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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那个时候

作者 拉塞尔·贝克

译者 安幕

我母亲八十岁的时候狠狠摔了一跤，那是她最后一次跌倒，在那之后她的思维总是在广袤的时间里漫游。有时候她会去到半个世纪之前的婚礼或葬礼；有时候她会为现在已经两鬓斑白的孩子们准备周末下午家庭聚会的晚餐。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她一直躺在床上，穿梭时光，在已逝的几十年里旅行，速度与舒适非如今物理科学的成果可以比拟。

“拉塞尔在哪呢？”有一天，我去护理院看望她的时候，她这样问。

“我是拉塞尔。”我说

她打量着我这被难以想象的“未来”打磨成的过老身躯，如此不真实，她毫不犹豫地否定了。

“拉塞尔才这么点大，”她说着，抬起她的手，手掌朝下，停到距离地板有两英尺的地方。那一天她是年华正好的乡下少妇，在苹果园子掩映着背后朦胧的蓝色维吉尼亚山的美好景致里，而我已经老得可以做她父亲了。

之前的一个早晨她打给身在纽约的我。“你今天会来我的葬礼吗？”她问。

这是一个与一件等待戳破的事情有关的难堪问题。“老天啊，您在说什么呐?”是我能想出的最好的答复。

“我今天就要被埋了，”她急匆匆地宣布，好像是昭告一件重大的社会事件。

“我很快打回去。”我说完就挂了，但当我真的打回去的时候她的状态很好，好像她没有不好过一样，当然，但是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的。

她之前一贯是一个小女人——矮小，精干，灵巧——但是现在，在医院里的白色被单下，她正逐日消瘦。这我想到了一个布娃娃，眼睛又大又让人害怕。她常常流露出令人畏惧的气质，这种气质，时而在她与人争执一言片语下巴愤怒而挑衅地扬起时出现，而当她像她一直做的那样与人争论不休的时候，更为明显。

“我想到什么说什么。”她以前常常喜欢吹嘘，“不管别人喜欢还是不喜欢。”

“直接告诉别人你在想什么也不总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我以前常常提醒她。

“如果他们不喜欢，那就太不好了”是她习惯性的回答，“因为我就是这个样子。”

而她就是这样，一个不好对付的女人，决定去想到什么说什么，决定去保持她的风格，决定去把反对她的人给驳倒。她用一种让她看起来像是一直奔跑的精力把自己用力地投到生活里。

她追赶鸡群，拿着斧子，瞄准了今晚要被杀掉放在罐子里做晚餐的目标；她跑着铺床，跑着收拾桌子。在感恩节的时候，从地下室里跑出来，甚至带着庆典要用的火鸡，在楼梯上绊倒，重重摔了下来，倒在内脏的碎块、热汤、火鸡的肉泥里，被严重地烫伤了。生活像一场战役，而胜利与懒惰又畏手畏脚的杂货店的冒失鬼、口齿不清害怕说出自己想法的人没有一丁点关系。她跑。

但是现在这样的奔跑停止了。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我还不能接受这种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当我在她的病床旁边坐着的时候，我的突然的念头是要和她争辩，把她拉回现实。在我第一次去巴尔的摩的医院看望她时，她问我我是谁。

“拉塞尔。”我说。

“拉塞尔去西部了。”她向我提出异议。

“不，我就在这里。”

“猜猜我今天从哪里来？”是她的回应。

“哪里？”

“从新泽西来的一路上。”

“不，你在医院里呆了三天了。”我坚持着。

所以对话一直持续到一位医生过来给她做其中一项口头测试，这种测试常常被医护人员应用于在这类病例中。她不是回答错误的答案就是一言不发，完全失败。然后，给我们一个惊喜。

“你生日什么时候？”

“1897年，十一月五号，”她说。正确，完全正确。

“你怎么记住这个的？”医生问。

“因为是在伊盖·福克斯节出生的。”

“伊盖·福克斯？”医生问，“谁是伊盖·福克斯?”

她用一首我听过很多次的小曲子回答:

“请记住十一月五日哟，

枪火、叛乱还有密谋

我想不到任何理由

为何枪火和造反

竟会被忘掉。”

然后她怒气冲冲地盯着这位年轻的医生，因为他对1605年伊盖·福克斯准备用一桶桶炸药把詹姆斯一世从王位上炸飞的谋划毫不知情。“你可能知道很多关于医学的知识，但是很明显，你不懂一点历史。”她说。在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她脑子里想的什么之后，她再次离开了我们。

医生们诊断出一个希望渺茫的老年痴呆或者动脉硬化的结果。我觉得情况可能比这个更加复杂。十年来或更久，她用以对抗生活的残暴转化为对抗虚弱、乏味、太多岁月带给她的缺少关爱的愤怒。现在，在那次最后的重重的跌倒后，她看起来像是已经打破了把她往她开始讨厌的生活中囚禁的锁链，回到了被爱她的人们所约束的岁月，在那些岁月，她是被需要的。逐渐地我理解了。

三年前我离开纽约去她居住的巴尔的摩，为了履行一次我的不太频繁的看望，之后，已经写了些信给她，无非是一些要她寻找一线希望、去祈求上帝的福泽而不是用她的痛苦来给他人带来压力之类的平常的建议。我猜想它真正意味的是一个如果她不在我的看望中振作起来的话我就不会再去得那么频繁的威胁。儿子们总是擅长写这样的信件。这种信件通常以在父母们永恒的力量上的孩子气的信念为支撑，一个天真的信念，认为年龄与摧残可以被意志力的努力克服，认为所有她需要的是一场精彩的鼓舞士气的演讲来重振低迷的士气。

她回信，带着一种不寻常的喜悦的倾向，我猜这是为了显示她正在以她的方式恢复着。提到我的看望，她写道：“如果我有时看起来不开心，我的确是不开心，但是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此做些什么，因为我只是太累、太孤独以至于只想好好睡一觉忘记这些事情。”她当时是七十八岁。

现在已经三年之后了，在那次严重的摔伤后，她已经成功地设法让自己忘却这种疲倦和孤独感并再次获取幸福。我很快停止与她争辩、把她拉回我认为的真实的世界的尝试并试着同她一起踏上回到往日的不可思议的旅途。一天我到达她身边时她正在做放射治疗。

“今天感觉还不错吧。”我说

“为什么我应该感觉不好呢？”她问。“爸爸今天要带我坐船去巴尔的摩。”

在那个时刻她是一个伫立码头，跟她已经亡故六十年的父亲一块盼望切萨皮克湾汽船的年轻少女。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在白宫任职，美国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在它背后的未来，还延展在清澈透明的灿烂光辉中。“上帝手中最好的国家。”她爸也许这样说了一句，要是我能踏入我母亲的时光机就好了。

关于她的父亲，我的祖父，我母亲的童年与她周围的人，我都知之甚少。一个曾经鲜活过又逝去的世界，而且尽管那是我骨骼血脉的一部分，我却了解那个世界比我了解埃及法老的世界还要少。现在去找我母亲寻求帮助也无益了，她思维的轨迹鲜少触及现实的追问。

坐在她的身旁，却无法触碰她，我想到我自己的孩子还有一般的孩子，还有在孩子与父母之间的阻挡他们互相了解的断层。在孩子们自己成为父母之前他们是不会想要了解他们的父母到底是谁的，而当年纪终于到了足够去好奇的时候，这里已经没有父母去告诉他们。如果有父母确实掀开了帘子一角，那也通常是想用老日子的艰苦生活的典型例子来吓唬年轻人。

关于这点，我深感愧疚。1960年代早期，我的孩子还小，但生活已经很充裕了。我自以为是地觉得，他们的童年竟然可以这样舒适而我自己的却那么艰难。我当时已经养成了用我那个时候的艰难困苦来教训他们的习惯。

“在我那个时候我们晚饭吃的东西就是通心粉和起司，而且我们还很高兴可以吃到这些。”

“在我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电视机。”

“在我那个时候……”

“在我那个时候啊……”

一次晚餐，我其中一个儿子的不好看的成绩单让我发火了，正当我清清嗓子想开始我的训诫的时候，他用一种难以言喻的认命般的表情看着我然后说：“那告诉我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吧，爸爸。”

我因为他的表现迁怒于他，但是更加恼怒于我自己已经变成那些把精心挑选的过去的记忆变成甚至小孩子都能看出来的谎言的老古董的其中一位。我曾试着改掉这个习惯，但是肯定失败了。在我们之间有一道时间的鸿沟。他用一种烦不胜烦的态度看待那些曾经是我未来的时光，我的未来是他的过去，而他对此漠不关心，他还太年轻。

当我徘徊在我母亲的床边倾听从她童年里冒出的一点半点信号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与她之间也存在同样的鸿沟。当她年轻的时候，生活还铺展在她眼前，我是她的未来却厌烦她的生活。不自觉地，我想要获得自由，想停止被禁锢在她的时间里的状态。好吧，我最后做到了，同时我的孩子把我眼中振奋人心的未来看成他们无聊的过去。

我母亲到达了绝望的灯尽油枯的境地，这让我希望我当时没有那样随意地丢弃我自己的过去。我们都来自过去，而孩子应当去了解是什么创造了他们，去了解生活是一条被人性编织的绳索，从久远的过去延伸而来，从未止步于从尿布到裹尸布的单程旅途。

拉塞尔·贝克（Russell Baker）

美国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

1925年8月14日出生于弗吉尼亚的Morrisonville是家中的长子；1947年他受雇于《马尔的摩太阳报》、1954年加入《纽约时报》，负责报道白宫、国会和国家政治新闻。1962年—1998年期间，拉塞尔·贝克长期为《纽约时报》写《观察栏》专栏，专门评论国政。1979年，贝克以其犀利机智的政府文章获得普利策评论奖。贝克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和传记作者，其童年自传《成长》为他赢得了1983年的普利策传记奖。贝克本人后来还担任过普利策奖的评委。迄今为止，拉塞尔·贝克共出版了17部作品（包括著作和编著），《黄金时代》是他的另一部传记作品。本文为《成长》中的一篇。

大二的时候翻译的综英课文，当时非常喜欢这篇，于是自己翻译了。当时喜欢翻译成长而复杂的句子，我觉得应该保留安幕的风格。

好啦，以后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