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经常看到一位女快递员带着自己的女儿一起送快递，每路过一次店门口都总能引起我的注意。年轻妈妈约摸30岁的样子，瘦小的身板，女儿大概也就四五岁，剪着可爱的妹妹头，干净却也瘦小。最近一次见面，小城正下着大雨，年轻妈妈右手抱着女儿，左手艰难地撑着雨伞，腋下夹着快件，那一幕看得我心酸。多么希望那一刻老天能为她们让出一道阳光来。
眼在看着，于是脑海里那一副孩童时的画面开始慢慢浮现：多少年前，在那条回家的小道上，母亲也曾无数次地用箩筐一头挑着弟弟，一头挑着我……
那时我们姐弟都还小，到现在回想来，只够勉强记起几个画面。我们生长在海边，也就过着吃“海”的日子。每到退潮时，母亲都会大步流星地往高处空地上走去，伸长了脖子好张望着看看海水退到哪了，得赶紧换好“海服”准备下海捞海蛎。不然，海水高潮时，不赶着时间提前下海，那就会担隔上岸的时间，随时会被大涨的海水吞去。这种事情在我们那小渔村是时常发生的事。唉，奶奶就是在中秋十五大涨潮时，来不及撤退到海岸上，活生生被海水卷走。所以，母亲每一次的下海，我们的心都是悬着的。
待母亲看好了潮水，巴拉巴拉简单又迅速地吃了几口饭，就换了一身破烂却又干净的“海服”，脚上穿的是用裤管跟塑胶鞋车成的“海鞋”，看起来像雨鞋，实际上比雨鞋轻便多了。头上必须系着一条三条巾，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头直至下巴，只露出一张暗黄的脸，再戴上个安全帽或是草帽。那时候总觉得母亲这身打扮俨然就是一副日本鬼子的装扮。想着当时的想法，就觉得自己才是那日本鬼子！
印象中，在那间带有煤炉子的小厨房里，我时常抱着小我一岁的弟弟坐靠在墙边，在黑夜里点着微弱的小黄灯，摇摇晃晃地等着母亲回家。弟弟睡着，我困得直打盹。只要听着邻居家有人上岸回家的声音，我们姐弟立马清醒。赶忙到路口寻问邻居，是否看见我们的阿母在回家路上？
当看见母亲那一刻，我们经常会边哭边说道：阿母，你怎么这么晚才回家？我们都很困了。竟也不会管母亲肩上还挑着一整担海蛎！尽管那扁担还一弯一弯得压在母亲肩上欢快得跳舞。我已经忘记母亲当时说了什么，可能是一句责骂，可能是一阵安慰。可我现在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回家后母亲那副狼狈又辛酸的样子，弟弟和我委屈的哭声。母亲暗黄的脸上时常会沾着或条状或块状地海淤泥，有些已经被风被干得快要脱落了，有些似乎是母亲不小心手抹到的。那副狼狈又辛酸的样子一辈子刻在我心上。大冬天里，母亲上岸到家时，都是冷得直哆嗦。要知道冬天里，海水是冷在皮上，可走出了海水，到了海岸边，海风是可以吹到骨子里。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只要不是很恶劣的天气，母亲都会一天不落地下海劳作捞海蛎。因此，母亲的身体也落下了不少的病痛，生理期的不稳定至今还折磨着她，可她从来没停歇过。
凌晨的三四点，经常会望见母亲在微弱的灯光下小心翼翼地挖着海蛎的背影。母亲得赶在天亮前，先把赶早市的海蛎肉准备好。等天亮以后，让我们一起跟着她去街上摆摊卖海蛎。至少，我们笨拙又不熟练的挖海蛎技术，还是可以给她一点帮忙。运气好的话，我们不到中午就可以收摊回家。运气不好时，总要等到下午，甚至还得让阿母挑着已经挖好的海蛎走街窜巷地减价叫卖，直到卖完……那时候，我和弟弟经常会耍赖不走，母亲没法，只好把箩筐清理清理，一头挑着弟弟，一头挑着我，路上偶尔讨论晚上的伙食，偶尔会算算今天的收获。
母亲最常说的话是：你们的阿母没本事，不像别人的阿母会做大生意，只会挖海蛎卖点海蛎！你们好好读书，以后就不会像阿母这样了……
可是我和弟弟都没像母亲说的那样好好地认真得完成学业，我们盼着早点走出校园给母亲减负。我们何尝不是好学生？可是更想做母亲的好帮手。直到现在，这竟成了母亲的心病，也成了我们一辈子抹不去的伤。
此刻，我听着姚远弹着钢琴版的《父亲》，键盘上却敲着写着我的母亲。她在离我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家乡，心却随我在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贵州……她的那担箩筐里，一头挑着是弟弟，一头是我……这世界再大，也大不过母爱！泪已满面，远嫁的我想我的阿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