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和汪曾祺先生在回忆闻一多先生的遗闻逸事时，都曾提到闻一先生讲授《楚辞》的别致有趣。闻先生上课时喜欢身穿一件黑色长袍，昂然阔步进入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着问：“哪位吸烟？”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上一支。在电灯光下，烟雾缭绕，他颇为动情地边敲桌子边和着“节拍”唱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谓真名士！”这才开始讲《楚辞》。名士风范十足，其风流潇洒之性情长为学生铭记。后人多以为这句个性话语为闻一多所创。事实上，此句源自《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话本意是说，有些所谓的名士，往往都是自我标榜，未必有真才实学。“但读《离骚》，皆所以自饰其短也”。《离骚》只是他们附庸风雅、装扮名士的工具而已。
但闻一多显然是正用了此话意味，认为名士就是要饮酒读《离骚》，诗和酒是培养名士的必备之物。只会痛饮酒，也许只是个酒鬼或粗人，只能读《离骚》也许是个学者，却不一定风流，既能饮酒，又能读《离骚》，才算得上风流名士，其实，闻一多先生自己就是一个名士，他学识渊博，见解独到，个性坚毅，疾恶如仇，具有诗人和斗士的双重身份。他痛惜家国沦陷，留须明志，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积极投身教育救国。他专心治学，常年累月呆在图书馆，被人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他坚持正义，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以生命捍卫了尊严。是真名士自风流，他是内到外，从人格到学养，处处都透着风流的真名士。
《冯友兰论人生》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论风流》，其论甚是精妙。他认为，风流是一种人格美，风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现，真风流有四点构成条件：
第一点，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玄心是一种超越感，超越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的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死生都不足以介其意。
第二点，真风流的人，必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藉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的对于真理的名言隽语。真风流的人谈话，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要“谈言微中”，“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若长篇大论，反复阐述，便是拙劣，远离了风流本意。
第三点，真风流的人，必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的感觉。名士有些行为，初看似乎很奇怪，但其中又寓含深意。
第四点，真风流的人，必有深情。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他对于万物都有一种深厚的悲天悯人之情。
对照此四点，以闻一多个性特征和遗闻轶事，无不契合真名士真风流条件。民国虽然是个乱世，然而风流人物，学术大师却层出不穷，像闻一多这样的真名士还真不少，他们璀璨的光芒与时代的黯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民国时期一样混乱暗哑的是魏晋时期，也是名士风流肇始之期。
魏晋时期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更是一个异常险恶的时代，黄老之道盛行，魏晋人士追求“清淡”和“玄远”，“借谈名理来避祸”。他们或徜徉山水，琴师自乐，追求“萧条高寄”生活；或蔑视礼法，纵酒为欢，放浪形骸之外。其中，以阮籍嵇康为代表。《晋书·阮籍传》说：“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这种痴傻状态，因为有玄心妙赏深情为底蕴，被世人目为名士风流而争相效仿，一时世风顿移，玄冥旨远成为时尚。如果说阮籍的名士风范尚可效仿，嵇康则可赏不可学。他不仅涵养极高，浑身透着雅致高远之气，且个性决绝，常人无法企及。对自己的结局，他也许心中了然，然而玄心之外，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自不必再挂碍世俗名利。最为惊艳而震铄的是：临刑之际，他旁若无人地抚奏了一首《广陵散》，曲罢叹息：“《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就戮。这才是真名士，潇洒风流，雅量高才，热爱生命，更加崇尚自由，追求自然状态，维系个体尊严。
名士风流往往见于乱世，因为乱世检验风骨，而奴颜往往滋生于繁盛，媚骨一生，则风流全逝，名士便难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