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当这首诗轻轻从唇间启开的时候，似有一缕清风拂过耳边的舒畅感。还记得儿时听母亲教小弟背诗那会儿，这几个字稚气的从小弟嘴里蹦出来时，是这般简扼清脆，朗朗上口，完全不需要在脑子打个弯。我思量，作者该会有着何等清透，明朗的出世心来写下这首意境深远的隐喻诗。
探寻虞世南的旅程，仿佛经历一段轮回的重塑。前生今世，莫名感觉，我和他或许在擦肩而过的一刹那，相互驻足凝望过彼此。要不，怎会于千万人之中，独独与他有过一段莲花般的相遇呢？且在千年之后如期赴约，跃然呈现在我的眉间、我的心头、我的笔上呢？
缘分会在不经意与你再次重逢，尽管蹉跎过，但因着业力的推动，总会在命运的背后给你一个华丽的惊喜。
初遇虞公，是在那有着明媚阳光的清晨，驱车前往鸣鹤定水寺的途中，当时也未有人告诉我此处就是虞公故居。那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寺庙，偶见几位僧人悠闲的做着自己的本分事。这倒也好，不拘泥于外在的法相，修行本该如此，心已然放下，何须放不下入世的红尘琐事。正值阳春三月，春意盎然，四周翠竹成荫，清泉环流，风光旖旎。信步到寺边百米处幽径直上，风动枝生乱影处竟然矗立两块石碑，一书“虞世南故里”，一镌“唐虞秘监故里”。
我在心中愕然，且惊又喜，这就是寥寥虞公故里？一个山清水秀如世外桃源般的自然村落，鸣鹤山，清泉寺，不管山还是寺，都与虞公有扯不清的缘。一位就诞生在家乡的千古名臣，一位“舍宅为寺”的三朝重臣，被唐太宗号称为五绝出世之才的知己，他身后的落寞又有几人知晓？红尘世人只记得他的丰功伟绩，而他的淡泊之志，他内心的清绝寂寥，隔了千年，世人终究不能明了，难为他的那份超脱，那份悠悠之心，而今，终究够如许清透般读破他的一片心，何等庆幸亲临他的魂归地，拜悟他对生命的独欢。
大凡出世之才者，必经历过几番更朝换代的洗礼，才得以被上天眷顾。大才者，但凡有二，一者天赋异禀，少年得志，二者少年受良好家训，勤勉刻苦以致功成名就。虞公属于后者，也庆幸他不是前者。然命运总是公平的，少年太顺的人生总会有所遗憾，要么沉沦不醒，要么英年早逝。这于虞公，都是最好的安排。
出生高贵，却不沾半点浮夸自满，实属不易，许或是跟他至小过继于叔父虞寄有点关联。再宠爱，毕竟隔着一层血缘的薄纱，宠都是有限度的。现在想来，命运使然，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若是少了这个小因缘，也就未必能成就一代绝才。虞寄膝下无子，对世南的治学教育更是倾尽他之所有，恩威并施，治教甚严。不仅授业于吴郡名儒顾野王名下学习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虞寄试图领世南拜当时的同郡人隐士智永禅师为师学习书法。智永师乃王羲之的七代孙，其书法继承王氏家法。当时也颇费周折一番。话说智永隐士，史记上对他记载甚少，既然已称隐士，定不愿过多参与红尘事，不予应承。虞寄只得领着世南三顾茅庐，以示坚定之心。
不得不说，虞寄的治学态度在今天看来还是蛮值得推崇的。以重臣之尊向一位隐士和尚三顾茅庐求学，由此可见，虞家的家风品德在虞家三代中得到最本位的上行下效的体现。若祖上无如此宽厚仁爱的德行，难以世代延绵。世南的敦厚沉静，勤勉刻苦更是得益于虞寄的言传身教。也因着此番费劲周章的拜师治学，好学的世南更珍惜这次难得的拜师机缘，为了学习书法，他曾把自己关在楼上，业成方才下楼。写过的废笔足足装满了一大瓮。他白天练完字，在入睡前还用手指划着肚皮或床单，琢磨字的气势结体。日子长久，被单也划穿了。十年磨一剑，因得“王书”法度，其字用笔圆融遒逸，风神萧散，温润含蓄、端庄静穆，外柔内刚，不装奇巧，体现了儒家中和内含之美，且难能可贵之处于得以继承创新。
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即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 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古人论书云：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是书之法，学者习之，故当熟其手，必先修诸德以熟之以身，德而熟之以身，书之于手，如是而为书焉。恰如智永禅师之品之书，也正是虞寄所期。
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手所传。智永书法的精妙，在于他精熟“永字八法”之奥妙，以“永”字八法为基础，以《千字文》为楷模。“永字八法”好似禅宗所讲的清净的真如本心，而二十四家书则好比是由自心派生出的宇宙万物。因为真如本心是宇宙万有的本原、众生成佛的根据，只要一念相应。霎那证悟了自己的本心，就成了佛，而不迷惑于本心派生出的宇宙众生。同样，“永字八法”也是构成书法的根本原则，各种书体如士人所说的二十四家书都是从它那里派生出的，只要当下悟解了“永字八法”是书法造型的基本手段，就能创作出独特的书法艺术来，不必追举从它衍化出去的各家书法。
足以可见世南的书法时时含隐着禅宗的底子，就如他的本性，恃宠不骄，谦良敦厚，外表文弱儒雅，遇事刚正不阿，一生崇尚俭朴自然的田园生活。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当然这也得益于世南生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年代，基于唐太宗对书法的崇拜与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战争过后百废待兴，发展文化教育更是当务之急，特别是李世民对王羲之的崇拜，更生出对虞世南无比的器重与赞赏来。
他与当时的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书法家，而虞世南又是四人中最优者。所做《孔子庙堂碑》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赞赏。唐太宗非常喜爱虞世南的字，并经常临写。相传有一天，唐太宗书“戬”字，但戈字还没有写好，正好虞世南进见，即提笔补写了一个“戈”字。唐太宗将两人合写的“戬”字给魏征看，说：“朕学世南，尚近似否? ”魏征看后说：“戈字颇逼真。”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叹息道：“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
《怨歌行》
紫殿秋风冷，雕甍落日沉。
裁纨凄断曲，织素别离心。
掖庭羞改画，长门不惜金。
宠移恩稍薄，情疏恨转深。
香销翠羽帐，弦断凤凰琴。
镜前红粉歇，阶上绿苔侵。
谁言掩歌扇，翻作白头吟。
不同于太白诗的磅礴仙气，杜甫的沉郁工整，孟浩然的恬淡清真；婉约绮丽的诗风，清丽刚健的书风，正造就了他不同于芸芸诗人的格局。他的诗魂自有生命的皈依与安逸，融境界于广袤高远。既有“宠移恩稍薄，情疏恨转深”、“裁纨凄断曲，织素别离心”的婉约抒情，又不乏“翠盖飞圆彩，明镜发轻花”、“绿野明斜日，青山澹晚烟”的清新悦心。这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也许更让唐太宗折服是他的博闻强记，同时震服的也包括我。一次，李世民命他把《列女传》书写在屏风上。当时没有底本，虞世南就默写出来，竟然一字不差，世南的博闻强记再次震撼了唐太宗。
史记上记载虞世南虽是身形瘦弱，容貌儒雅，但他的秉性刚正不阿，直言敢谏，为官清正。唐太宗爱好打猎，虞世南也上疏屡次劝阻太宗。有一回太宗喜好宫体诗，写了一首命虞世南唱和。虞世南进谏说：“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嘉奖他的直谏，赐绢50 匹。太宗颇好畋猎，虞世南多次规谏，都被采纳，史称其“有犯无隐，多类此也”。 可见虞公的直谏和刚正对于太宗皇促成“贞观之治”是有影响的，不仅是书法、文学见长而已。
虞世南一生历仕陈、隋、唐三朝，辗转数来，三朝天子一朝臣，天子亦是仰慕他的才学，隋炀帝三顾茅庐，但虞公不与共志，推诿还乡。他在等待他的明主，终于那一天，怀揣着他的满腔效主之忠，报国之志，经纶之才，跟随互引为知己的太宗世民，尽忠毕生，乃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五月壬申（二十五）日（7月11日）卒于长安，享年八十岁。唐太宗十分悲伤，痛哭流涕，述道：“虞世南对我忠心一体，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我有小失必犯颜直谏，而今亡故，朝延上下，无复人矣!”于是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赠礼都尚书，谥文懿。太宗还命画图象挂在宫中凌烟阁。
南朝陈文帝天嘉（560年—566年）中，生父虞荔去世，文帝表彰虞荔的德行，知道他两个儿子都非常博学，便派遣使者到虞家慰勉审视，等到世南服丧期满，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但因养父虞寄身陷叛军之中。仍布衣蔬食。直到太建末年陈宣帝平定叛乱，虞寄回来，“方令世南释布食肉”。
虽是一父母所生养，但各自的人生轨迹和境界抱负却有着天壤之别。当时虞世基（虞世南的弟弟）在隋炀帝时执掌朝政，先后任光禄大夫，内史侍郎，家庭生活豪奢无比，虞世南虽与其兄住在一起，仍然生活俭朴，不改旧习。隋朝灭亡前夕，宇文化及将杀炀帝并及虞世基，世南抱持号位，请求以身代兄而不得，时人称颂其义。说实话，世南的人伦孝悌，就如太宗所言，最是珍贵，不仅撼动了天子，亦是为我所钦佩。
细数历朝以来的重臣才俊，或文或武，或痴或贤，都不足以使我心有微澜，而他的大仁大义大孝大忠，足以为之憾动！仁者爱人，百善孝为先，每每以为只有孔老夫子才配得起，只是，过繁的教条似乎让孔夫子缺些许温度。而此，终于有人把它装饰起来了，有温有色，才够鲜活。二度守孝、感至天子的大孝大贤，舍身救兄的大义大悌；刚正勇烈、直谏无畏的大仁大忠；；一生勤俭、舍宅为寺的大悟大爱；身在富贵而不自矜，悬崖撒手的彻悟，这样的男儿是人海里的出水莲花，古往今来又有几人？！
在那青山隐隐水迢迢的清泉寺旁，荷意翩翩夏日萤的时光，我若遇上虞公，定会许他一段时光，备下清酒佳肴，邀他浅斟低吟，不会让他独自弦断凤凰琴，因为他是我心仪的君子。至少，他是真性情的自在人，豪放的风骨下难掩忧伤的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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