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罗马人相比，当时的西班牙还是蛮荒之地。罗马人的殖民，却把西班牙突然推进了罗马文明。输水道被普遍采用，留到今天的，还有在塔拉戈纳的一条二百米长、高达二十六米的输水道。西班牙有了斗兽场和公共浴场、剧院和神庙。斗兽场仍然是今日西班牙的特色。那次去法国南方的尼姆，也是为了看一眼古罗马留下的斗兽场。可是尼姆斗兽场的内部，已经十足文明，是一个剧场了。只有西班牙，斗兽场仍然表里如一，真刀真枪。
斗兽场简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暗示——人是矛盾的混合体。斗兽场作为建筑，非常精彩，足见其文明造化。而如此精彩的建筑，只是为了欣赏杀戮。两千年过去了，今天有很多地方，人们已经羞于面对自己血腥的一面，试图克服、至少是在掩饰它。唯西班牙，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古罗马的遗风，斗牛场依然壮观，毫不掩饰人的嗜血的一面：杀戮有可能成为具有高度观赏性的艺术。这绵绵两千年的风尚，又在指示着怎样的西班牙性格?
西班牙各个地区有自己不同的语言。西班牙博物馆的文字说明都很复杂，先是当地方言，再是西班牙语，然后看它是不是高兴，或许给点英语或者法语。虽然地方语言一直保留下来，可是总算在罗马时代，西班牙有了统一的语言。罗马人给他们的拉丁语，成为西班牙相对统一的语言。
对西班牙人来说，这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全国不同地方的人，从此可以试着聊天——两千年前，他们或许都没有那么强烈的交流的需要。它的意义在于，引进一种语言文字，它就引进了罗马的文明。
罗马文明不仅是建筑，还有一整套的政治制度和司法体制。原先流行在西班牙的种种土语，词汇简单，也无法定义复杂的对象。西班牙人甚至还没有清晰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观念。说到语言，也想到我们中文的发展，在古汉语的时代，不论语言如何高深精湛，都难以表达现代的西方政治司法制度。在西学东渐的时候，最初的障碍首先是语言。我们今天的汉语，大量词汇其实都已经是外来语了。
今天人们回看塞内加，不得不承认，著有《道德论文集》和《道德通信录》的这个科尔多瓦人，最漂亮地阐述了斯多噶哲学的理论，而他的生命实践，却给他的论述加上了最令人困惑的脚注。
在塞内加生活的时代本身，社会奢靡而混乱，上层自然更加变本加厉，可是，这一时期却被后人称为是拉丁文学的“白银时代”。同时塞内加塑像哲学也在充分发展。人总是会以为，为所欲为会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和幸福。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或许是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反而在这个年代得到发展的原因。哲学家被混乱的政治赶进书斋，又在书斋里，试图为“人”之无节制而并不快乐的生活理出头绪来。他们试图在理性的哲学框架下，建立起人的道德自信，因而强调人类尊严、家庭价值、社会秩序，强调道德价值、责任、义务、公正和理智。这一切，正是哲学家们眼中的罗马正在全然迷失的东西。
今天，人们有时会误以为科尔多瓦全部是其实远在古罗马时期，那已经是一个辉煌的文化中心。牙的古罗马文明，大多就像古罗马本身一样，被中世纪谋杀了。就连塞哥维亚的那个古罗马输水道，摩尔人来了以后，都莫名其妙地拆去了整整三十六孔一大段。要是他们拆得更卖力一点，我们今天或许就会怀疑，那个古罗马文明，它当真在西班牙存在过吗?
建筑物，是文明的证据。人们还有一种保存文明证据的方式，那就是文字。有了塞内加以后，古罗马的科尔多瓦，就真实起来，因为塞内加用文字留下了自己的存在。
的那年，开始参与罗马的政治活动，混迹于罗马上层。在混乱年代，这是一件凶险的事情，敢于在旋涡中随波逐浪者，很难清醒。十年后，塞内加虽然成为一个鹤立鸡群的百万富翁，可在充满阴谋、专断的宫廷里，生命却没有保障。一次，他因为一篇常规的悼文，险些被处死；不久，又被控与皇帝的侄女有染，在元老院被判处死刑。最后，是皇帝克劳狄一世把死刑改为流放科西嘉岛。
在科西嘉岛，塞内加度过了漫漫七年。他希望以斯多噶哲学中的坚忍来应付生活中的不幸，却难以做到。最终，他精神崩溃，屈辱地给皇帝的秘书写信求情，却没有结果。这是塞内加开始创作悲剧的起因。人们认为，塞内加的悲剧是后来法国的戏剧先驱高乃依和拉辛的楷模，甚至还是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范本。
七年后，皇帝克劳狄一世娶了自己的另一个侄女阿格莉庇娜，收养了她前夫的儿子尼禄，就是后来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尼衣皇帝。正是为了年幼的尼禄需要教师，在皇后阿格莉庇娜的努力下，五十七岁的塞内加得以从科西嘉岛上脱身，成为十一岁的尼禄的教师。
罗马上层的混乱、残暴，在尼禄时代达到高峰。为了儿子尼禄能够继位，阿格莉庇娜最终毒死了皇帝克劳狄一世。而尼禄在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又残酷地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在这段时间里，塞内加写作了《论灵魂的宁静》、《论幸福》、《论仁慈》、《论圣贤的坚贞》、《论天道》等等可谓流芳百世的哲学著作。可是，他却无法抵御生活中由权力、地位、财富等等带来的巨大诱惑。塞内加的第二段宫廷生活并不是被动的，他利用职权聚集财富，在乡间大放高利贷，他在把英国的私人钱财收回的时候，甚至引起恐慌。令人无法原谅的是，塞内加纵容尼禄的荒淫，宽恕尼禄的残忍，在尼禄弑母的时候，塞内加甚至配合尼禄编造了尼禄母亲“谋反败露，被杀有理”的信件，向元老院提出解释，使得尼禄得到开脱。他写给元老院的这封信，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作是“哲学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即便是历史学家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希望在塞内加相互激烈冲突的言行夹缝之中，找到一条出路。所以他们希望塞内加被迫自裁于罗马宫廷内斗的说法，不是真的。他们希望能够否认塞内加对权势利用的一面，希望能证明塞内加对尼禄的依附是被逼无奈，希望他的自杀是对这种逼迫的绝望甚至抗议。否则，人们会很尴尬地面对塞内加给我们带来的精神食粮：闭着眼睛继续吞咽下去，还是想到他本人的真实故事就吐出来?其实这是多虑了。因为塞内加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同时也是每个人面前的永恒主题。
哲学家塞内加在西班牙出生的四年之后，公元纪年开始了，也就是说，基督诞生了。
历史学家们认为，作为后期斯多噶主义代表的塞内加，对西班牙民族性格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在那个时代，他已经提出“藐视财富，崇尚人类自由，弃绝此世物质享受，视死如归”，等等。可是，写着《论心灵的安宁》的塞内加，心灵却一刻也无法宁静。他的哲学、“道理”都是理智的产物，他自己却是一个活生生充满弱点和欲望的人。
只是西班牙的古罗马文明，大多就像古罗马本身一样，被中世纪谋杀了。就连塞哥维亚的那个古罗马输水道，摩尔人来了以后，都莫名其妙地拆去了整整三十六孔一大段。要是他们拆得更卖力一点，我们今天或许就会怀疑，那个古罗马文明，它当真在西班牙存在过吗?
建筑物，是文明的证据。人们还有一种保存文明证据的方式，那就是文字。有了塞内加以后，古罗马的科尔多瓦，就真实起来，因为塞内加用文字留下了自己的存在。
人从一开始就在征战，挑战外部世界、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其实，对于人来说，这是容易的那部分。悟性到了一定的火候，人要开始面对一种深刻的痛苦。那是他看到自己本质上的善恶矛盾，要克服这种矛盾是如此艰难，他会突然感到那种如塞内加一般的绝望。
人们常常把基督徒看作是一群愚民，实在是小看他们了。真正的勇士，是有勇气挑战自己的内心的人。这种悟性的开启，是人认识自己和神灵的最关键一步。他们被神灵擦亮眼睛，最终想改变的只是自己。他们和塞内加一样，试过借助自己的创造力，用那些哲学、伦理和逻辑来摆脱内心困境。终究如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那样，无法成功。于是，他们走向神。塞内加在对人的内心的探索上，是一个先导，所以今天的人们，甚至也把他看作是基督教的一个先驱。这就是今天我们走进西班牙的教堂，在忏悔室外的长椅上，总是能看到默默等候的男人和女人的原因；也是当塞内加最后沦为罗马宫廷内斗的牺牲品，万般痛苦被迫自尽之时，在他的故乡西班牙，基督教正在蓬蓬勃勃地传播的原因。在这个时候，西班牙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可是，新纪元并不意味着省悟的终结，而只是意味着省悟的开端。新的迷途在羔羊们面前出现。首先是，教会作为一种人神中介应运而生。
两千年来，教会真是一件叫人困惑的事情。它是宗教在世俗社会传播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可是，既然在从事宗教传播，似乎就有了神之代理的表象。当教会对自己本质的理解是：教会如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它可以是积极正面的。可是，它也会和人一样，重复世俗中的个人困境，整个地迷失。它仍然是起于那个“塞内加处境”。人是有弱点的，由人组成的教会，也是有弱点的。人对克服自身弱点的无能感到恐惧的时候，他会倾向于对外部的讨伐，以证明自己的勇气。人组成的教会，也一样。
一些宗教组织，又开始重复个人的悲剧、塞内加的悲剧—言与行的冲突、信仰和实践的冲突，又开始一幕幕以教会的形式上演。这些带来的不外乎是两种结果；一种是隐藏的私欲又在滋生腐败，一些神职人员、教会组织开始堕落；二是由于无力对自己内心讨伐，而再次把征伐的热情转向外部。一切原本属于个人的罪恶与悲剧，都由于集合成组织，反而被无限地放大了。
宗教的本质又在一次次唤回迷途的羔羊，于是宗教改革也必定一次次地发生，提醒人们，回到神指引的那个指向内心的最初起点。
两千年来，西班牙就走在这样一个曲折的路途上，欧洲也走在这样一个曲折的路途上。世界如是在走，所有的宗教都如是在走。只是，有些已经走出来，有些还深陷在迷途之中罢了。
殉教是一条看似平行的却实质危险的歧路。它有着献身于神的热情和无私的表象，实质上却把宗教的核心“内省”，悄悄地转为“外战”。此例一开，引发了宗教冲突漫漫的黑暗迷阵。
人试图挣出自身弱点的迷途，却落入了一个更大的迷阵之中，这一进去，就将近两千年。
公元589年5月8日，他在托雷多召开了西班牙历史上最重要的公会议之一。王室和所有朝臣以及西班牙的大主教、主教们，全都出席了，当然少不了住在塞维利亚的莱昂德首席主教。在会上，雷卡雷多国王庄严地宣告，他以国王的名义，签署对天主教的信仰。这不仅是他个人皈依宗教教派的声明，而且是西班牙朝廷和罗马天主教会，第一次合而为一。
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一事件“深刻地标志着西班牙的命运”。因为，从此西班牙和天主教会的命运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雷卡雷多到一千三百年后的佛朗哥。
这就是古代，英雄辈出的时代，而英雄往往就是强盗的别名。所有的文明，都在建构他们宏伟的建筑，精巧的艺术，深刻的思辨，而同时也崇尚征服的“勇气”和掠夺的“豪爽”，这有各种史诗为证。在征服中被碾碎的百姓，在英雄伟业面前，只是不值一提的蚁虫。
在局势基本稳定的初期，大半个西班牙在阿拉伯人手中，他们开始瓜分得手的西班牙土地。阿拉伯人仍然是主人，征战最力的柏柏人仍然不在主人眼里。最后，阿拉伯人自己占了最富庶也是最安全的南部——安达卢西亚。而柏柏人被赶到中部贫瘠干旱的山区。对柏柏人来说，在这样的地方扎下来，要困难得多。为了生存，他们马上开始和西班牙人通婚，很快同化。以至于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柏柏人的占领区，应该算作和西班牙人的共同统治区，他们同化的速度太快了。从人种上说，西班牙也就有了更多的欧非混血儿，黑黑的头发，颜色复杂的眼睛。
根据历史记载，还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已经有了“用抽签方法选出陪审团作终审判决的方式。国王必须如最卑微的臣民一样遵守法律”。非经国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不能处理国家事务、不能选定他的王位继承人”。西班牙北方阿拉贡的贵族向国王宣誓效忠的誓言是：“我们，同你一样尊贵，你，并不比我们尊贵。
1469年在西方文明史上，是并不引人注目。十九岁的卡斯蒂利亚王室女孩伊莎贝拉，和阿拉贡的王子费尔南多成了婚。而二十三年以后的大变局，就埋藏在这场婚姻之中。
在此以前西班牙一直是零零碎碎的，没有统一，只是成几个大块。卡斯蒂利亚地处中原，是最大的一块，是城堡要塞的意思。两百年前打下塞维利亚的圣斯蒂利亚的君王。西班牙几大块中的一块是阿拉贡，当时这位阿拉贡的王子也叫费尔南多。他的名字总是和伊莎贝拉连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一个独特的王国联合史。他就是和天主教“光复运动”有关的第三个费尔南多。
这是史无前例的王室联姻，因为他们是对等的，不仅谁也不是谁的“人质”，而且谁也不是谁的附属，背后各有自己的王国作支撑。几年后，通过一场确立王冠候选人的战争，伊莎贝拉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的王位，成为一个女王。而她的丈夫费尔南多，也几乎同时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王位，成为阿拉贡的国王。这一刻真是很奇异，两个王国各自是独立的，还没有合并，只是他们的君王是夫妻。
这时的西班牙，王国在君主之外已经有一些相对独立的机制，比如议会。两国的最终联合，已经不是君王夫妻在枕头边的商谈所能够拍板的了。
1826年，已经以作家身份在欧洲出名的华盛顿·欧文，被委任为美国驻西班牙公使馆随员，后来还担任了四年的西班牙公使。他开始在西班牙旅行，尤其对摩尔人西班牙的历史感兴趣。主要是出于对西班牙的迷恋，使他离开美国十七年没有回国一次。作为外交人员在欧洲居住旅行的十几年里，他写下的大部分文字是关于西班牙的。他写作的方式非常学究气，他会一头钻进图书馆埋头故纸堆，一页一页地着迷地读着历史上的档案，写下纯学术的西班牙编年史资料集《西班牙笔记》。他既有机会和贵族总督称兄道弟，也和马夫仆人结为至交。在大量历史资料依据上，他用底层社会的传说故事做营养，开始他的文学叙述。
华盛顿·欧文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学的写作，必须“实”的地方，他都依据经得起推敲的历史记载，写得像历史著作一样，考证历史细节、纠正人们的误传讹传。而在那些“虚”的地方，在传说、自己的见闻、经验和感受中，出现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学化叙述。
在欧文之前，美国是没有自己的文学的。美国人读书，都是读英国和欧洲大陆写出来的书。华盛顿·欧文让欧洲第一次看到了美国人的写作。他的写作中，体现了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质朴和大气。他的文字，第一次让欧洲人意识到，美国的文学时代将来了。他的平铺直叙的“讲故事”方式，一时迷住了欧美的英语文学界，也使得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以靠写作报酬为生的人。他为马克·吐温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华盛顿·欧文讲述的摩尔人故事和“光复”时期摩尔人的命运，特别精彩而意味深长。
西班牙基督教“光复”的历史，和三个费尔南多有关。
十一世纪，科尔多瓦的盛期被扫荡而去，北方的费尔南多一世，就利用摩尔人西班牙的分裂，开始所谓的光复。严格地说，他并没有去占领那些伊斯兰小邦国，而是打服了他们，令他们对他臣服，纳入他松散的政治结构。也就是说，这些伊斯兰城邦的领主们，在政体上认了费尔南多一世这个天主教国王为最高统治者。他成为西班牙第一个天主教国王，这种政体形式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盛行。臣服的标志就是领主们同意给国王纳贡，在国王要打仗的时候，领主们必须出兵帮忙。托雷多，这个过去曾是西班牙首都的重要城市，也在这些臣服的城邦之列，另外，还有我们眼前的这个塞维利亚。
你可以探险，但你不可以去一个新大陆侵略和抢劫。可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规则并没有“进化”出来。那个时代的中国，不也是被人比喻成瓷器店里的大象，走两步，没准就碰碎了一些周边的弱小民族。用今天已经进化出现代规则的标准，去衡量古人，定会出现偏差。
在那个时代，能够这样冒险的人，会被看作人类某种精气神儿的标杆。相信他有着双重的欲望，不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也还有着冒险、探索、刺激，寻求丰富的经历、考验自己耐力、证明自己的能力、挑战自己的极限、不白活一遭，等等等等。这些无形的、不可捉摸的、随着热血奔腾的东西，在每一个人心里隐隐约约、或多或少，也许都可以找到。在哥伦布身上，人们多多少少都能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内心都有某一种共鸣。人们看着孤立柱端的哥伦布，如同看着自己不能与之同飞于蓝天的一只鹰，如同看着一个自己不能实现的浪漫的梦。
到了十八世纪要来临的时候，哈布斯堡的最后一位君主查理二世，在艾斯科里亚宫死去。临死之前，他觉得这个衰弱王朝已经拢不住整个西班牙，他在这里做出一个不太寻常的决定，就是把西班牙王位，交给法国路易王朝。从王位承继的顺序来说，也还说得过去，那是他的一个后辈远亲，法国最强有力的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
站在十八世纪的门槛上，谁也没有料到，西班牙突然和法国波旁王朝走得如此之近。菲利普二世时期是西班牙的最强盛期，西班牙王室的版图在海外占据了除巴西之外的整个南美，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菲律宾。看着雕塑我忽然想到，欧洲大帝的雕塑，多半是类似的马上英雄造型，记得以前在巴黎大街上看到的美国总统华盛顿塑像，也是同样的思路。我不由得想起自己从小看到的领袖塑像，做工如何且不讲，从创作思路来说，就截然不同。
在这里，人们对帝王的认识，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英雄，一个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集大智大勇于一身的骑士。我们的领袖是有权替你思考、规定你前进方向的权力象征。站在这个位置上，就是在理所当然地等着你崇敬仰慕的。们的领袖雕像几乎不外乎三种模式，手背在身后挺胸站立的，挥手接受欢呼的，再就是举手指引方向的。看一件公共艺术品或许可以看出一个时代。所谓法国化，只是欧洲近代化的法国版本。不管是否喜欢法国，西班牙和整个欧洲一样，有近代化的必然。这是西班牙的“法国化”、“自由派”，都不会轻易消失，相反会固执站在那里的原因。可是，冲在前面的法国，车轮发出刺耳的尖啸声急急转弯，急风暴雨的革命、社会失序和杀戮，直至恐怖时期的降临，震动了整个欧洲。岂止是西班牙，整个欧洲都因此给自己的近代化改革先踩了踩刹车。
十九世纪的第一次法西冲突，或许还不足以影响整个西班牙知识界对法国启蒙思潮的态度。可是在这样的法国榜样面前，西班牙自然要稍稍停下观望犹豫，不仅如此，西班牙人对“法国化”的看法，必定开始走向两极。毕竟上千年来，是上帝之手把西班牙和法国紧紧拉在一起。法国激进派对上帝的唾弃，甚至分裂了法国人自己，不要说有着更深的宗教情怀的西班牙人了。
短短几年，不要说法国本身政权已经再三动荡变更，而且新上台的革命之子拿破仑，已经傲慢地打算一手废了西班牙国王，一手把自己的兄弟送上西班牙王位了。拿破仑显然看不起土里士气在等着“法国化”的西班牙人。他完全可以快刀斩乱麻地帮助他们革新。可是，西班牙宫廷在拿破仑眼中或许“落后、“生气”而“软弱”，却并不残暴，而且正在改革。也就是说，当时的西班牙宫廷，虽然父子相争出现危机，可是宫廷本身却并不和它的民众基础严重相悖。
法军浩浩荡开进了马德里。事后证明，这是拿破仑一个致命的错误。拿破仑，显然是小看了西班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