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群居动物，虽然有时候我们主观上需要独立的空间，去感受孤独的意境，但是始终保留了群居的特性。这就决定了我们不会绝对的与世界，与他人隔绝，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然地要与他人接触，或多或少地也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在影响着别人。
有一天你感冒了，第二天你发现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同事打了一上午的喷嚏，晚上回家你又发现孩子也流泪流涕感冒了，你虽然对他们的健康状况担心，但是当你看到这些情况时反应是平静的，因为你知道这一切是病毒在作祟，它在你的社交圈里传播，让你身边的人们都被传染，得了感冒。而凯利·麦格尼格尔在《自控力》第八章中提到的一种传染，你很有可能闻所未闻。一些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肥胖、酗酒这些都是会传染的，这听起来令人不安，但是他们在发现这点同时还发现了令人欣喜的另一点，那就是自控力也可以传染。这为我们探索提高自控力的方法开辟了新径。
人不会孤立存在，而是会与其他人产生联系，生而如此，自古如此。中国古代人很重视环境和周围人的影响。“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孟母在选择居住圈的时候，会考虑邻人素质；而“管宁割席”则说明管先生对朋友关系看得很明白。他们认为，低素质的邻居和有不良行为的朋友都会对自身的素质行为造成影响。
在群体生活中，我们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帮助我们理解他人，它也让我们产生了无意识地模仿，对别人的情绪产生反应，也让我们在看到别人屈服于诱惑时，受到诱惑。凯利·麦格尼格尔在讲解“目标传染”的时候指出，“当我们看到别人忽视规则、受欲望支配的时候，我们更可能在任何冲动面前选择屈服。”也就是说，看到别人放纵或行为不良，我们的自控力也会降低。”我们在群体中的情绪和行为直接受到群体中其他人的影响。这种“社会传染”是一种选择性传染，我们不认识的人或我们不喜欢的人的社会传染力相对弱一些，我们喜欢的人比陌生人，比那些我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人更具有传染性。这么说来，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大众情人或公众人物出轨的社会影响要比普通人出轨的影响要严重得多。
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干预实验展示了“社会认同”对支持行为调整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相信，戒掉恶习并培养新的社会美德会让我们在自己最重视的群体中站稳脚跟，我们或许会愿意这么做。”“如果我们想让别人更有意志力，就要让他们相信自控是个社会规范。”由此，让集体的影响发挥作用，让自己身处一个社群中，“和共享承诺与目标的人”在一起努力提高自控，实现目标是个不错的选择。正如我们的读写训练营，设想目标的达成能带来自豪感，可能的失败会让我们在群里感到羞耻，这两者对于意志力的储备，对于自控力的提高，影响都大于代表犯规惩罚的发红包。在集体训练中，我们互相支持鼓励，“被认可”的本能需求得到了满足，这种群体认可的社会支持让我们在面对意志力挑战的时候更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