉煌的美景，我知足的喊：妈，我回来了。

 那种多年来回家的胆怯和纠结荡然无存，一种衣锦还乡的快感促使我固执的将车从狭窄的胡同开到家门前。直到第二天，发现车无法开出胡同，需要邻里乡亲抬出来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微不足道的炫耀证明的多么可怜。

 那些日子我没有出门，看到自己的那个妈老了许多。在村里替人磨面，给人打工，总喜欢扒拉她那本账本，算着攒了多少钱，不断唠叨着，得攒够钱给我办婚事，好赶紧生个娃，她好清闲清闲带娃儿。

 我不耐烦。故意绕开话题，翻看她那已经揉的散开的账本，今天五块五，明天十块八的往后加着数，当看到加到三位数时，分明小数点加错了位置，后面的帐已经错乱了。我没有吭声，心里难受。老妈没有上过学，也许她永远不能将这些数字加到四位数上去，而她就是用这些笔画稚嫩错乱的小数供她的孩子们大学毕业，现在又要用这些小数供她的孩子娶妻生子，而大学毕业的我不能给她算账，更没有给她一分钱。

 现如今，回家的路依然纠结胆怯。2015年的除夕又要来了，阿兵也许还会从外地打来电话，在郑州的街头烂醉如泥，也许他还会纠结的问：过年回家不回？

 妻子与苍老的妈妈依然故我，也许待到暮年听雨僧炉下，鬓已星星也，这个问题将不再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