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大陆读者很少知道琦君，只有在提起《橘子红了》的时候，才会联想到她，这是琦君此生最后一部小说，写于1991年。琦君是台湾近三十年来人气最旺的女作家，她的散文以怀乡忆旧独树一帜。她把对故乡、亲人的缕缕情思凝于笔端，感情浓烈真挚，文风质朴平实，笔调清丽雅洁，于平淡中见深沉。
琦君爱雨，好像雨天总是把她带到另一个处所，离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很远很远。寻常雨季，她体会到的是优游自在，那些可以用雨链子串起来，细细把玩的有趣的好时光
漫游家，心随自然
我问你，你喜欢下雨吗?
你会回答说：“喜欢，下雨天富于诗意，叫人的心宁静，尤其是夏天，雨天里睡个长长的午觉该多舒服。”
可是你也许会补充说：“但别下得太久，像那种黄梅天，到处湿漉漉的，闷得叫人喘不过气来。”告诉你，我却不然。我从来没有抱怨过雨天，雨下了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屋子里挂满万国旗似的湿衣服，墙壁地板都冒着湿气，我也不抱怨。
我爱雨不是为了可以撑把伞兜雨，听伞背滴答的雨声，就只是为了喜欢那下不完雨的雨天。为什么，我说不明白，好像雨天总是把我带到另一个处所，离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很远很远。在那儿，我又可以重享欢乐的童年，会到了亲人和朋友，游遍了魂牵梦萦的好地方。悠游、自在。那些有趣的好时光啊，我要用雨珠的链子把它串起来，绕在手腕上。
今天一清早，掀开帘子看看，玻璃上已洒满了水珠，啊，真好，又是个下雨天。守着窗儿，让我慢慢儿回味吧。我那时才六岁呢，睡在母亲暖和的手臂里，天亮了，听到瓦背上哗哗哗的雨声，我就放心了。因为下雨天长工不下田，母亲不用老早起来做饭，可以在热被窝里多躺会儿。这一会儿工夫，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舍不得再睡，也不让母亲睡，吵着要她讲故事。
母亲闭着眼睛，给我讲雨天的故事。有一个瞎子，雨天没有伞，一个过路人看他可怜，就打伞一路送他回家，瞎子到了家，却说那把伞是他的，还请来邻居评理，说他的伞有两根伞骨是用麻线绑住的，伞柄有一个窟窿。说得一点也不错。原来他一面走一面用手摸过了，伞主人笑了笑，就把伞让给他了。我说这瞎子好坏啊!母亲说，不是坏，是因为他太穷了，伞主想他实在应当有把伞，才把伞给他的，伞主是个好心人。
在曦微的晨光中，我望着母亲的脸，她的额角方方正正，眉毛是细细长长的，眼睛也眯成一条线。教我认字的老师说菩萨慈眉善目，母亲的长相大概也跟菩萨一个样子吧。
雨下得愈大愈好，檐前马口铁落水沟叮叮地响，我就合着节拍唱起山歌来。母亲一起床，我也就跟着起来，顾不得吃早饭，就套上叔叔的旧皮靴，顶着雨在院子里玩。
阴沟里水满了，白绣球花瓣飘落在烂泥地和水沟里。我把阿荣伯给我雕的小木船漂在水沟里，中间坐着母亲给我缝的大红“布姑娘”。绣球花瓣绕着小木船打转，一起向前流。
我跟着小木船在烂泥地里踩水，吱嗒吱嗒地响。直到老师来了才被捉进书房。可是下雨天老师就来得晚，他有脚气病，像大黄瓜的肿腿，穿钉鞋走田埂路不方便。我巴不得他摔个大筋斗掉在水田里，就不会来逼我认方块字了。
天下雨，长工们就不下田，都蹲在大谷仓后面推牌九。我把小花猫抱在怀里，自己再坐在阿荣伯怀里，等着阿荣伯把一粒粒又香又脆的炒胡豆剥了壳送到我嘴里，胡豆吃够了再吃芝麻糖，嘴巴干了吃柑子。肚子鼓得跟蜜蜂似的。一双眼睛盯着牌九，黑黑的四方块上白点点，红点点。大把的铜子儿一会儿推到东边，一会儿推到西边。谁赢谁输都一样有趣。
我只要雨下得大就好，雨下大了他们没法下田，就一直这样推牌九推下去。老师喊我去习大字，阿荣伯就会去告诉他：“小春肚子痛，喝了午时茶睡觉了。”老师不会撑着伞来谷仓边找我的。母亲只要我不缠她就好，也不知我是否上学了，我就这么一整天逃学。下雨天真好，有吃有玩，长工们个个疼我，家里人多，我就不寂寞了。
潮湿的下雨天，是打麻线的好天气，麻线软而不会断。母亲熟练的双手搓着细细的麻丝，套上机器，轮轴呼呼地转起来，雨也跟着下得更大了。五叔婆和我帮着剪线头，她是老花眼，母亲是近视眼，只有我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最管事。为了帮忙，我又可以不写大小字。懒惰的四姑一点忙不帮，只伏在茶几上，唏呼唏呼抽着鼻子，给姑丈写情书。我瞄到了两句：“下雨天讨厌死了，我的伤风老不好。”其实她的鼻子一年到头伤风的，怨不了下雨天。
五月黄梅天，到处黏塌塌的，母亲走进走出地抱怨，父亲却端着宜兴茶壶，坐在廊下赏雨。院子里各种花木，经雨一淋，新绿的枝子，顽皮地张开翅膀，托着娇艳的花朵。冒着微雨，父亲用旱烟管点着它们告诉我这是丁香花，那是一丈红。大理花与剑兰抢着开，木樨花散布着淡淡的幽香。墙边那株高大的玉兰花开了满树，下雨天谢得快，我得赶紧爬上去采，采了满篮子送左右邻居。玉兰树叶上的水珠都是香的，洒了我满头满身。
唱鼓儿词的总是下雨天从我家后门摸索进来，坐在厨房的条凳上，咚咚咚地敲起鼓子，唱一段秦雪梅吊孝，郑元和学丐。
母亲一边做饭，一边听。泪水挂满了脸颊，拉起青布围裙擦一下，又连忙盛一大碗满满的白米饭，请瞎子先生吃，再给他一大包的米。
如果雨一直不停，母亲就会留下瞎子先生，让他在阿荣伯床上打个中觉，晚上就在大厅里唱，请左邻右舍都来听。大家听说潘宅请听鼓儿词，老老少少全来了。宽敞的大厅正中央燃起亮晃晃的煤气灯，发出嘶嘶嘶的声音。煤气灯一亮，我就有做喜事的感觉，心里说不出的开心。大人们都坐在一排排的条凳与竹椅上，紫檀木镶大理石的太师椅里却挤满了小孩。一个个光脚板印全印在茶几上。
雨哗哗地越下越大，瞎子先生的鼓咚咚地也敲得愈起劲。唱孟丽君，唱秦雪梅，母亲和五叔婆她们眼圈都哭得红红的，我就只顾吃炒米糕、花生糖。父亲却悄悄地溜进书房作他的“唐诗”去了。
八九月台风季节，雨水最多，可是晚谷收割后得靠太阳晒干。那时没有气象报告，预测天气好坏全靠有经验的长工和母亲抬头看天色。云脚长了毛，向西北飞奔，就知道有台风要来了。我真开心。因为可以套上阿荣伯的大钉鞋，到河边去看涨大水。
母亲皱紧了眉头对着走廊下堆积如山的谷子发愁，几天不晒就要发霉的呀，谷子的霉就是一粒粒绿色的曲。母亲叫我和小帮工把曲一粒粒拣出来，不然就会愈来愈多的。这工作好好玩，所以我盼望天一直不要晴起来，曲会愈来愈多，我就可以天天滚在谷子里拣曲，不再读书了。母亲端张茶几放在廊前，点上香念太阳经，保佑天快快放晴。
《太阳经》我背得滚瓜烂熟，我也跟着念，可是从院子的矮墙头望出去，一片迷蒙。一阵风，一阵雨，天和地连成一片，看不清楚，看样子且不会晴呢，我愈高兴，母亲却愈加发愁了。母亲何苦这么操心呢。
到了杭州念中学了，下雨天就可以坐叮叮咚咚的包车上学。一直拉进校门，拉到慎思堂门口，下雨天可以不在大操场上体育课，改在健身房玩球，也不必换操衣操裤。我最讨厌灯笼似的黑操裤了。从教室到健身房有一段长长的水泥路，两边碧绿的冬青，碧绿的草坪，一直延伸到健身房后面。同学们起劲地打球，我撑把伞悄悄地溜到这儿来，好隐蔽，好清静。
我站在法国梧桐树下，叶子尖滴下的水珠，纷纷落在伞背上，我心里有一股凄凉寂寞之感，因为我想念远在故乡的母亲。下雨天，我格外想她。因为在幼年时，只有雨天里，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缠着她，雨给我一份靠近母亲的感觉。
星期天下雨真好，因为“下雨天是打牌天”，姨娘讲的。一打上牌，父亲和她都不再管我了。我可以溜出去看电影，邀同学到家里，爬上三层楼“造反”，进储藏室偷吃金丝蜜枣和巧克力糖，在厨房里守着胖子老刘炒香喷喷的菜，炒好了一定是我吃第一筷。晚上，我可以丢开功课，一心一意看《红楼梦》，父亲不会衔着旱烟管进来逼我背《古文观止》。稀里哗啦的洗牌声，夹在洋洋洒洒的雨声里，给我一万分的安全感。
如果我一直不长大，就可一直沉浸在雨的欢乐中。然而谁能不长大呢?
人事的变迁，尤使我于雨中俯仰低徊。
那一年回到故乡，坐在父亲的书斋中，墙壁上“听雨楼”三个字是我用松树皮的碎片拼成的。书桌上紫铜香炉里，燃起了檀香。院子里风竹萧疏，雨丝纷纷洒落在琉璃瓦上，发出叮咚之音，玻璃窗也砰砰作响。
我在书橱中抽一本白香山诗，学着父亲的音调放声吟诵，父亲的音容，浮现在摇曳的豆油灯光里。记得我曾打着电筒，穿过黑黑的长廊，给父亲温药。他提高声音吟诗，使我一路听着他的声音，不会感到冷清。可是他的病一天天沉重了，在淅沥的风雨中，他吟诗的声音愈来愈低，我终于听不见了，永远听不见了。
杭州的西子湖，风雨阴晴，风光不同，然而我总喜欢在雨中徘徊湖畔。从平湖秋月穿林阴道走向孤山，打着伞慢慢散步。心沉静得像进入神仙世界。这位宋朝的进士林和靖，妻梅子鹤，终老是乡，范仲淹曾赞美他“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钟下钓台。犹笑白云多自在，等闷因雨出山来。”想见这位大文豪和林处士徜徉林泉之间，留连忘返的情趣。我凝望着碧蓝如玉的湖面上，低斜的梅花，却听得放鹤亭中，响起了悠扬的笛声。弄笛的人向我慢慢走来，他低声对我说：“一生知己是梅花。”
我也笑指湖上说：“看梅花也在等待知己呢。”雨中游人稀少，静谧的湖山，都由爱雨的人管领了。衣衫渐湿，我们才同撑一把伞绕西泠印社由白堤归来。湖水湖风，寒意袭人。站在湖滨公园，彼此默默相对。“明亮阳光下的西湖，宜于高歌；而烟雨迷蒙中的西湖，宜于吹笛。”我幽幽地说。于是笛声又起，与潇潇雨声相和。
二十年了，那笛声低沉而遥远，然而我，仍然依稀听见，在雨中……
文 / 琦君
当代著名作家
诚就是平实、自然。
文章的基础，
友情的基础，
都是建立在自然平实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