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历史，感悟智慧【583】2023-12-18（2）
唐浩明先生三部曲：《曾国藩》、《张之洞》、《杨度》。都是描述晚清民初时期的人物，其在创作历史小说之余也发布了一些随笔，本文是其创作随感之四。
中华民族是一个最为看重历史的民族。三千年的文明史能被历代官书私乘记载下来，一脉相承而不中断缺失，此乃世界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奇迹。
出自对文化和民族的热爱，出自对历史载籍作者的尊重，我（唐浩明先生）一向对历史有着一种敬畏感：面对着那一页页记录者中华民族沉重脚印的史册，不敢有半点轻薄之态。因为此，看到一些以玩弄历史来取悦市场、以胡编乱造来图名谋利的文艺作品时，总免不了有厌恶之感。尽管也知道那只不过是戏说而已，用不着当真的，但在情感上总不能接受，就像看到无聊游客在名胜古迹上的途画一样，有一种心中的庄严被亵渎的感觉。
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自然免不了虚构的成分，但虚构不等于瞎凑。历史文艺作品的高低之分，我以为一在创作态度上，二在对史料的取舍上。
在创作态度上，我持“敬畏”之心。所谓“敬畏”，是说作家要严肃庄重地面对历史。我在每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之处，都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和足够的时间去收集、阅读与之相关的大量第一手史料，力求做到对笔下的时代和主要人物的一切都了然于胸。如动笔写《曾国藩》时，我已做了三年的新编《曾国藩全集》责任编辑，又从曾府百年老档中整理出约百万字的曾氏家书，并且撰写发表了七八箱研究曾氏的学术论文。这以后的写作过程中，我是白天清理僵冷枯燥的前代卷宗，晚上与脑海中那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作心灵上的沟通。这样的状态，一直伴随着一百二十万字《曾国藩》的完成，长达五年之久。
所谓“敬畏”，还要求作家不能随心所欲地去杜撰历史、曲解历史，只能在把握笔底下的那个时代和所要描绘的主要人物的历史基调的前提下，去充实历史、提炼历史、鲜活历史，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再现历史。如果说，史料好比是一卷残缺的古画，文艺作品则应是一座完整的雕塑。作家需要借用艺术手段将它弥漏补缺，并让它站起来，立体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如果说史料好比是一具木乃伊，文艺作品则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需要作家深入到人物的心灵世界、情感世界，写出人物的精气神。如果说，因种种原因，史料打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那么作家则要站在文化和人文的立场上，去掉人为的包装而恢复其本来的面目。这就更需要作家既具有史家的德与识，又具有艺术家的敏锐眼光和非功利性的良知。
“敬畏”的创作态度还体现与作家力求在把握历史再现的同时，通过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那些精心打造的情节细节，给予读者以强烈的阅读魅力，为读者提供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让他们心有颤动、情有同感，浮想联翩而似有启益，好比当年梁惠王对孟子说的“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那样。一部历史小说能写到这般地步，在我看来，就算是真正的成功了。比如《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一节，便可以让人常读常新，百读不厌。不要说刘备的求贤若渴，诸葛亮的高瞻远瞩，让百代英雄才人感慨万千、掩卷长叹了，即便是哪“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的隆中风光，以及那班子“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的隐者风采，也都能让人思之仰之，心驰神往。而这一切，又都是作家基于信史的创造（《三国志》：“由是先生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又，改书记录了“隆中对”全文）。尊重历史的本真状态，在此基础上再去飞扬着作家的艺术才思，这便是历史小说首席大师留给我们的启示。敬畏敬畏，既敬又畏，在当今以历史为创作素材的文坛艺苑，似乎更应强调一个“畏”字。多年来，社会提倡“大无畏精神”，此种倡议固然好，但负面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人若是什么都不畏惧的话，便易走向无法无天的极端。人人都如此，社会立刻便无序，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不得安生。所以，人是应当有所畏惧的：畏惧畏道畏真理等等。对于历史，也应该心存畏惧。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所有，一旦遭遇轻侮，就一定会犯总怒，惹公愤。对于不尊重中华历史的人，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谴责的权利。常言说：“千夫所指，不疾而死”。戏弄历史的人，是必将受到历史惩罚的。
在十多年的潜心创作生涯中，我翻阅了数以千万字计的各种史料。历史上那些波谲云诡的大事件，那些赶风逐浪的头面人物，以及许许多多的掌故逸事，都能激发我的创作情绪，但要说真正令我从内心深处发出击节之叹的，还是前人所遗留下来的那些宝贵的人生智慧。
我以为人类的智慧，从大的方面来说可分为两个门类：一类是针对自然界而言的，一类是针对人的自身而言的。在漫长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在关于人类自身（包括群体和个体）的生存方面所产生的智慧，真可谓丰饶富足而又光彩夺目。感悟这些智慧，常常能让人的心灵充塞一种难以言状的愉悦。遗憾的是，在过去，它们常常与“封建糟粕”连在一起，被人们轻率的抛弃了。其实，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存意识总是与当时的生存环境相配合的。生存环境中某些部分一旦失去，与之紧密的那些生存意识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淡化乃至消失，是无须人们强行地去批判去剥夺的。客观地说，古人生存环境的许多方面，与今天相比并没有多数改变，有的被沿袭，有的仍在制约着进人。前人在与这些生存环境长期磨合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具有精粹意义的生存意识，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智慧。这种智慧实在值得我们珍惜。但这些闪光的人生智慧，却常常深藏在古旧发黄的卷帙和枯燥无味的文字内，一般人是不可能去接触那些乏趣的媒体的。如果没有人去发掘趣感悟的话，他就将会慢慢湮没，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十多年来，我就在做这种事：在尘掩灰埋的故纸堆里，在难读难懂几无情趣可言的旧时文字中去细细发掘开采，用心灵去领会昔人的那些生存意识中的精粹，然后将它们写在我的小说中，借助我的那些轻松可读的文字和今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让读者和我一起来感悟历史的智慧。
我常常想，我好比在弃置了两千多年的殷墟故址里，于茫茫黄土、沉沉瓦砾中挖掘刻着先人记事符号的龟甲牛骨；也好比在马六甲海峡的百尺水底，于海藻、珊瑚丛中寻觅明清沉船留下的宋元瓷器；又如在深山老林的悬崖峭壁上，于杂草石缝中寻找人参、灵芝。当然，甲骨需要辨识，名瓷需要修补，参芝需要制作；故纸堆提供的只能是材料，作为小说家，我要把它创作成艺术品，才能奉献给我的读者。
人类喜欢温习历史，更喜欢在美的享受中借助前人的智慧来烛照今天，所以，历史文艺作品将会有着长久的生命力，但这种生命力是必须建筑在遵循其自身创作规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