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经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说的是史记的史学价值冠古绝今，而无韵之离骚，说的是史记在文笔上的优美程度堪比离骚。要知道鲁迅先生向来是一个言词犀利的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颇有微词，对史记这样一部叙述封建社会历史的书籍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可见史记在学者心中的份量和地位。
然而，仅凭一些学者的溢美之词，并不是我们读一本书的理由，自古以来文人有相轻的说法，但在著书立说这一方面方面却恰恰相反，尤其是现在，书店里到处充斥着某某知名作家、知名学术团体联合推荐的“大部头”，选购的时候往往被这些名头唬住，回家打开包装一看，大都是一些空洞无味，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字垃圾，我上过几次当之后，一看到封面上满是“勋章”的书就“敬而远之”，坚决不买。
在我看来，衡量一本著作是否为经典的标准至少有两点，一是能够被大多数读者所接受，二是能够经的起时间的检验，毫无疑问，史记正是这样一部著作。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其中有多少史学价值，我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不好评论，但单就对于史实客观准确的描述这一方面，不少史籍是可以与之媲美并且略甚一筹的，例如：比起《尚书》来它不够正式，比起《春秋》来它不够简练。而就文字的优美程度而言，史记更是远不及离骚的，即使在汉武帝那个年代里，司马迁的文笔也算不上最好的，随便从同时期的文学家司马相如的文章里找一篇就能甩史记好几条街，而司马迁对此也颇有自知之明，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并且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不惜笔墨，不计篇幅，对司马相如的文章进行了全文收录，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在以惜字如金为特点的史书中是极为罕见的，可见其对于司马相如写作能力的钦佩。
然而，尽管史记并不如鲁迅口中的那般完美，但其对于后世的影响力和普及程度却是远远超过同类著作的。《尚书》和《春秋》我都慕名读过，现在是连一个字都不记得了，而司马迁推崇备至的司马相如的那几篇大赋，初读还觉得气势恢宏，词藻瑰丽，读了几遍后就觉的於横陈时，味如嚼蜡了。始终觉得记忆犹新，能够朗朗上口的唯有史记。究其原因，是因为史记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这种生命力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散失，反而愈发旺盛。而这种生命力的核心，正是其中蕴含着的“中国式”普世价值。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在传统封建社会中，人世间最高贵的人是天子，普通百姓都是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天子的，尽管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但却鲜有人应和，可以说，追求与君王平等的尊严和权利是每个封建社会的百姓深埋在心底，想说而又不敢说梦想，而司马迁却敢为天下先，以天子脚下史官的身份把它写了出来。“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史记·陈涉世家》，这句话表面上是陈涉在田间地头对伙伴们的一句戏言，但实际上是司马迁的精心安排。
显然，陈涉到底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是很难得到验证的，况且即使陈涉真的说过这句话，按照著史简明扼要的原则，也不应做详细记述，司马迁之所以将其绘声绘色的写了出来，就是要借陈涉之口告诉全天下人，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天子其实和百姓是一样的！而这样的伏笔几乎贯穿了整个史记。在史记之前，所有的史籍著作均是围绕着“王候将相”来写，极少提及平民，更没有人为平民单独列传，但司马迁却别出心裁，在史记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为平民单独列传，并且在许多篇章中反映了平民阶层的生活状况,赞扬平民出身的人物的作为,从多方面记载他们的壮举对于天下安定的作用。
早在战国时期，重农抑商的思想就已广泛传播，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更是在其著作五蠹一文中，直指“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邦之蠹也。”随后这类观点被统治阶级普遍接受。但司马迁却逾越了身份的尊卑，血统的偏见，接连写了鲁仲连、樊哙、郦商等出身贫贱的人物为王朝立下的汗马之功；无视了统治阶级对于下层劳动人民的看法，记载医者、游侠、滑稽、日者等下层人物的合传、类传多篇;并且专门为社会最底层的工商业者立传,大力赞扬他们自立更生，通过勤劳创造财富的行为。在司马迁所在的社会环境下，给予百工如此之高的待遇和评价，是绝对的惊世骇俗。
随后，司马迁又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这六个本见不得光的刺客逐个脱胎换骨，变成了扶弱拯危、反抗强暴的大英雄。最后，司马迁还以“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的结语将这种行为提升到了大义的高度。要知道这六个人行刺的不是公卿就是皇帝，司马迁赞扬这种行为的背后，是对下层劳苦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洽阶级的不满。而且司马迁这种不满不仅发泄到了前朝统治者的身上，就连汉朝的开国皇帝，汉武帝的曾袓刘邦也没有幸免。司马迁在《高祖本记》中里里外外，来来回回的拿高祖开涮，例如；他先称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大肆称赞一翻后突然笔锋直下，来了一句“亭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翻译成今天的话就俩儿字-猥琐。随后，司马迁又将刘邦抛弃弃子，舍父分羹之举记载的淋漓尽致。
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柰何弃之?”於是遂得脱”。
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司马迁以滕公夏侯婴之口指出了刘邦的无情无义，与以陈涉之口说出“宁有种乎”的手法一模一样，既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又开脱了自己的责任。看，高祖无情无义不是我说的，是夏侯婴那厮说的！更绝的地方在于，司马迁在这里并没有将刘邦的儿子称为之为公子或太子，而是直接用了孝惠帝这个称呼，于汉朝来讲，这就不仅仅是弃子这么简单！刘邦这是在变相的谋杀下一任皇帝！没有了汉惠，谈何汉武？在骂刘邦无情无义的同时捎带着堵住了汉武帝的嘴，不可谓不精彩！至于刘邦那句“我爸就是你爸”更是无需多讲的无耻了！
上述这些只是《高祖本记》中的明贬，至于暗贬则更多。史记在《高祖本记》和《项羽本记》中都记述了刘邦和项两人见秦始皇的场面，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项羽与项梁俱观，项羽称“彼可取而代之！”此话一出，英雄气概尽显。而刘邦则是以囚犯的身份押送刑徒服徭役期间，看到秦始皇车驾出行，“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充满了羡慕之情。如果两文不作对比来看，都是在说刘项二人胸怀大志，但一作对比即发现，刘邦的气量比项羽小了不止一点。清王鸣盛对此评价说：“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则津津然不胜其歆羡矣。陈胜曰：‘壮士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籍口吻正与胜等，而高祖似更出其下。”试问，刘邦和项羽真的都恰巧见过秦始皇吗？我认为未必，这本质上又是司马迁的巧妙安排，目的是抑刘而尊项。显然，司马迁不接受成王败寇的思想，做了皇帝又怎样？英雄始终是英雄，市井之徒始终是市井之徒！而这样的侧面描写在史记中随处可见，其中最为经典的是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中陈平巧对汉文帝的那段。
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司马迁仅用了一个故事便让读者明白了陈平的能力之高，省去了大量的华而不实陈词滥调，可见其记叙手段之高超。
如果说孔子的论语写的是仁义礼智，司马迁的笔下就是满满的快意恩仇，他对下层劳动人民毫不吝惜的施以同情，对有益于国家的功臣恰到好处的给予了赞扬，对鱼肉百姓残暴不仁的统治阶级毫不客气的给予了抨击和讽刺，通过把平民与王候将相同至一书，更是无声的表达了自己对于唯血统论、唯阶级论的不耻！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编纂思想的背后，是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的体现，而这种体现使得史记具有了跨时空的意义，即使今天看来，也颇为可贵！（谁说我们拼不过官二代？有史记为证！)
司马迁可谓真性情也，而这种真性情在一个正统的史官身上是不会有也不可以有的，司马迁突破了这个限制，他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为君主歌功颂德的宣传者，而是把自己定义成了伸张正义为民请愿的侠客，这是司马迁从人格上高于其它史官的地方。其次，纵观二十四史，都是围绕“治”来写，只有司马迁围绕“民”来写，故而司马迁的史记从核心价值观上就远远高于了其它史籍，时代越进步，《史记》的价值就越能得到凸显，只要人类追求自由和正义的脚步不停歇，《史记》就能永远流传下去！
呜呼！世上再无像司马迁一样的史官，也再无像史记一样的史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