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5年二月，宋神宗赵顼驾崩，其年仅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即宋哲宗。由于年幼，由神宗母亲宣仁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直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曾经劝止过宋神宗，但碍于不得干政，未能如愿。现在，高太后亲政第一件事就是将曾经被贬官或者辞职的旧党重臣一一召唤回来，首先启用的就是时年已67岁的司马光，授予门下侍郎（副宰相）官职，司马光主要建议为两条：
一是“广开言路”，鼓励大臣进言，讨论朝政，尤其是新法实施的利弊；
二是“废除新法”，他把新法比做为毒药，将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
“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
高太后全盘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并且将维护新法的大臣全都贬斥，如吕惠卿、章惇等，而将此前因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逐一召回委以重任，如刘挚、范纯仁、李常、吕公著、文彦博等，苏轼作为曾经的“旧党”人物，再一次被推到这风口浪尖上。
公元1086年九月初一，这一年为宋哲宗元祐元年，司马光逝世，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司马光死后，高太后仍继续采用其反对变法的措施，重用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苏轼苏辙兄弟也在其列。这便是北宋史上著名的党争——“元祐更化”。
苏轼接下来的仕途进入了快车道，不，准确的说，应该说是高铁，从1085年5月到1086年9月，在短短不到十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由一个被贬黄州的没有实权的警备副司令，连升至三品大员：
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当然，这主要得力于司马光的大力举荐和高太后的提拔。有一次，苏轼被高太后召进宫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问曰：“卿前年为何官？”
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
曰：“今为何官？”
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
曰：“何以遽至此？”
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
曰：“非也。”
曰：“岂大臣论荐乎？”
曰：“亦非也。”
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
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
苏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
苏轼似乎天生就不是政治的妥协者，也不会为了自己的官位而放弃原则。比如在面对“新法”的问题上，苏轼就与司马光起了很大的争执，他认为有些政策是对百姓有利的，我们应该继续实施，不能一棍子都打死。但司马光没有采用他的意见，气的苏轼下班后回家，连呼“司马牛，司马牛”，指责司马光脾气倔强，有如犟牛。
此时朝政格局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竟然形成了三个派别：
一、以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洛党，因为这兄弟两个都是河南洛阳人；
二、苏轼、苏辙兄弟为首的蜀党，四川人；
三、司马光为首的朔党，因为司马光是山西人。
司马光去世以后，因在“祭祀”和“吊唁”司马光的问题上，苏轼与程颐起了争执，从此开启了将近七年的“洛蜀党争”。我们发现北宋这个文人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的朝代，几乎始终没有摆脱过党争的命运。从宋仁宗“庆历新政”开始，终使朝纲不振，政风日坏。
此时的苏轼已经敏感的认识到这个严峻的问题，他不想再重蹈7年前的覆辙，他也累了，不想再无畏在这朝堂中争来争去。因此，他向皇帝接连上疏四道奏章，恳请外调任职。终于，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被任命为杭州知州（市长），没想到，他还能再回到这个阔别16年之久的美丽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