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很难否定，在现代的这种高速的生活节奏下，人们无论是对于其自己还是对于生活都缺乏一种信念。在匆匆流逝的瞬间，人们都只是默默地致力于生活外部的纯粹形式，即劳作。以致很多国人在思想上出现一种彷徨与矛盾，情绪上出现一种郁闷与烦躁。顷刻之间,不少国人仿佛成了朽索之驭的怒马，失去可循的准绳，找不到控制自己的鞍辔，盲目自恣，陷于一片空茫的境地。因而,也时常有人发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悲叹。在无情岁月的推排之下,一种日暮途穷，不可一日之感也随之浮现。何也？或许原因诸多，但可以肯定的一个原因,便是国人缺乏一种指向宇宙之外乃至彼岸世界的“外在超越”的信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虽然给国人创造了一个天缘良机，用来改造自身的文化系统。但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人基于对民族文化的千丝万缕的情感维系及在马克思式的“进步观念”支配下，在自己的文化思维定势中去打量所需要了解和学习的文化对象，从而严重影响了对西方优秀文化对象的清晰度，在朦胧先验中,导致只是着眼于物质技术上的“效用”，而对精神的“效用”，如信仰对现代生活的推动力量，却已几乎完全被遗忘或否定。一味的浮慕于西方文化的表象和空谈“科学技术”的浅薄之风气中，文化的进步也便仅仅是止于一种量的物质性的增加，而未给文化带来一种精神的实质性的提高。物质与精神的分离，科学与信仰的分离,如此的物质与精神的脱离性不平衡发展，必然会导致一种精神之覆灭与人性观念之物化的严重后果。因为，其实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有尊严，乃在于他除了拥有物质生活之外尚有精神生活。人固然要不断地谋取物质的存在，但也不可缺少精神的拥有。而信仰作为人类精神的范畴，就显得尤其重要。信仰作为一种具有一个独立的意域的精神存在，可以为人类提供充足的“支援意识”。为人类战胜自己，超越困境和证明存在的意义敞开一个可能性空间。
因此，在今日之物质繁富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反思。或许，我们更为需要的是能够在孜孜不倦，持之以恒且有系统性的世俗职业劳动之后在彼岸世界中寻找到一种精神的家园和生命的归宿，需要一个上帝式的神灵来使每个独立的个体可以得到彼此的平等的沟通，使每个有限的存在获得一种意义的满足。需要一份信仰来修复个人内在心灵的波动的创伤和社会外在的形式的先天缺陷。
对于信仰，德国当代神学家和哲学家蒂利希也曾表示，“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状态和方式”。确实，信仰作为一种自我的超越，一方面能够让人克服物化的异化状态，重新回到人本身，得到一种终极的关怀。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理性得到一种韧性的发挥。其实,在西方社会中，不仅在当代的科学家虔诚的相信上帝的存在，即便是在二十世纪，爱因斯坦，汤因比等大科学家，大思想家的内心也无不激荡着一份宗教的情怀。然而，反观当今之中国，却缺乏这种人性的关怀，这种做人的信仰。人们都只是停留在一种世俗的信仰中，即企图利用自己主观生成和文化刺激下的情感的指导去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赞赏，从而产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点，无论是在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学则优则仕”，还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等主流的思想，都显示出这种力图从“内在超越”的满足来达到一种精神的慰藉的理念。但事实却表现出这种内在的超越性的信仰的脆弱性和不堪一击。随着世俗疆域的扩展，人们日益感受到这种价值本身并不能构成人类真正的终极关怀。这种超越性只是一种自我产生的幻觉。一切纯粹的外在行动,时常依旧让人产生一种“无效的努力”和“无用的热情”之感,并不能让人摆脱本能自我的狭隘限制又不使人消失在无限的惆怅空茫中。加之,当人们察觉到,在人类的悠长历史长河中,我们突如其来的来到世上生存,又倏尔归于寂灭的事实时,人们终究会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具有意识特征的工具,在不断地追逐着表面的利益。从而,接踵而来的生存困惑或不安又如潮水般涌现。可见,中国人的失落是终极关怀的失落,“自称无限而并不具备无限性的有限的有限事物,是不可能超越于主客体图式之外的。尽管信者把它当作主体”。因此,这种功利性的世俗化的“内在超越”的信仰,其本质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至多只能带来暂时性的欢娱和内心的一丝满足。而与中国“内向性超越”的世俗信仰不同的是西方文化中的“外在超越性”信仰却将精神作外在的寄托,从而较好地解决了人类的两个经验,即死亡的必然性和存在的不可知性导致的莫名的生存空虚和精神恐惧的现实客观存在性的问题.
所以,从个体的精神层面而言,个体的存在需要一种“外在的超越性”信仰来弥补“内在超越性”的不足。当然,梁启超先生又曾说:“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社会成为一个社会的元气”,这表明信仰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实现个体主体性和心灵抚慰的有效手段,也还是社会良好生态构建的一种文化氛围.而马克斯·韦伯曾说:“我们的时代,是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越领域,或者流于直接人际关系的博爱。”这就较好地诠释了信仰这一文化核心中的核心的淡化的原因。从侧面也反映了信仰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及构建信仰体系的必要性。其实,在中国社会,这种信仰的建构显得更为迫切。
由于地理的历史的深层次原因,导致了中西迥异的文化发展路径,影响了信仰的形成。在西方世界中,西方文化起源地的希腊,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血缘因素,而将其中的直接因素神秘化,从而导致西方式的宗教文化.在宗教文化的氛围下,摆脱了单纯的依靠原始的亲情伦理来维系社会和个人关系的模式,形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信仰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行为习惯的同形同构,从而使精神在信仰领域内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每个独立的个体可以仅凭自己的意志,以一个独立的权利承担者的身份去实现自我存在的展示,不需要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际关系中扮演其“君恩,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的社会角色。因此,在西方社会里，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充满了一种巨大的张力。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在独特文化氛围中发展起来的民族,历经时光的淘洗,饱受世态的沧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领域中,形成一种依靠宗法观念协调社会发展和个人行为的社会组织形式。人们崇拜的是祖先而不是神祗,崇拜的是权力而不是上帝。因此,每个人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存在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产生出一种强调世俗生活伦理规范的具有强烈功利性和实用性的世俗信仰。自己缺乏个人的主体性,这就严重阻碍了人们走向自由的进程。正如托克维尔曾说的,“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定受人奴役.而想要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历史是经过信仰的培育和个性的不断改造而走向自由的进程。要涤荡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宗法血缘社会结构。或许,也只有那种具有永恒的绝对性质的西方的外在超越的信仰才能让这种古老的根深蒂固的绵延了几千年的社会结构得到改良。因为,这种信仰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它可以超出血缘之上,成为一种绝对中介,从而可以将每个独立的个体置于一个相等的距离。如此一来,就有利于让民主之根扎于这片土地上,有利于让自由之花在此绽放！
所以,从社会国家的层面上讲,我们也需要信仰。
总之,信仰作为一种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超越匮乏追求充满,超越偶然追求确定,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活动,作为一种超越的精神升华,人需要信仰,社会需要信仰,需要那种“外在超越”的信仰。有了这种信仰,人才能变得更加纯朴明净,社会才能变得更加生机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