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变动时代，五百年间，传统的封建社会逐渐向专制社会演进。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彻底完成了这个历史进程。
同时，春秋战国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自由时代，诸子纷起，百家争鸣，深刻的洞见穿透整个中国文化史。
思想的多元化是以政治的多元化为基础的，正是诸侯林立的政治舞台给诸子创造了各言其志的思想平台。而当政治走向统一的时候，学术也出现了从多元化走向一元化的趋势。
《庄子·天下篇》的作者，似乎对思想界的无政府状态颇为不满，他不无遗憾地说：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别急，你很快就会看到“道术将为天下合”。
合成什么样子了呢？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几乎所有的学术都被法家化了。我们一家一家地数。
一 儒家的法家化
荀子生前以大儒自居，但他死后在儒家内部却颇不受待见。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他居然没有在孔庙里占据一个哪怕边缘一点的牌位。
有人会觉得这不公平。儒学在孔子之后，只有荀子能与孟子平分秋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荀子学说发生的影响比孟子更为深远。谭嗣同就说：“两千年之学，荀学也。”
然而这也正是荀子不受正统儒家待见的原因，他不纯粹。不难看出，荀子是一个由儒家滑向法家的过渡性人物，所谓“隆礼重法”。从礼到法有其逻辑上的一贯性，然而却如斜坡上滚动的小球，一路畅通，却每况愈下。他的两个弟子李斯和韩非都成为法家代表，参与了秦帝国的“法制国家”建设。
荀子本人居然还去过秦国，对秦国民政之美大加赞赏。应侯范雎问他：“入秦何见？”他说：“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荀子似乎没有意识到，秦国百姓的朴素与顺服完全是苛政与愚民的产物。
这让人想起网上流传的《崔永圆朝鲜七日行》，作者“小崔”也是对朝鲜的和谐社会大加赞赏。你就知道，从荀子到崔氏，历史似乎没有向前挪动一步。
二 道家的法家化
一般认为，道家是主张出世的，对现实政治并不关心。平心而论，这不全面。道家创始人老子本有其政治思想，比如无为而治，可这与法家思想八竿子打不着。然而法家就有这个本事，让道家哲学为自己的政治学背书。
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开宗明义就说：“道生法”，于是形而下的法家便有了形而上的天道依据。
我们看法家如何对道家进行有利于自己的阐释。
老子说无为，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不折腾之意，而在韩非子看来，无为就是“君无为臣有为”：君主有能力也不亲力亲为，我就看你臣子怎么干——“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事情做好了，臣有其劳，君有其功；做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
老子说虚静，本是静心求道的修身的功夫，而在韩非子看来，虚静就是帝王心术：国君在臣子面前要尽量不露声色，喜怒不形于色，这样臣子就无法察看君主的脸色以投机取巧——“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
法家为帝王着想，就是如此的委曲而周备。
三 墨家的法家化
墨家本来是民间组织，有互助组性质，所以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然而，此兼爱交利并不能发育为公民社会，因为公民社会的前提是尊重个体差异，而墨子恰恰反对这种差异，用他的话来说便是“尚同”。
尚同之“尚”，既是崇上，也是向上，全体人民皆向上看齐，直到与“天志”相同。可是，可天与鬼不能亲执民政，于是尚同最后只能落实为与“天子”保持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墨子思想潜含着民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因子。
更何况墨家有自己的帮规戒律，虽是法之外之法，却比王法还要严厉。《墨子》“城守”诸篇，本为非攻之意，指向兼爱，然笔笔皆是的“不从令者斩”，杀伐之气隐隐可见。
韩非子不喜欢墨家，以为墨家尚侠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他没有意识到在“去私”这一点上，墨家与法家如出一辙，一旦招安，进入体制之内，忠于君国，大义灭亲，不在话下。
四 兵家与法家合流
说合流似乎也不准确，因为兵家与法家原本就是二而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兵法与军法，前者是战略规律，后者是战术规令；前者以《孙子兵法》为代表，后者以《尉缭子》为代表。一般来说，兵家都是法家，比如商鞅，既变法，又带兵，战绩也颇为卓著。
即便是写出了兵法名著的孙武子，也带着浓厚的法家色彩。我到苏州虎丘旅游，在山下见到了孙武子纪念园。同城不远的校场山，据说就是孙武子在吴王阖闾面前“演阵斩姬”的地方。借几个美人的头颅，他树立了军法的权威。
从兵法到军法，仅一步之遥；从军法到“民法”，也只是一步之遥。而此所谓“民法”，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法，它不过是制民之法，一般称为“刑法”。
所以，靠先军政治兼并天下的秦王朝，无法不成为一个军国主义的“法制国家”。
五 法家的集成与一统
法家至韩非子而集其大成。
韩非子集中了商君之法、慎到之势和申不害之术，这“三结合”使法家具有了无坚不摧的力量。高高在上的君主以法制人，以势压人，以术算计人，卑下的臣民哪有能力与他博弈。秦始皇无法不自信，他的江山可以一直传下去，递万世而为君。
韩非子是秦王朝事实上的国师，但他的思想还有待于那个害死他的老同学来进行制度化的总结与规定。李斯在给秦始皇的上书中说：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于是建议推行焚书令，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制曰：“可。”
至此，法家思想一统天下。
《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道术已为天下合，现在满意了吧？
六 董仲舒独尊儒术
然而，秦始皇怎么也没想到，铁打的江山居然只传了二世便丢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秦人不暇总结而汉人总结之，于是有了贾谊那句名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那么汉王朝有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吗？没有。汉朝推翻了秦朝，却没有推翻秦朝的制度，要知道“萧规曹随”之前还有“秦规萧随”，是所谓“汉承秦制”。所以，作为专制君主，汉武帝与秦始皇其实没有本质区别。但汉武帝遇到了董仲舒这个识时务的大儒，后者给他的统治披上了一件温情脉脉的外衣——“儒术”：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的学术从此统一于儒术，直到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
淮南王时期，借着分封制在政治上的复活，思想多元化也试图死灰复燃，“淮南模式”促生了《淮南子》这最后一部子书，试图在独尊儒术之外另立山头。随着淮南王在政治上的失败，汉帝国在意识形态上又重新趋于一统。
七 大一统与超稳定
从“道术将为天下裂”到“独尊儒术”，配合着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上的大一统使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大一统成为国人的政治信仰，人们不自觉地放弃了对思想多元化的追求。从此，中国再也不能产生原创性的思想，再也没有百家争鸣，直到近代以来的西风东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金观涛提出了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显然，这种超稳定状态源于政治和思想的双维稳结构。可叹的是，正如《三国演义》所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历史就在一种治乱分合的循环中更替了“二十四史”乃至更多。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结构根本就不稳定。
新时代的中国人，应该有智慧找到一种真正稳定的政治结构与思想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