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毕业刚进公司那年，领导请了一个业界大咖过来做演讲。现在各行各业都流行演讲这种学术活动，于参会者而言增广了见闻，于主办方而言能对本公司进行宣传，于演讲者本人而言更是名利双收的好事情。好的演讲有这么三类：使听众受益的“干货”多的，讲者口才出众富于技巧的，以及二者兼备的。那天我们所遇到的就是第二种类型。
大咖在台上口若悬河讲了一个小时，我的直观感受就是蒸了一次头脑桑拿，整个人晕晕乎乎之后觉得十分舒畅。听完之后我去了一趟洗手间，自来水的冰凉让我慢慢清醒了过来，我忽然产生了一丝疑惑：这一场气势煊赫的演讲，究竟给我带来了哪些提高？反复回味之下，除了那腾云驾雾的感觉依旧令人神往，事后竟是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与古时候吸大烟的场景何其相似！莫非，我只是接触了一次“精神鸦片”？
洗手池边还有一位本公司的前辈，他看了我一眼，犹豫片刻然后问道：“你觉得刚才的演讲怎么样”？我迟疑着回答：“好像没学到什么东西”。他冷笑一声没再答话。事实上大咖本人在业界成就颇高，其赫赫威名显然不可能靠招摇撞骗得来，或许他出于防范剽窃的考虑，不愿意把自己成功的秘诀暴露出来，况且他堪称登峰造极的演讲技巧已完全足够控制整个局面。但是他讲到一件事情，哪怕已经过去了五年之久我还记忆犹新。他说自己平时不用QQ微信微博这样一类社交软件，也禁止自己团队的其他人使用。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洋洋自得，似乎自己的成功理所当然来自于如此严格的自律以及团队纪律。我们老板听到这一段时频频点头，两只眼睛明亮得几乎要冒出火花来。我就是在那一刻开始感到不对劲，才有了后面洗手间里的对话。
张璟琳先生在《葵花宝典：一本书与百年武林史》中提到，岳掌门用一个损招搞残了华山派，这个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损招就叫做：强化意识形态。一切资质平庸的野心家都喜欢这一招，只要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就可以左右别人的行为甚至思想。这是何等阴暗乃至险恶的想法。过去我们讲“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觉得那是一种美德，然而美德就是用来抛弃的，现在的人多是“宽于律己，严于待人”，对人对己两套标准，自己犯错理由不绝，别人犯错动辄得咎。《论语》里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和教养，然而现在已经被弃之如同弊履了。比两套标准更可恨的就是试图控制别人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进行洗脑，这种反法西斯战争中才会见到的穷凶极恶的事情现在居然堂而皇之的不断出现在我们眼前，真令人匪夷所思。
每个人的成功都有特定的原因，时势气运缺一不可，且难以复制。避实就虚，将自身成功归结于一些细枝末节的所谓“要点”，其用心发人深思。如果那么容易就能获得成功，那信息时代以前就没有失败者了。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老板自然不是不清楚，他频频点头在于，他领会到了这种荒唐的传道行为中只有统治阶级才能使用的武器，于是深以为然。当下各类职场法则告诉我们，不要当一个有想法的人，而要当一个听老板话的人。诚然， 这是适应规则和光同尘进而登堂入室的不二法门，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不安分的“刺头儿”，他们就像是一台运行良好的机器中几个不合规格的螺丝钉，“脱颖而出”之后就不断遭到打压，最终被淘汰。这已经不是职场法则，而是丛林法则了。
白岩松说过一句话：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到了开始强调考勤、打卡的时候，一定是它走下坡路的时候。按这个标准去衡量，国内有几个单位不是在走下坡路。白岩松没有说错，错的是被奴役的人。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用意在于拯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人，他成功主宰了我们的国文课本，然而在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事业上，他败得彻头彻尾。即便先生复生，面对数千年来习惯了被奴化统治的国人，想必他也会感到回天乏术吧。
《三体》有云：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当生存这一基本需求受到威胁，我们是可以牺牲尊严乃至放弃自由来换取一片面包。但是我们是否需要思考：生存的威胁如何定义，由谁来定义？谁能说我们一定不会是《楚门的世界》里那个天真无邪的戏子，完美的人生其实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谎言。如果真相真的是这样，有多少人会选择打破藩篱看看真实世界的样子，又有多少人人戏不分浑浑噩噩过完一生。
有多少人，能够面对道德制高点上的裁决者，说一句：你是对的，但请不要试图控制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