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和汪曾祺先生在回忆闻一多先生的遗闻逸事时,都曾提到闻一先生讲授《楚辞》的别致有趣。闻先生上课时喜欢身穿一件黑色长袍,昂然阔步进入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着问:“哪位吸烟?”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上一支。在电灯光下,烟雾缭绕,他颇为动情地边敲桌子边和着“节拍”唱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谓真名士!”这才开始讲《楚辞》。名士风范十足,其风流潇洒之性情长为学生铭记。后人多以为这句个性话语为闻一多所创。事实上,此句源自《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话本意是说,有些所谓的名士,往往都是自我标榜,未必有真才实学。“但读《离骚》,皆所以自饰其短也”。《离骚》只是他们附庸风雅、装扮名士的工具而已。
但闻一多显然是正用了此话意味,认为名士就是要饮酒读《离骚》,诗和酒是培养名士的必备之物。只会痛饮酒,也许只是个酒鬼或粗人,只能读《离骚》也许是个学者,却不一定风流,既能饮酒,又能读《离骚》,才算得上风流名士,其实,闻一多先生自己就是一个名士,他学识渊博,见解独到,个性坚毅,疾恶如仇,具有诗人和斗士的双重身份。他痛惜家国沦陷,留须明志,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积极投身教育救国。他专心治学,常年累月呆在图书馆,被人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他坚持正义,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以生命捍卫了尊严。是真名士自风流,他是内到外,从人格到学养,处处都透着风流的真名士。
《冯友兰论人生》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论风流》,其论甚是精妙。他认为,风流是一种人格美,风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现,真风流有四点构成条件:
第一点,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玄心是一种超越感,超越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的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死生都不足以介其意。
第二点,真风流的人,必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藉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的对于真理的名言隽语。真风流的人谈话,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要“谈言微中”,“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若长篇大论,反复阐述,便是拙劣,远离了风流本意。
第三点,真风流的人,必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的感觉。名士有些行为,初看似乎很奇怪,但其中又寓含深意。
第四点,真风流的人,必有深情。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他对于万物都有一种深厚的悲天悯人之情。
对照此四点,以闻一多个性特征和遗闻轶事,无不契合真名士真风流条件。民国虽然是个乱世,然而风流人物,学术大师却层出不穷,像闻一多这样的真名士还真不少,他们璀璨的光芒与时代的黯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民国时期一样混乱暗哑的是魏晋时期,也是名士风流肇始之期。
魏晋时期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更是一个异常险恶的时代,黄老之道盛行,魏晋人士追求“清淡”和“玄远”,“借谈名理来避祸”。他们或徜徉山水,琴师自乐,追求“萧条高寄”生活;或蔑视礼法,纵酒为欢,放浪形骸之外。其中,以阮籍嵇康为代表。《晋书·阮籍传》说:“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这种痴傻状态,因为有玄心妙赏深情为底蕴,被世人目为名士风流而争相效仿,一时世风顿移,玄冥旨远成为时尚。如果说阮籍的名士风范尚可效仿,嵇康则可赏不可学。他不仅涵养极高,浑身透着雅致高远之气,且个性决绝,常人无法企及。对自己的结局,他也许心中了然,然而玄心之外,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自不必再挂碍世俗名利。最为惊艳而震铄的是:临刑之际,他旁若无人地抚奏了一首《广陵散》,曲罢叹息:“《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就戮。这才是真名士,潇洒风流,雅量高才,热爱生命,更加崇尚自由,追求自然状态,维系个体尊严。
名士风流往往见于乱世,因为乱世检验风骨,而奴颜往往滋生于繁盛,媚骨一生,则风流全逝,名士便难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