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一本书能够在如此短的篇幅中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形成过程，赵鼎新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算是其中一本。儒法，或者外儒内法是中国传统政治组织模式，这种模式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中国最后一个朝代灭亡。中国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王权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对传统中国的发展带来何种影响，一直是重要的，但又难度极大的问题。但赵鼎新巧妙地用东周列国的战争要求国家具有高效率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解决了这个难题。
简而言之，战争驱动下唯有高效率的科层制度才能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才能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中幸存下来。而这种制度最终为秦帝国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大一统提供坚实的政治制度保障。儒家的壮大，进而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议下，成为与科层制度相配合的意识形态，则是调和由战争效率驱动性的法家治国制度导致强大的专制的国家主义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的结果。强大的秦帝国历时不到百年就被农民暴动推翻，原因就是强大的国家控制能力极大地限制了民众的生存空间，最终导致“官逼民反”的结局。
而儒家意识形态的加入，为国家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统治阶级与儒士之间的联姻让国家更为稳固，不至于出现在短时间内极化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冲突。然而，儒士阶级和西方商人阶层完全不一样，前者不是一个和国家形成对抗和平衡的独立力量，而是依附于统治阶级而存在。因此，这种附和关系就限制了中国传统开辟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可能性。和儒士阶级相似的，中国商人阶级也只能依附于政权而生存，所以不可能产生基于契约关系的近代资本主义制度。
在笔者看来，东周列国战争实则是一个群体选择过程，能够在竞争和选择中幸存下来的国家势必在某些方面有优势，无论是文化、社会治理，还是政治架构，那么这些群体特征就会在朝代的历史演进中被保留下来。在没有剧烈的社会变动，或者引入强大的异族，进而发生新的群体选择之前，儒法治理策略不会被轻易抛弃，统治者也不可能想到另外的可能。由于文本篇幅和限制，以及笔者的阅读精度和视野所限，笔者对儒家和法家如何结合，并在之后两千年的历史中一直走下去，这一点比较好奇。统治者为何选择儒家作为国家表层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因为儒家可以为其的统治提供合法性辩护吗？或者是因为儒家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理论与法家的强国家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
总之，这是一本好书。封面的编辑寄语写道：拣选的是一段春秋战国史，注目的是整个古代中国的历史性格。以小见大，逻辑合理，视角新颖。值得多次翻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