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记者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立表达的空间，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机、摄影设备，都可以记录和发掘新闻。网络新媒体去中心化特质，也改变了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与习惯，新闻的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富有个性。
另一方面，互联网革命引发了社会多重结构的剧烈变化，以新媒体技术为支撑的自媒体、社交媒体、大数据及算法新闻，正一步步消解着传统传媒的公共话语权。
同时，新闻行业正在发生的变化，带动着媒体语言方式在快速发生转变，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流程也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新闻从业者所坚守的价值和信念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新闻传播领域，媒体人如何避免碎片化、庸俗化的内容生产，又如何从中习得在公共领域好好说话的能力，这些问题都横亘在当代媒体人眼前，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研究的焦点。
对于这些问题，著名传播学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吴飞老师，有着自己的见解。
01.
新闻的内在力量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吴飞老师在杭州大学从事编辑学的教学与研究，他同时担任报社编辑，从事新闻业务工作。
在编辑学领域，吴老师留下了格外引人注目的学术足迹，他所著的《新闻编辑学教程》，是具有理论深度的编辑学著作之一，并被多所高校指定为编辑学教材。
为了给上课储备实践知识而进入编辑部，吴老师却发现编辑部里真实的事情与所学的编辑理念并不一致。而决定文本编辑的力量，或称之为主导新闻生产的，其实是背后的权力要素。
因此，后来读博期间的吴飞老师决定放下编辑技巧，将焦点放在传播法与新闻法上，专心研究文本背后的政治和权力关系。
吴飞老师后来回忆说，这种转变，正是出于从人的角度来思考传播问题。自己研究生涯一以贯之的一条线是：新闻行业内在法则是什么，新闻生产究竟被什么力量所左右，它的内在力量又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找到新闻抗衡政治和商业的那种力量。
因为这样的内在动力，吴飞老师开始研究新闻专业主义，并且，他尝试从其中找到自己想要了解的答案。
02.
何处是家园？
新闻专业主义出现于上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在此之前的新闻报刊，很容易被政治家利用，成为支配舆论和党派斗争的工具，或者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大幅度降低报道水准。
为了改善美国低俗娱乐新闻以及欧洲党派报纸的缺陷，以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为代表的新闻传播学者提出，新闻报道要具有客观性和独立性。这两项标准很快得到学界和大众认可，并成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
到了6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成为现代新闻体系最重要的概念。它认为，新闻要做到客观中立，并以其客观性而区别于市场，以其独立性而区别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这两者的干扰后，新闻媒体才得以实现组织化的自治。
新闻专业主义是自由媒体市场发展的产物，也只能在自由的媒体市场中得以发展。除此之外，新闻专业主义者还要追求真理、服务社会，主张事实与意见分离、内容与经营的分离。
新闻专业主义在当时，表现在媒体与报社对公共、政治事件的报道及维权活动中，著名的例子有《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跟踪报道，及《纽约时报》在政府官员沙利文（Co.v.Sullivan）诉媒体诽谤案中的胜诉，这些事件都体现了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独立与自由。
其中，《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因为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4年被迫辞职，甚至被外界视为美国民主的「神话」。
但是吴飞老师指出，新闻专业主义在今天这个新媒体时代遇到了困境。吴老师认为，尽管现代人接受和发表观点的渠道多种多样，但依然缺少一种可以和平对话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人处于一种最基本的，可以保证的安全状态，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达成共识的理想家园。而新闻专业主义何以能做到这一点？
在吴老师看来，建立这样的「家园」是新闻传播学应该研究的终极目的。这种「家园」不是堵塞、封闭的牢笼，而是站在人类学意义上，思考各种不同的人种、宗教、价值观之间的共有共存，或者至少共同承认。超越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偏见，放下传播研究中的「斗争哲学」，是建立这种理想家园所不可缺少的。
当然，为了避免这个理想家园成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吴飞老师不只是呼吁传播学者建立上述这种人本主义的关怀，在这个「家园」的构想中，吴老师也在寻找着其他的答案。
03.
理性之问
以客观性和独立性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新闻体系的内在信仰，其原因就在于它呼应着人们对理性的追求。其实，新闻的发展就贯穿着人们对理性的认识，它的诞生，正如吴飞老师所说，就是认为「人类在一切事物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在新闻专业主义出现之前不久，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人类的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而人类的理性行动就由这两种理性形式所支配。
并且，韦伯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利用这两个概念对社会行动的类型进行划分，其中工具理性导向的是目的合理性社会行动，也称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理性导向的，则是价值合理性社会行动。
顾名思义，目的合理性社会行动就是由个人选择的目的来解释和说明行动，更多地具有功利色彩，不涉及这个行动涉及的道德因素；而价值合理性社会行动就是基于某种道德或信仰而产生的合理的行为。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指出，技术的发展使得目的合理性日益发达，而价值合理性相对衰退。
即使是在新闻行业，功利色彩也越来越浓厚。吴飞老师指出，正是由于人文主义关怀和道德追求的缺失，人逐渐成为目的和工具的奴隶。因为有利可图，经济和政治等外界权力侵占和挤压新闻媒体的公共领域也就不可避免。
吴老师认为，在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交往理性，是新闻专业主义未来发展的出口。
交往理性的意思是，人们在通过媒介进行交往时，有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得到双方（乃至多方）的理解和承认，成为共同的行为期待。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在公共空间进行广泛、自由、公开的交流，并且为了使交流有效或者达成共识，首先需要静下心来听别人说完话，然后再进行反驳。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说：
「只有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体。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它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公共空间具有足够的公共性，最好是只产生公共利益，而与私人利益无关。只有这样，才会扩大沟通的基础语境。
04.
重建巴别塔
在《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的记载中，人类最初拥有共同的原始语言。后来，人们联合到一起，企图修建宏伟的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通向天堂，上帝为了阻止这一计划，便打破人类的共同语言，使他们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交流，巴别塔的建造也最终半途而废了，人类也因此分散各处。
如今，全球化的发展似乎并没有阻止人们互相远离的脚步。不仅是语言，宗教、文化的差异也正在使世界愈发撕裂、使各个族群之间达成共识的可能越来越小。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一种语言文化之内的人们，因为社交媒体的言论聚集，不同观点的人群变得日益对立，难以产生交集。
针对这种人与人之间，人与新闻媒体之间对话沟通越来越困难的情况，重建「巴别塔」，成为当代新闻传播学急需面临的问题。
2017年，吴飞老师在卸任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之后，便开始了「捉蚁种花，做一个好的教书匠」的生活。不过，他以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深刻的思想，不断向外界发声，在一次次的讲学和讲座中，为构建理性的公共空间而呼告。
针对近年有些人唱衰新闻学，吴飞老师坚定地认为，尽管存在困境，新闻专业未来的天地还是会更加广阔。因为不管媒介如何变化，社会总是需要优秀的理性的沟通人才。
同时，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基本责任是，培养人的公共理性。新闻媒介不仅要创造一个公共空间，为大众表达观点提供独立、客观的场所，具备交往理性的人也要在公共空间不断发声，在公共领域运用自己的批判精神。只有将二者结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才会形成，而新媒体所携带的开放、民主、自由、便捷的特性也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
在未来，新闻专业主义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身处巨大的变革之中，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该如何重建？
这不仅是一位新闻传播学者所需要面对的难题，也是针对新媒体时代每个人的理性之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