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出头，北方已有些凉。
我在村外的河边散步时，晨雾从对岸铺过来。
“梁先生........”
我一转身，见是个少年。雾已漫过河来，他如在云中，我也是。我在村中见到过他。
我问：“有事？”
他说：“我干妈派我请您到她家去一次。”
我又问：“你干妈是谁？”
他胹腆了，讷讷地说：“就是……就是……村里的大人都叫她玉顺嫂那个……我干妈说您认识她……”
我立刻就知道他干妈是谁了……
这是个极寻常的小村，才三十几户人家，不起眼。除了村外这条河算是特点，此外再没什么吸引人的方面。我来到这里，是由于盛情难却。我的一位朋友在此出生，他的老父母还生活在村里。村里有一位民间医生善推拿，朋友说治颈椎病是他“绝招”。我每次回哈尔滨，那朋友是必定得见的，而每次见后，他总是极其热情地陪我回来治疗颈椎病。效果姑且不谈，某类盛情却是只有服从的。算这一次，我已来过三次，认识不少村人了。玉顺嫂是我第二次来时认识的——那是在冬季，也是在河边。我要过河那边去，她要过河这边来，我俩相遇在桥中间。
“是梁先生吧？”——她背一大捆苞谷秸，望着我站住，一脸的虔敬。
我说是。她说要向我请教问题。我说那您放下苞谷秸吧。她说背着没事儿，不太沉，就几句话。
“你们北京人，知道的情况多，据你看来，咱们国家的股市，前景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不由一愣，如同鲁迅在听祥林嫂问他：人死后究竟是有灵魂的吗？
她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是从不炒股的。然每天不想听也会听到几耳，所以也算了解点儿情况。
我说：“不怎么乐观。”
“是么？”——她的双眉顿时紧皱起来了。同时，她的身子似乎顿时矮了，仿佛背着的苞谷穗一下子沉了几十斤。那不是由于弯腰所至，事实上她仍尽量在我面前挺直着腰。给我的感觉不是她的腰弯了，而是她的骨架转瞬间缩巴了。
她又说：“是么？”——目光牢牢地锁定我，竟有些发直，我一时后悔。
“您……也炒股？”
“是啊，可……你说不怎么乐观是什么意思呢？不怎么好？还是很糟糕？就算暂时不好，以后必定又会好的吧？村里人都说会的。他们说专家们一至是看好的。你的话，使我不知该信谁们了……只要沉住气，最终还是会好的吧？……”
她一连串的发问，使我根本无言以对。也根本料想不到，在这么一个仅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里，会一不小心遇到一名股民，还是农户！
我明智地又说：“当然，别人们的看法肯定是对的……至于专家们，他们比我有眼光。我对股市行情太缺乏研究，完全是外行，您千万别把我的话当回事儿……否极泰来，否极泰来……”
“我不明白……”
“就是……总而言之，要镇定，保持乐观的心态是正确的……”
我敷衍了几句，匆匆走过桥去，接近着是逃掉……
在朋友家，他听我讲了经过，颇为不安地说：“她肯定是玉顺嫂，你说了不该那么说的话……”
朋友的老父母也不安了，都说那可咋办？那可咋办？
朋友告诉我：村里人家多是王姓，如果从爷爷辈论，皆五服内的亲戚关系，也皆闯关东的山东人后代，祖父辈的人将五服内的亲戚关系带到了东北。排论起来，他得叫玉顺嫂姑。只不过，如今不那么细论了，概以近便的乡亲关系相处。三年前，玉顺嫂的丈夫王玉顺在自家地里起土豆时，一头栽倒死去了。那一年他们的儿子在上技校，他们夫妻已攒下了八万多元钱，是预备翻盖房子的钱。村里大部份人家的房子都翻盖过了，只她家和另外三四家住的还是从前的土坯房。丈夫一死，玉顺嫂没了翻盖房子的心思。偏偏那时，村里人家几乎都炒起股来。村里的炒股昏热，是由一个叫王仪的人扇乎起来的。那王仪曾是某大村里的中学的老师，教数学，且教得一向极有水平，培养出了不少尖子生，他们屡屡在全县甚至全省的数学竞赛中取得名次及获奖。他退休后，几名考上了大学的学生表达师恩，凑钱买了一台挺高级的笔记本电脑送给他。不知从何日起，他便靠那台电脑在家炒起股来，逢人每喜滋滋地说：赚了一笔或又赚了一笔。村人们被他的话挑拨得眼红心动，于是有人就将存款委托给他代炒。他则一一爽诺，表示肯定会使乡亲们都富起来。委托之人渐多，玉顺嫂最终也把持不住欲望，将自家的8万多元钱悉数交付给他全权代理了。起初人们还是相信他经常报告的好消息的。但再消息闭塞的一个小村，还是会有些外界的情况说法挤入的。于是又有人起疑了，天天晚上也看起电视里的《财经频道》来。以前，人们是从不看那类频道的，每晚只选电视剧看。也开始看那类频道了，疑心难免增大，有天晚上便相约了到王仪家郑重“咨询”。王仪倒也态度老实，坦率承认他代每一户人家买的股票全都损失惨重。还承认，其实他自己也将两口子多年辛苦挣下的十几万全赔进去了。他扇忽大家参予炒，是想运用大家的钱将自家损失的钱捞回来……
他这么替自己辩护：我真的赚过！一次没赚过我也不会有那种想法。我利用了大家的钱确实不对，但从理论上讲，我和大家双赢的可能也不是一点儿没有！……
愤怒了的大家哪里还愿多听他“从理论上”讲什么呢？就在他家里，当着他老婆孩子的面，委托给他的钱数大或较大的人，对他采取了暴烈的行动，把他揍的也挺惨。即使对于农民，当今也非仓里有粮，心中不慌的时代，而同样是钱钞为王的时代了。他们是中国挣钱最不容易的人。明知钱钞天天在贬值已够忧心忧心忡忡的，一听说各家的血汗钱几乎等于打了水漂儿，又怎么可能不激眼呢？兹事体大，什么“五服”内“五服”外的关系，当时对于拳脚丝毫不是障碍了……
第二天王仪离家出走了，以后就再没在村里出现过。他的家人说，连他们也不知他的下落了。
各家惶惶地将所剩无几的股渣清了仓。
从此，这小村的农民们闻股变色，如同真实存在的股市是真真实实的蟒蛇精，专化形成性感异常的美女生吞活嚥幻想“共享富裕”的人。但人们转而一想，也就只有认命。可不嘛，些个农民炒的什么股呢？说到底自己被忽悠了也得怨自己，好比自己割肉喂猛兽了，而且是猛兽并没扑向自己，自己主动割上赶着喂的，疼得要哭叫起来也只能背着人哭到旷野上去叫呀！
有的人，一见到或一想到玉顺嫂，心灵还会倍受道义的拷问与折磨——大家是都认命清仓了，却唯独玉顺嫂仍蒙在鼓里！仍在做着股票升值的美梦！仍整天沉浸于她当初那8万多元已经涨到了20多万的幸福感之中。告诉她8万多已损失到1万多了也赶紧清仓吧，于心不忍，怕死了丈夫不久的她承受不住真话的沉重打击；不告诉呢，又都觉得自己简单不是人了！我的朋友及他的老父母尤其受此折磨，因为他们家与玉顺嫂的关系真的在“五服”之内，是更亲近的……
朋友正讲着，玉顺嫂来了。朋友一反常态，当着玉顺嫂的面一句接一句数落我，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无非是说我这个人一向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由于长期被严重的颈椎病所纠缠，看什么事都变成了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云云。
朋友的老父母也参予演戏，说我也曾炒过股，亏了几次，所以一谈到股市心里就没好气，自然念衰败经。
我呢，只有嘿嘿讪笑，尽量表现出承认自己正是那样的。
玉顺嫂是很容易骗的女人。她高兴了，劝我要多住几天，说大冬天的，按摩加上每晚睡热乎乎的火炕，颈椎病必有减轻……
我说是的是的，我感觉痛苦症状减轻多了，这个村简直是我的吉祥地……
玉顺嫂走后，我和朋友互相看看，良久无话。我想苦笑，却连一个苦的笑都没笑成。
朋友的老父母则都喃喃自语。
一个说：“这算干什么？这算干什么？……”
另一个说：“往后还咋办？还咋办？……”
……
我跟那礼貌的少年来到玉顺嫂家，见她躺在炕上。
她一边坐起来一边说：“还真把你给请来了，我病着，不下炕了，你别见怪啊！……”
那少年将桌前的一把椅子摆正，我看出那是让我坐的地方，笑笑，坐了下去。
我说不知道她病了。如果知道，会主动来探望她的。
她叹口气，说她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一检查出来已很严重了，地里的活儿是根本干不了了，只能慢慢腾腾地自己给自己弄口饭吃了。
我心一沉，问她儿子目前在哪儿。
她说儿子已从技校毕业了，在南方打工。知道家里把钱买成了股票后，跟她吵了一架，赌气又一走，连电话也很少打给她了。
我心不但一沉，竟还疼了一下。
她望着少年又说，多亏有他这个干儿子，经常来帮他做点儿事。问他：“是叫的梁先生吗？”
我替少年回答是的，夸了他一句。
玉顺嫂也夸了他几句，话题一转，说她是请我来写遗嘱的。
我一愕，急安慰她不要悲观，不要思虑太多，没必要嘛。
玉顺嫂又叹口气，坚决地说：有必要啊！你也不必安慰我了，安慰我的话我听多了，没一句能对我起作用的。何况你梁先生是一个悲观的人，悲观的人劝别人不要悲观，那更不起作用了！你来都来了，就耽误你点儿时间，这会儿就替我把遗嘱写完吧……
那少年从抽屈里取出纸，笔以及印泥盒，一一摆在桌上。
在玉顺嫂那种充满信赖的目光的注视之下，我犹犹豫豫地拿起了笔。
按照她的遗嘱，子乌虚有的22万多元钱，二十万留给她的儿子；一万元捐给村里的小学；一万元办她的葬事，包括修修她丈夫的坟；余下3000多元，归她的干儿子……
我接着替她给儿子写了封遗书：她嘱咐儿子务必用那20万元给自己修一处农村的家园，说在农村没有了家园的农民的儿子，人生总归是堪忧的。并嘱咐儿子千万不要也炒股，那份儿提心吊胆的滋味实在不好……
我回到朋友家里，将写遗嘱之事一说，朋友长叹道：“我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希望由你这位作家替她写遗嘱，成了她最大的心愿……”
我张张嘴，再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序、家信、情书、起诉状、辩护书，我都替人写过不少。连悼词，也曾写过几次的。遗嘱却是第一次写，然而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份遗嘱啊！值得欣慰的是，同时代人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遗书；一位母亲留给儿子的遗书；一封对得住作家的文字水平的遗书……
这么一想，我心情稍好了点儿。
第二天下起了雨。
第三天也是雨天。
第四天上午天终于放晴，朋友正欲陪我回哈尔滨，几个村人匆匆来了，他们说玉顺嫂死在炕上了。
朋友说：“那，我还真不能陪你走了……”
他眼睛红了。
我说：“那我也留下来送玉顺嫂入土吧，我毕竟是替她写过遗嘱的人。”
村人们凑钱将玉顺嫂埋在了她自家的地头，她丈夫的坟旁。也凑钱替她丈夫修了坟。她儿子没赶回来，唯一能与之联系的手机号码被告诉停机了。
没人敢作主取出玉顺嫂的股钱来用，都被他那脾气不好的儿子回来了问责，惹出麻烦。
那是一场极简单的葬事，却还是有人哭了。
葬事结束，我见那少年悄悄问我的朋友：“叔，干妈留给我的那份儿钱，我该跟谁要呢？”
朋友默默看着少年，仿佛聋了，哑了。他求助地将目光望向我。
我胸中一大团纠结，郁闷得有些透不过气来，同样不知说什么好……
2011年6月23日
于北京 梁晓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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