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年前的1973年冬春之交时节在成都灯泡厂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而又似是而非的“政治”事件。虽俯仰一世，转瞬之间，己为陈迹，但我作为当年此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它留在我心中的痕迹至今仍难于抹去…。

1971年4月26日我结束了两年时间的知青生活，心情愉悦地跨进成都市轻工局属下的重点骨干企业一成都灯泡厂。进厂后经过五天时间的政治思想、厂纪厂规学习及两周时间的成都市御河人防工作劳动后，我被分配在厂里的一车间上班。

我厂地处成都市区较偏远的东郊被圣灯乡崔家大队大片农田围裹的地方，而职工工作时间多为二~三班倒上班，成了家的职工大都住在离厂工作区域外约一里多路的牛龙公路西北侧的二幢红砖三层楼房可容纳一百多户住家的厂家属院里。而未成家的及家在远方的职工大都住在厂内一幢二层单身楼房和厂里后门西北角处“一条街”十多间单身平房及厂大门外生活区大路旁、蓝球场、礼堂及食堂一带的几十间单身平房内。

当年厂里一下子招了二百多下乡知青进厂，单身职工住宿安置便成了大问题，无奈之下，厂里通过关系通融了离厂一里多路远的十里店东侧尚无学生上学的成都地质学院院领导，让我们大多数刚进厂的男女青年工人分别住进了十里店该学院正大门左边紧靠牛龙公路侧的两幢仿苏式建筑的四层楼学生宿舍里。那几个月住在成都地质学院学生宿舍的日子是我们刚跨入工厂的青年工人最边开心快乐的时光。那时大约六百多亩的地院校园里草木青翠、百乌争呜、美景如画似公园。从学院正大门而入，一条校园主干道左侧是我们借寄的两幢学生宿舍楼，右侧是据称我国为发展核武器时而专门设立的地院三系，三系教学大楼侧面是由部队严格值守的颇有点神秘色彩的该系实验室，走过实验室便是包括足球场、田径埸、游泳池及室内体操馆等运动埸馆，那可是我们喜爱体育运动的年青人锻炼的好地方。而学院主干道约一里多路(中段过学院大食堂后稍带弧形)的道路两侧都是树干高大挺拨遮天蔽日郁郁青青的法国梧桐树直达学院后大门，那时后大门围墙处还有不少成都红成派“烈士”们的墓地。而让我们年青人最醉心向往之处是学校中心区域由校园公路环绕呈长方形似翡翠色湖水的约有二十多亩面积的静湖，围湖公路东、南、北方向是学院各系教学大楼及学院自然地质博物馆，其博物馆内陈列了包括第一镇馆之宝的亚州最大的四川合川出土的25米长的马门溪恐龙化石等年代久远的大自然地质方面面世的不少奇珍异物，博物馆偶尔开放，也曾让我们一睹馆内真容而大开眼界。春夏之交时节，白日阳光洒入湖中时而可见大小鱼儿在清澈见底的水中悠闲地寻食翔游，微风徐来，跳跃闪烁的金色波光变幻无穷如一幅美丽的画卷，让观者心旷神怡、烦忧偕忘。下班后，夜幕下，皎洁的似白玉盘的月光倒映入湖中更显得湖面静谧神秘且富有诗意，当年正处于风华正茂年龄的我们常三五成群地在朦胧的夜色中绕着湖边绿树成荫的校园公路上说工作的事儿，谈人生的理想，也言及青年男女的爱情观等等。而几位顽皮的小伙子，还时不时在夜色的掩护下用细麻绳系上大头针弯曲后做成的鱼钩，用馒头为鱼饵，可轻而易举地钓起湖鱼作为快事而炫耀于同伴中。时值盛夏时，我们虽傍晚去学院后门的成都天然“游泳池″东风渠游泳后纳凉而归，但半夜天热难眠之时，又常会在夏日月下邀约起来躡手躡脚翻过住在一层楼宿舍同伴的窗户(因每层宿舍楼大门半夜关闭，有人值守)，一同来到不到二百米开外的垂柳拂岸、晚风习习、荷香阵阵、蛙叫蝉鸣的学院湖水旁排成一长溜队形跃入水中展臂一游，让其身后泛起一道道长长的似银蛇般的波光涟漪，我们也如快乐的鱼儿一样来回尽性畅游一番后，再静悄悄地溜回宿舍里满足地睡去。

毕竟好花不常开、好境不常在。数月后，厂里蓝球埸的东面建成了一幢可容二百多人住宿的三层楼单身宿舍后，我们也依依不舍地搬离了地质学院。因新修的三层单身楼房仍不能完全满足从地院撤离回厂的青工们住宿，我也只好搬至到以一车间单身职工为主体的厂内西北一角的被厂里职工戏称为“一条街″的红砖单身平房里住下来

“一条街”平房中间有一条大致三十米长约四米宽的水泥小道，路两侧栽有一溜碗口粗细高七、八米的桉树，在窄窄的排水沟后左右各有六、七间平房。从一车间工作区域走入“一条街″宿舍，左侧第一间平房后，从第二间至第四间的三间平房是打通相连的大宿舍，而后一间是女工平房，女工宿舍后最尾间是一车间领导办公室；“一条街”右侧平房除头二间是二车间烧氢房外，其后是五间平房。

我分在“一条街”左侧三间相连可容十五人住宿的大宿舍内，从大宿舍中间偏右的门进入后，中间有一条通道，室内单人床前后左右相对摆放，右侧住六人，左侧住八人，进门处通道后住一人，我住在右侧靠屋后第二间单人床处。

我在大宿舍一晃就住了一年有余的时间，渐渐地适应和熟悉了室内外的生活环境及室友们，因不长时间就在此大宿舍右侧进门第一间单人床上发生了一件惊动全厂的“政治”事件(称“案件”也可)，我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住在大宿舍右侧六人的简单经历和情况，进大宿舍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住在右侧第一床位人周瑞九，他是成都某技校电工班毕业后，进厂分在五车间(机修车间)当电工，年龄大致23岁，身高约在一米六零多点，五官适中，一双淡眉下的大眼晴盯人有时会直勾勾的，有时是飘忽不定的。他似乎有点自卑胆怯的性格，难得和人正常交流，此人个人卫生习惯也差劲，早班常常是临近上班时间才翻身起床，起床后从不理好自己床上的卧具，总是不洗脸或者草草用一碗水在脸上抹几下了事，然后穿上不洁的工作服，挎上电工专用的皮制工具包上班去，于是厂里调皮工人给他起外号称其为“周滚龙”，也有工人背后叫他“周疯子"或“花疯子”，缘由是他在一次上夜班时间，在女工面前有解自己裤子的不端行为。住在周瑞九右侧床位人余世远，他中等个子，秀眉亮眼，五官俊俏，喜与人侃侃而谈，他乒乓球打的好，是厂乒乓球队主力队员，他也算厂里的老职工，据他说自己1958年在十五岁时进厂，当时在厂里三车间上班，不久后他主动要求调换工作，在厂内开水房烧锅炉，或许是他家庭出身问题影响，他年届三十岁仍是单身汉。余世远床位右侧靠墙末单人床人乔体灵，身高1米76，头稍大，好运动，是厂男子蓝球队队员，他是成都南光厂子弟小学毕业生，虽是小字生文化程度进厂，他尚好看书学习，是厂里机修车间车工。乔体灵对面靠室内后墙单身床位人林运光，是广东人，一口广腔味的四川话，他1956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到成都红光电子管厂(106信箱)工作，后成都灯泡厂1958年建厂后，他因支援新厂建设，又调入我厂二车间(灯絲车间)工作。当时我的床位正面对他的床位，俩人朝夕相处，对他了解较多，他那时刚患急性肝炎痊愈，工作处亍半休阶段，因病愈后食量大，他一米七零的身高，体重不下七十多公斤，虚胖的体形从头到脚呈圆滚滚的模样，他为人和善，笑起来眼眯一条缝，而他有一个男同志少有的爱好，擅长编织毛线织品，我常看他盘脚正坐床中间，把毛线放在圆圆己发福的肚子上如弥勒佛一样，用竹制或金属制毛线勾勾针，双手熟练地编织毛线衣裤等，因他织毛线手艺高超，厂里不少女工常来大宿舍向他请教织毛线衣各种花形的编织手法。他当时己是三十三岁的年龄，也是单身汉。至于我自己也简述一下，当年进厂一米七零的身高，近七十五公斤的体重，身強体壮，爱好各项体育运动，是厂里当时尚未认可的业余足球队队长。我的床位右侧人是和我同时进厂的原十中初68级知青罗文富，他中等个子，说话声音尖细急促点，紧张时稍显结巴，他胆子懦弱些，对人处事和和气气，当时他在厂里三车间上班。大宿舍其它九人不赘述了，但不得不提及一人一沈茂生师傅，他是机修车间的七级(或八级)车工，当年在厂里技工级别数第一，他的个人履历也丰富，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上海开了个私人机械加工小作坊，拥有二至三台机床，抗战时国民党迁都重庆，他也来到重庆某军工厂工作，因历史上某些问题，他在1949年底重庆解放后，曾被新政权审查过。后几年因他车工技艺不凡，他从重庆军工厂被调入成都南光机械厂工作，但又因其解放前的历史问题，不适合在国防厂工作，调至成都灯泡厂。他当年己是五十多岁临近退休年龄，个子偏矮，肤白背微驼，少言寡语，谨小慎微为常态。其余室友除1966年进厂的熊诚忠工龄稍长外，还有杨安林、杨木标、李新祥、曾茂勋、李和平、胡x德(外号“锅巴”)等六人都是成都南光机械厂小学毕业后进厂的职工。

闲话少说，话归正传。记得那是在1973年1月下旬临近春节一周前(1973年2月3日是春节大年初一)的临近早班时，我正准备去车间新建的吹泡机大楼接班，突然大宿舍进来一人惊呼道:“吓老子一大跳！”，我抬头一看来人是厂里二车间职工程瑞民，他1961年在成都红旗玻璃厂技校毕业后调入我厂工作，因他进厂后原是厂里一车间工人，和一车间工友极熟悉，因此有空爱“窜门″到一车间众工友住宿的“一条街”单身宿舍来找人玩耍。他中等身高，人清瘦，厂里工友给他取了个“蒜苗”的绰号。他性格活跃，谈吐诙谐，有时爱搞点恶作剧的事儿，我曾听同车间工友说他某次曾将厂里职工胡吉鑫(文革前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煮在一车间高温炉顶上的锅里的排骨汤倒出来，换上半锅清水，放入几枚硬币，让来取排骨汤的胡吉鑫气不打一处出，让看热闹的工友乐不可支。今早他撞上此事，又听闻大宿舍几位室友火上添油地说周瑞九不理床被之事曾让不少进宿舍的男工及女工(女工多为来大宿舍请教林运广师傅织毛线的人)惊吓之事，于是余气未消的他便决定教训一下周瑞九，他灵活的眼神一眼看见己去上班的余世远放在床头柜上新买的铝制五磅温水瓶，于是他取下温水瓶的硬纸壳外包装，正巧余世远那时还时不时练习书写毛笔字，床头柜上有笔有墨水，只见他挥毫泼墨在长型包装壳背面无迹的草色纸壳上麻利地写下“周瑞九(滚龙)之灵位，并将其放置周瑞九的床头正中位置上，于是室内当日未上早班的罗文富、乔体灵、杨安林、杨木标、李新祥等人及住在“一条街″对面平房住的一车间职工郑少宇(毕业于成都技校，时年24岁)及和我同时进厂的老三届成都十中初一学生張继友等人也来湊热闹，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会儿功夫就将周瑞九床上整理出一副貌似“过世人灵堂”的模样，更有好事者将“一条街”左侧平房后栽的松柏树树枝摘下，编成花圈放置在床头上，也不知谁找了几柱香烛点燃后放置于盛有细沙土的破脸盆里，置放在其床尾的过道下。我当时急于去接班，以上恶作剧的事并未参与。待我接班后换休时，心中可能还惦记看宿舍内的这场闹剧，于是我回到宿舍一探究竟，进宿舍后，只见众多工友还围在周瑞九床上乐滋滋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并意犹未尽地查漏补遗乐享其成，我一时兴起，感觉假尸脚下缺一双鞋，于是随手将周瑞九床下一双布鞋放置于其床尾脚部位置上竖起来 。此时“一条街”过往人目睹此事者都掩面一笑，包括一车间的某些干部(虽至今我还记得其名，恕我不点名为好)。大约在宿舍不长时间，我换班时间即到，于是我快步离开宿舍。

那时侯一车间多数人及外车间少数人都爱在一车间(又称高温车间)的平炉及吹泡机烟道、吹泡机的供料机大炉顶部煮饭或炖汤，我也不例外。大约当日上午快十一点钟时，我回到大宿舍拿不锈钢饭盒及米煮饭时，只见大宿舍门外并排停了四辆崭新的永久牌(或凤凰牌)28寸自行车，进屋一看，只见周瑞九床上四周围满了人，除四位穿着警服的二仙桥派出所人员外(后知道是二仙桥派出所的正、副所长及两位下属警员)，还有穿军便服驻我厂的军代表范营长、王排长和厂里保卫科科长杨魁胜、科员曾昌荣，厂里派驻一车间的工作组组长(文革初厂里造反派头头，时任厂革筹委副主任)杨定福及一车间指导员(实为车间书记，那时称指导员)吴世良十来人，周端九正用手比划着向他们绘声绘声的讲述着什么，我一看便知大事大好撞祸了，于是舀了米急步回到上班处。

果然下午四点钟下班后，我刚回到宿舍时，厂里保卫干事曾昌荣叫住我，让我马上去厂里被工人称为"四合院”的党政办公集中点的会议室去。

我和几位惹祸的同伴在前去厂里"四合院″会议室的途中，从同伴口中知道今日此事发生后的大概情况，首先是今日上午临近午饭时间周瑞九回到宿舍后，他一眼看见自已床上的“灵床”布置吓得七魂出窍，惊恐之余，他抬头突然看见自己在床头上离地大约两米高墙上贴的毛主席上半身彩色标准照及放在自已床头柜上杂乱物品内的一座小尺寸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于是他脑子里“灵光”一闪，将床头由程瑞民写的周瑞九(滚龙)之灵位的纸牌拿到驻厂军代表一把手王团长的办公室内报案，他声称大宿舍内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用“借屍还魂”、“指桑骂槐”诸手法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治案件。王团长听闻后急派范菅长、王排长去一窥究竟，据说王团长随后也去了现埸看过，王团长回到办公室后就让王排长马上打电话向二仙桥派出所报案，二仙桥派出所所长接到报案电话后，可能心中一惊，如此弥天大案，在他冶安管辖区域发生，于是马上叫上副所长及两位下属警员骑上自行车(可能那时一些派出所未有机动警车吧)急扑大约一、二公里外的成都灯泡厂来。进厂后，他们先查找到写灵牌人程瑞民，根据他提供的“同案者”名单，再顺藤摸瓜将“作案人”一一搞定，当然也有二、三人虽参与此事但拒不认账，也“幸免于难”(也恕我不提那一、二人的名字吧)。

。至今我记得当年被通知去会议室询问的有程瑞民、郑少宇、李明新、罗文富、张继友、乔体灵、杨安林、杨木标、李新祥等九人(因时过半世纪，可能还有被遗忘的个别人吧)。厂里办公区域三十多平方大小的会议室己被布置成审讯室的模样，被审人分两排坐在进门的两个长条有靠背的木椅上，前排木椅面对用叁张写字台并列成一排的审讯台，台后坐着二仙桥派出所所长及随员、驻厂军代表范菅长、王排长、厂革筹副主任杨定福、厂保卫科科长扬魁胜、保卫科干事曾昌荣、一车间指导员吴世良十来人，由派出所一警员在房角处另一张单独的写字台上做笔录工作。

我们陆续来到会议室，看见台后的审讯者严肃的模样，我们台前被审讯人也心情沮丧地分前后两排坐下来。我当时坐在后排居中位置，派出所所长从前排长椅左侧第一人程瑞民开始问起:姓名、年龄、家庭成份等…”，突然我们坐在后排长椅的好几个人都感觉到前排椅子持续不断剧烈抖动起来(因坐后排长椅人或用手扶着前排长椅背部上端，或用脚踏着前排长椅的后面下端长木条上，自然前排人也感觉到这一异常现象)，大家仔细一看原是坐在前排位置的罗文富紧张加上惊吓情不自禁地周身抖动起来，我们几个后排人也忍不住相互埋头一笑，但也很快地收起笑容，毕竟己是倒霉人了。此时所长很快地问到罗文富，他哆哆嗦嗦地回应到，问:姓名？答:罗文富，问:年龄？答21岁，此时所长提高声调问:家庭成份？答:工、工、工人。于是我们后排几人又忍不住埋头再笑。当所长逐一问完了上述每个人的基夲概况后，他又从程瑞民开始问及今天发生的事是故意为之还是无意而为，自然故意为之就可上纲上线，难免牢狱之灾；而无意而为是政沿思想觉悟不高的表现，可能会从轻发落网开一面，此道理被审人心知肚明，自然个个都答道是无意而为之，我们自然也提及周瑞九种种不正常的日常行为才引起今天之事的发生。当然从所长到其他几位审讯者也曾反复问及了大宿舍里有个人历史问题的沈茂生师傅及有家庭历史问题的余世远参与此事否？大家也回答道，沈师傅在场未参与，且匆匆离埸上班去了，而余世远先己上班去，不在埸。

讯问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所长和在场驻厂军代表、厂、部门领导研究后，最后宣布此事件的处理决定，他让参与此事的人要提高阶级觉悟，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并让程瑞民和我两人各自写一份书面检查。我当时一惊，并马上看到我车间吳指导员对着我诡秘一笑，又想到刚才派出所所长不寻常地似有目的地严肃地连问我三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之，并说我政治学习不积极，于是我马上醒悟过来了，知道了今天让我写检查的结局，是车间吳指导员挾私报复的结果所致。

为何我有此说，事出在此次“政治”事件的前几天，那天下午四点过钟下班后，车间通知除上班人员外，其余全体职工在“一条街”开会。那天我下午下班时，我的一位同院子长大的“毛根”朋友余忠新来我厂会会我，他是成都二十四中初六八级学生，1969年下乡到德昌县当知青后，二年后调入省建一公司当工人，工作单位在眉山县象耳乡，我俩一晃四年多未见面，自然见面后有说不完的话，而车间马上要开会，我俩只得约定改天回父母家的过街楼119号大院见。自然客走主人送几步是人之常情，当我将他送到宿舍外右拐时，吴指导员在“一条街”车间办公室位置大声叫住我:李明新开会了，你还往那里走？我回头一看“一条街”路边两侧只零零星星地坐了些人，而大部份车间职工还未到(当时一车间有一百号工人，人数在全厂数第一)，于是我回头向吴指导员答到，我送一下人，马上回来，然后只听身后吴指导员生气地喊叫:“叫你开会，你还要走！”，我当时未埋睬他，大约二分钟时间将老友送到右拐角的一车间机吹泡大楼和一车间配料房大楼之间的水泥路上，我便回头到“一条街″会埸去。此时开会人员还未齐，吳指导员见我转来后，又大声喝斥道:“你未长耳朵嗦！叫你开会，你还走”。夲来我就心中有气，此时使对他的恶劣态度回击道:“吴指导员你一天喊这个那个改脾气，我看你才应该改脾气！”，吴指导员回答到:"你都不改脾气，我怎么改脾气！”，我答到:“你是领导，我们是老百姓，你是火车头，我们是车厢，是火车头拉着车厢走，还是车厢拉着火车头走，你想想吧！”，顿时开会的不少人都忍不住地笑起来，我至今还记得车间老工人银大礼当时还悄悄地对我竖起大姆指来。吴指导员看不好收场，加上开会的人也陆续到齐了，于是他对我说道:“我俩散会再说吧。”，但叫我纳闷的是那天散会后，他并没有留下我再说什么事，而碰巧几天后这埸“政冶”事件引发的让我写书面检讨的“祸事″就落在我的头上了。

既然提起了吳世良指导员，我谈一下自己刚进厂不及二年时间对他的印象。他一米七零左右的身高，当年似乎四十七、八的年龄，其身材适中、剑眉大眼高鼻梁，相貌堂堂，他是北京人，一口发音流利、语法标准的京腔口音让人回味悠长。据说他建国前参加过人民解放军，我也亲眼曾在厂里看见他偶尔穿过一身的部队军官呢子服装为证，′他具有大学文化学历，会俄语(听说建国初他曾留学过苏联)，他那时的干部级别为十八级，是厂里少有的几个享有高工资的领导干部(厂里陈明书记参加过新四军、干部级别为十七级)，他当时每月八十多元的高工资，也让一般工友羡慕不己(我们当时学徒工工资仅为十八元五角钱)。他对玻璃行业生产技术並不熟悉，只辅助性地管理车间生产，而主要精力倾注于职工政冶思想学习上(那时的工人上班，早有早间会，晚有晚间会)，但不知是因为他有在部队的经历还是有大多数北方人的直性子的缘故，如不合他意好发脾气，他曾在机吹泡平台上将早晚班交接时，因晚班交接人员未将维修工具整洁地放入装工具的铁匣子内，发火将装有工具的铁匣子从吹泡机二米高的平台上抛入平台下，可怜那些大小型号的搬手、改刀、铁榔头等工具被散落一地；而“一条街”平房也算厂里最具烟火气的地方，一些如银大礼、张家富等那时家在金堂县祥福公社的几位老工人常见缝插针地在右侧平房屋后到工厂围墙(围墙外是专供东郊大小企业运输生产材料、生产设备、产品的几条货运火车专用线)的一片空地上栽有一些萝卜、青菜、莴笋、葱蒜等农蔬作物，下班后在“一条街”右侧第一间平房前用茅草废木等点燃后放置于他们用红砖彻成的炉灶内，放上铁锅时而炒点荤素之类的可口菜肴后，几人常喝点小酒自得其乐，但吴指导认为有碍工厂清洁卫生环境，便在某一天将其铁锅抛出工厂围墙下，并用石工铁锤将其炉灶打烂，气得几位老工人敢怒不敢言。但话说回来吳指导员也不是那种一天板着脸的人，他高兴起来也爱和工友逗乐取笑聊聊家常，据我的好友当时同车间的机吹泡操作工杨南正曾对我忆及他那时酷爱拉手风琴，一次上班轮他休息时，几位爱唱歌的工友让他从宿舍拿来手风琴在吹泡机平台铁栏杆处演奏一首轻快活泼的俄罗斯民歌《春天里的花园花儿真美丽》，当歌者正唱着“春天里的花园花儿真美丽、春天里的姑娘更漂亮…”时，突然吳指导员从平台铁梯上来，众人大惊失声，心想歌曲是苏修的情歌，又在上班时间，今日难逃厄运了，谁知吳指导竞面露笑容(可能唤起他对自已青春年华的美好回忆吧)，他凑上前来用俄语声色并茂地演唱了这首歌曲，博得在场者一片赞赏声。

那天从会议室出来后已是傍晚五点半钟，自然我和陈瑞民是最郁闷的人了。因第二天是星期天恰逢我休息，于是我骑车用了四十分钟左右时间从东郊十里店厂里回到西郊的过街楼街119号铁二院家属大院。必然晚饭我吃得索然无味，此事又不便给家人说，怕让家人徒生烦扰，于是我饭后便步走到约十分钟路程的老同学冷正伦长顺中街家里找他聊聊，他听闻我对此事的叙说后，决然干脆地劝说我，你有吴指导员挟私报复的理由，你可向上申述，这检讨书一事决不能写，你若写后必存入你人生档案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自然老同学此意正合我意，于是我俩又闲聊了一些事，但我隐约地感觉到他那日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于是便问他遇到了什么事？他犹豫片刻后，便告诉我，他今天也遇到一件倒霉事。原来是他今天从成都红光电子管厂(成都106信箱厂)下班后乘七路公交车回家途中在红星路时被车上小偷摸走了身上皮包，皮包内有近二十元人民币、二十多斤粮票、进厂通行证等，几乎是他一个月的伙食费用，当然他也不好将此事马上告诉家人，我也当即表示可先借点钱和粮票尽薄力暂渡他过难关。同是“天涯伦落人”，虽当时天色渐晚，俩人仍决定散散心去家住一、二公里外的梵音寺及鼓楼南街的老同学高雪明、游德毅家里去聊天解闷吧。

我俩一路闲聊，刚走到临近羊市街市委大门前时，看见对面两男两女的年青人用手比划着高声嘻笑地迎面走来，四人都穿着那时有点“操”的雪白球鞋，两位妙龄女子一高一矮，其中高个子的女子约1米60出头，其上身穿着劳动布夹克服内露红色高领毛线衣、下身穿窄脚裤，她肤白貌美、身材凸凹有致、更显少女的妩媚多姿来；两男一高一矮，身体显得强健有力。只是矮个男子走路右脚有点瘸。当我俩与其擦肩而过，走过市委大门时，正伦突然对我说道:刚才过去的那个漂亮高个女子和矮个瘸脚男子很像今天在红星路公交车上下手摸我皮包的人，因他那天下班在车上人多拥挤的情况下被那女子似乎是有意地踩了脚，而他和那女子理论时，她的车上几个同伙，包括那位矮个瘸脚男子一起围住他，帮其女子解围，下车后他才发觉自己皮包丢失，事后细想必是那伙人下手而为之。

当时正伦有点紧张地征询我意见怎么办？此时华灯初亮，我告诉他，你再在电杆下灯光亮的地方仔细看一下，弄错人了不好收拾！于是我俩倒转身来，穿过那时不太宽的羊市街街对面让冷正伦再仔细地在灯光处辨认一下对面那四人的模样，正伦仔细辨认后，对我说绝对没有错，就是那个高个女子和矮个男人。

当年年轻气盛身强力壮的我俩也不怕事，何况还在人来人往，时有军警巡逻的市委驻地的大街上，我俩急忙过街拦在那四人前面，正伦用有力的双手抓住那位还用手比划看的高个女子的手腕部，历声叫道:你还认识我吗？那女子失声惊呼道，你是谁？你干啥子！正伦道:你今天下午在红星路公交车上踩我脚摸走我钱包，咋个说！这时她的三位同伙回过神来围上来，此刻路上几位看热闹的行人也驻脚上前观看。毕竞在公共埸合，其同伴不敢贸然生事，那个矮个男子急对我和正伦说道:兄弟有话好好说，你俩和小妹慢慢聊聊事情原由吧，这可能是一埸误会？于是正伦放下手来在前面和那妹子交谈此事前后因果，我落在他两人后面警惕地观察在我身后她的三位同伙的动向，六人慢慢地来到了东城根街与东门街交汇处的一长溜并排而立的槐树下，我陪正伦和那女子交谈，她的三位同伙在二十多米远的树下聊天等待，开始高个女子不承认摸包一事，待我们要让她去派出所解决此事时，才承认是她的一个女朋友的男朋友当天下午同在车上下手摸了正伦的钱包，她称自己也不知那下手贼的大名，住何处？只知其外号叫“王x瓜”，但她可以通过同伴找到他。此时时过晚上九点钟，那年“四九”的天气风寒袭人，宽阔的东城根大街行人己稀，我催正伦速决此事，于是他问女子是公了？还是私了。那女子自然同意私了此事。于是正伦告诉她:明天上午十点钟让那摸包贼将钱包带来在盐市口人民商埸大门前交给他。然后正伦放手让那女子离开，当那女子欢喜地跑往同伙蹲守处时，正伦低声对我说道:我俩悄悄地跟踪那女子及其同伙，看她(他)们家住何方？当时我急促地考虑了一下，感觉此事私了不可，一是跟踪有难度，我就知道当年长顺街(清时成都少城)就有许多不用从街头巷尾就连通的路，如我当时住家过街楼街119号院子隔新120号院子的过街楼街120号铁二院家属院就连通了红墙巷的铁二院家属院，我从小也时常图方便从过街楼120号院子走到红墙巷街上，若跟踪让其察觉跑掉很难说，况此时天已晚。二是，明日和不讲诚信之人的盐市口之约，风险极大，她不来怎办？若来了她(他)们在暗处，你我俩在明处，假如她邀多人与我俩发生冲突，寡不敌众也难说。当时我将顾虑告诉正伦，并让正伦走公办的路，他也似乎感觉私了有问题，于是急将正欲离开的女子喊过来说:我还有一事告诉你”，那女子也极不情愿地走过来后，我对她说:我们还是到派出所解决此事算了，明天我们有事…”。那女子顿时尖叫起来，随着女子的尖叫声，也不知从寂静的夜色的树丛中跑过来不下二、三十人(成都百姓见义勇为及爱凑热闹名声确实名不虚传)，其中有人说他己在不远处听我们和女子交谈此事己有不短时间了，更有一、二位围上来的男子马上指认其女子就是家住不远处的女贼娃子，并且称其哥哥也是“三只手”(后得知其女子幼时丧父，母親无业无文化，她在其哥的影响下，步入岐途)。

在众多热心群众簇拥下，我们来到了不远处的黄瓦街派出所，值守夜班的副所长看见被大家带进来的女子，便直呼其名(看来她是派出所的常客了)说:“曾美莉，你又犯事了(事隔半世纪之久，可能是女贼名字好记，故未能忘，若记错了见谅)”，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明日让警员随她去找摸包人；另外“请"曾美莉春节大假那几天不准回家，打好背包到派出所来参加帮教人员思想教育学习班。听闻此结果，当场她花容失色嚎啕大哭起来。

然而此事的结局，是下手的摸包贼闻讯而逃，正伦和我也数次去派出所催办此事，但最终也不了了之。正伦事后曾若有所思对我说过，可能私了的结果还要好一点吧。离题太远聊此往事，也想说明那时公安系统受文革初期砸碎“黑公安”的影响，正常办案工作还未恢复，加上无现代化的侦查手段和快速的办案交通工具，让其破真案难！而遇假案瞎忙活！

再将文中视觉回到自己的事儿上来，那年的春节我烦忧于写检讨书的困扰，牛年的喜庆气氛仿佛与我无关。节后厂里保卫科科长杨魁胜和保卫干事曾昌荣数度催我写检讨书一事都被我拒绝，他俩也曾说程端民已交了检讨书，而派出所所长还追问我未交检讨书一事，我向他俩谈了自己不写检讨的理由，并让其将自己不交检讨书的缘由告知派出所所长。直到春节后大约一个月后，我在厂里碰见曾昌荣，他对我说，陈瑞民对他说过为什么他写了检查，而李明新未写检查？曾昌荣对他说:李明新未写检查是有他的一些理由吗。听老曾此言后，我也卸下了写检讨书的困扰，此次“政冶”事件暂时在我心中作一了断。而后思来，一是庆幸当年宿舍内有个人历史问题的人和有家庭出生的人未参与此事，不然后果难料！二是那事距林彪事件发生已过一年有余，文革初的极左思潮中群体盲从、集体无意识崇尚个人绝对权威倾向让世人有所反思，估计当年审查人在了解那次事件中参与者是一群无聊年代的无聊青工的无意戏作而己，若无限上纲上线、指鹿为马对他们说来也不算是好事，何况报案人本人也有责任或许还有点精神疾患问题，只是审查人办事留点“尾巴”让我和程瑞民写检讨，也曾让我耿耿于怀。

此文结束前，我将多年后所接触及了解的那次“政冶”事件的一些主角、配角人物给读者一些交待。当年报案人周瑞久事后也接受教训，短暂时间早起理了床辅，到当年底因厂里生产规划需要，“一条街”单身平房被撤除，人员分流安置在厂内外宿舍。而后的日子里据说周瑞九在电工操作中失误多次触电后调换了工作，他随后也因精神上患病处于病休状况。更因一次其父在家里为他煮面放的配料不合其意，他举手暴殴其父，其父呼救唤来邻居才得以解围，不久后送他去了精神病医院，大约在1993年春季的某一天，我那时在厂里劳动人事科负责厂里的保险(包括在职和退休人员的大病统筹报销等)、退休职工的工作，突然科里直冲冲撞进来三位瘦条条个子的女人，其中最前面的女人年龄约在六、七十岁，后二位年龄大致为四、五十岁，她们看人的眼神是游离不定的模样，当我们问她们有何事时，年龄大的女人结结巴巴地称她是周瑞久的母親，现在他儿子在医院住院欠费八、九千元，医院催款并准备停药了，今天她和两个女儿(周瑞久的姐姐、妹妹)来找厂里解决此问题，看见她们三人举止行为有异常人的表现，听见她们三人争先抢后的有些语无伦次答非所问的回答，我和科里同事答应她们马上去厂里汇报解决此事，侍她母女三人离去后，我当时也由此判断，周瑞久的精神疾病必有家庭遗传因素吧，

几天后，我和科里管人事的陈秀文师傅随厂里负责人事工作的副厂长何育林乘厂里的桑塔纳轿车来到成都市金仙桥康复医院交了周端久拖欠的医疗费，并看望了周瑞九，此时他己面容枯槁、病入膏肓，不到一个月时间便过世了，享年45岁。

而吴指导员也在1973底“一条街"单身宿舍撒除时调到厂里行政部门工作，后任厂办主任，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临退休时调到市轻工局有关单位工作至退休。记得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底加入我们一车间年青人闲聊中，曾主动与我交谈时言及我和他当年的纠葛是一场误会，让过去的事随风一吹而过吧，我也一笑应之。人生难测，不经意间，当年一次″政冶”事件的涉及人程端民、杨安林、杨木标三人早在花甲之年左右时就病逝归天而去，更让我痛心地是此文中提及的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也于两年前患肺癌驾鹤西去。

人生逝去的是岁月，留下的是故事，余下的是思考。此文写作念头缘于今年一月十日外出避寒头三天无意中在家里翻出的自己旧日个人挡案(十三年前原存宁夏街市档案馆，后该馆搬迁时其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让我将个人档案或交辖区办事处或自行保留)中的一页小纸条文字记载，这是我1971年4月26日进厂后二年时的由学徒工工作转正时的小组、车间所写的鉴定材料，车间鉴定由当年厂里派驻一车间工作组组长，厂革筹副主任杨定福写的证明文字中:该同志学习较差…，”引起我对半世纪前一次“政治"事件的回忆，经我细想这也是那次事件后给我留存下的痕迹，谁说岁月无痕？那张小纸条留存于我的个人档案里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到我退休后将档案取出自存)，可能在那小纸条文字存入我的个人档案袋内的那一刻时间开始让我在不太短的人生路上留下了一段欲说还休的阴影是无疑了！这也是我此番避寒得闲时写下此文来证实那一次“政治"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的真实情况的想法和动力！如今我们这代人己跌跌撞撞地度过大半个人生路，往事是非恩怨早付之东流水，但我们这代人也有责任和义务尽薄力留点文字，寄希望我们的后继来人再不遭遇到文革荒唐年代的荒唐事了！

搁笔前向为我此文写作提供帮助的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谢惠林、张之政、陈国杰、谌业伟、杨南正等人深表谢意！

公元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写于盐边县红格镇扎巴菁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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