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一个兄弟谈论最多的是疫情过后的经济，兄弟也算是个企业家，4000多万的固定投资，做的是传统重资产行业，形势好的时候每年轻松赚，没想到刚搬新厂房不久，正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大干一番的时候，遇上了最深刻的灾难，新冠肺炎病毒。
此次疫情所产生影响的广度，深度，可能远远超越建国后的任何一次灾难。不是因为它造成的损失，也不是因为他造成的毁灭，甚至也不是他形成的灾难性影响，而是他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网络时代，高科技时代，在这个社会关系已经被技术和科技重新解构和定义的时代所形成的各种影响。
在此次疫情中，我们感叹的是疫情迅速在经济，生活，社交，消费甚至城市管理等等方面形成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在这个科技时代的信息和数据迅猛传播的恐惧和无奈。
也让国人看到，在真正的灾难面前，在真正的问题面前，一切的掩饰，糊弄，敷衍是没有用的。病毒靠马屁拍不死，靠牛皮吹不死。要真正的解决问题，还得靠真正的技术、真正的能力、真正的人才，还得靠踏实敬业的职业精神，责任，良知和强大的组织能力。大家一定可以明白了，中国的强大，国民未来的福祉，一定是依靠实事求是的精神，踏实务实的作风， 尊重人才的文化，最天道良知的坚守得来的，而不是靠狂语，靠甩锅就可以控制的。
后疫情时代，兄弟的日子也不好过，一直在煎熬着，入不敷出，让我看到一个企业家的不容易，对企业家理论颇有研究的刘鹤先生曾说，“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他呼吁，“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给其以应有的回报，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企业家阶层。”他还说，具有识别功能、融资功能、构造股权结构和进行好的制度安排这三大功能的风险投资家也是企业家。
兄弟这样的，只是现在的很多这个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代表，他们正期待着我们像扶贫一样去关爱他们，支持他们，重视他们，扶他一把。有人说，中国的营商环境在不断改善，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科创板等为企业家才能的资本化打开了通道，环境对他们已经够好了吧？但至少在后疫情时代，有那么几点认知是值得我们推崇的。
一是企业家的作用举足轻重，关乎社会民生福祉。到2019年底，中国有1.23亿户市场主体，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他们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民营经济更是具有“56789”的特征。在所有市场主体中，企业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是企业是脆弱的物种，败多胜少。很多人一想到企业家，就会想到实力雄厚财富滚滚。其实，企业往往九死一生，朝不保夕，充满了不确定性。关于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有说是3.9年，有说是2.4年，不明出处，很难采信。原国家工商总局2013年发布的《全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分析报告》，据此报告，截至2012年底，全国1322.54万户内资企业中，生存时间五年以下的占企业总量的接近一半（49.4%）；企业五年累计消亡三成以上；近五年退出市场的企业平均寿命为6.09年，寿命在五年以内的接近六成。我认为这些数据偏乐观，因为报告定义的“退出市场”是指被工商吊销营业执照或到工商部门注销掉营业执照，而不少企业其实是名存实亡。当然，企业和人不同，企业“死”了以后企业家还可以从头再来，但从总体上说，办企业失败率很高。
三是企业家是一种高压力职业，透支健康，透支生活，透支身体。企业家要面临外部市场、社交和内部生产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对身心健康的透支很大，幸福感并不高。2008年至2012年四年间，中国有超过20位知名企业家因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先后去世，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平均年龄为48岁，死于癌症的平均年龄为46岁。慈铭体检集团201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企业高管级别越高，健康状况越差，企业高管的健康异常率高达98.5%，其血压、血糖指标比普通员工高5%到10%，企业家在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三个指标上高出全国平均发病率20%以上，颈椎异常发病率高出全国平均40%以上。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和爱康国宾合作的2014年《中国企业家健康绿皮书》指出，97.5%的企业家至少检出一项指标异常，近60%的企业家检出了5项及以上指标异常。近年来，企业家更在意自己的身体，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情况应有所改善。但从40后到70后企业家的接触看，无论是和实际年龄比还是和其他较稳定的职场从业者比，他们普遍显老，身体的毛病不少。
四是企业家是一种高危职业，违法犯罪的几率较高。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2016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企业家犯罪规模较前几年明显上升，所触犯的罪名数量从2014年、2015年的51、57个，增加到2016年的77个。《2017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显示，在2292人的企业家犯罪中，共涉及84个具体罪名，其中国有企业家的高频率罪名为：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民营企业家的高频率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企业家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共计415次，其中国有企业家1次，民营企业家414次。以往很多企业家对合规的关注往往是在民商事法律风险方面，较少关注“刑事合规”问题。一些企业家总觉得企业出了点问题，罚点款、走走关系就能解决，其实大量经济活动的合规要求都有刑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弄不好就要判刑坐牢。
五是企业家内心充满纠结，整天焦虑，忧虑感十足。一方面，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机遇和发展机会，是全球最佳的创业创富热土之一；另一方面，在转型转轨、政策变动频繁、公权力强势、行政性干预名目繁多、非公经济存在很多天生的不公平等等背景下，很多企业家行为都是不情愿的、扭曲的、被迫的。比如只能挂靠某些部门才能进入某些行业，交牌照费，寻租；有些行为是不如此就很难生存的，如税费太高不得不逃。很多企业家有了困难也不敢对外面说，说了官员就不愿意再来，银行就开始抽贷。企业家表面风光，很多是做给外面看的，内心往往是千般纠结万般苦。
六是企业家无时不渴望共创鼓励做事而不是刁难做事的环境。多年前有一位首富榜上的企业家对我说：“你觉得我成功吗？我只要深夜躺在床上，想到那些让我生厌却又不得不面对和赔笑的面孔，就觉得毫无成功可言。”从外部环境说，他们最担心中美脱钩，全球化倒退，经济下滑，改革开放逆行，社会不稳定、民粹化情绪波及到企业家身上。从营造企业家健康发展的环境的角度，他们普遍认为，中国营商环境的改进是明显的，特别是在长三角、珠三角和近年发展较快的一些中心城市。他们并没有更多要求，只希望政策稳定、政府说到做到、企业不被干预就好了。时代需要中国企业家临危不乱，危中见机，自我超越，开辟新局。但中国企业家要完成新时代的使命，有一个前提，就是让他们“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一边鼓励建立信心，一边又因为种种原因让信心流失，那就会像漏水的水桶，怎么也难以装满。
我们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一起努力，共创鼓励做事而不是刁难做事的环境，我们需要更多做事、做实事的人，那种只会盯着管着别人怎么做事的人要尽量减少，特别是从两种人的比例上，前者的比例越高越好，后者的比例越低越好。即使那些做事的人有偏差和失误，也应该以建设性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改进，而不是一味惩戒、过度惩戒，甚至以惩戒为由去寻租，这样会让他们在内心深处有无比深刻的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