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的核心是“天志”，天志，可以理解成天的意志，如此则带有着宗教色彩。也可理解成超验的规则，如此则是哲学的思辩。无论墨学的天志是宗教的色彩还是哲学的思辩，又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天志的内涵都是兼爱非攻，兼爱非攻是天志一体两面的体现。在墨子看来，兼爱非攻是“义自天出”的绝对道德律令。所以倡导“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所谓“欲相爱相利”即兼爱；“不欲相恶相贼”即非攻。因此，墨子说，“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在墨子看来，之所以要以天为法，顺天之义，是因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天必欲人”，说明墨子认为天志的绝对律令的权威性。绝对律令的权威性具有着超验的合理性，同时指出政治的基础和根本就是“义”也就是天志。“且夫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因此墨子提出“义政”而反对“力政”。所谓“义政”，就是顺天之意，以天为法。所谓“力政”即反天之法，恣己为政，通俗来说就是完全不按天志规则行事，而恣意妄为。这种“力政”的行事方式在《七患篇》被墨子称为“自以为圣智”。墨子非常反对这种毫无规矩的行事行政方式，因为在墨子看来，依据客观的普遍性的规矩方法来从事或治天下国家，都要大大胜于“己之所度”。没有法度规则，“己之所度”必然会流于“自以为圣智”而“恣己为政”。所以“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
有批判者认为，墨家的天志主张会陷入君权神授政教合一的流弊，实际上这是一种多余的担忧。在墨子看来，要广泛的宣传“义自天出”的主张，使天下百姓都知道“天之为政于天子”，明确知道君权与神权无任何关联，而神权又是君权的制裁。如此，天子即使拥有人间最高权力，也并非毫无限制，一旦天子违背天志，反天之义，恣己为政，不仅会受到天的制裁，同时也会受到天下百姓的诛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