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皇位继承者这一问题，中国一直都有“立贤还是立长”的分歧。乍听之下这是一个很无趣的争论，臣子尚需贤德何况是帝王呢，不立贤又如何杜绝昏君？但是为何从西周开始便有“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仅仅归因于所谓的“吃人的礼教”吗？
据说当年姜太公和周公旦就立贤还是立长的问题有过一番讨论，姜太公主张立贤，而周公旦主张立长。周公旦的理由大致是：立贤理论上自然好，但是“贤德”与否比较主观难以确定，不如立嫡立长这般客观清晰。若以立贤为标准，后代便免不了一番争斗。
在一姓天下的社会制度中，帝王的贤能自然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皇室的稳定也是国家安定的重要保证。清康熙以“仁德治天下”主张立贤，但是也造就了后来九王夺嫡的动荡局面。
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话：
不尚贤，使民不争。
乍看之下这和儒家“举贤任能”的主张背道而驰，过于标新立异，但是结合周公旦的观点来看就不太难理解了。
《道德经》是一部充满辩证思维的思想巨作，在一开始便以“可非”、“有无”指出了其充满哲学思辨的主旨，所以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如果说儒家更多是从正面来分析一些事物，那么《道德经》更多便是从我们平时容易忽略的背面、侧面来进行辩证思考。
例如说到君子的反面，读《论语》第一意识便想到“小人”，而读《道德经》后想到的便是“伪君子”。老子提出“不尚贤”不是愚民政策，而是因为贤能的标准不但很难判断，而且一旦将“贤能”的标准制度化后，便有“伪君子”的体系产生，伪君子不如真小人。
以此类推，老子还提出了：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一旦领导者将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文字化、制度化之后，纵然初衷是好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伪体系”。
例如古代提倡“执法严明”便会有“酷吏”产生，提倡“宽仁为怀”便有“和稀泥”产生，演义中有北宋八贤王赵德芳便有了康熙时的“八贤王”胤禩。
当代也一样，国家提倡学历教育便有了贩卖学历的产业，为保证学位的质量而提出论文发表，便有了撰写和发表论文的一条龙商业服务。
着眼于企业，企业的经营建设离不开一系列的标准，但是很多企业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过于随意，不够严谨，导致后续一系列的“伪体系”的产生。
企业提倡人才的引进，市场上便会有简历造假的产生，公司内便会有片面注重人才能力而忽视其性格和职业道德的情况出现。
企业提倡利润绩效，便会有企业内部一切向钱看齐，兄弟部门之间点点滴滴都要折算业绩的情况出现。
企业针对上述情况提出“公司一家亲”等企业文化时，便会有制度混乱、以情代法等现象产生。
企业提倡员工的敬业精神，便会有上班时拖沓、下班时加班等伪“敬业”的产生。
企业提倡360度考核，便会有处处搞关系、卖人情的现象产生。
企业提倡人文关怀，便会有公私不分、小团体的出现。
以及提倡严谨就会有低效率，提倡效率就会有低质量等等。
企业某一个政策和方向的出台应该客观、全面、细致地考虑种种可能，既要防范对立面的出现，也要防范“伪立面”的出现，还要防范做砸了比不做更糟的局面。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楚王可以视为一个大企业的老板，“细腰”可以引申为领导的喜好，但是最后的局面却是企业里很多人死。原因就在于楚王这个老板既没有认识到自己大企业老板的身份，也没有分析“细腰”是否是楚国这个大企业所需要的，更没有告诉员工应该如何正确地达到“细腰”这个绩效目标，最后也没有制定预警方案，随随便便就将自己的喜好告诉下属。这也是算是对老子“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的一个脚注。
或许老子“不尚贤，使民不争”的话是在某个特定前提或现状下提出的，所以后人会觉得有点极端，但是对于组织内部制定政策和方向时还是有颇多借鉴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