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代理体验（代理感是对某个行为由某人控制、某个事件由某人引发、某个反馈由某人获得的确信感。脑通过缩短或加大实施行动意图和产生行动结果这两个时点在心理上的时间间隔让心智体验到或体验不到代理感）
有一种体验对于将目的和行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联系起来极其重要，那就是对“我想做什么，我又做了什么”的体验。
如6.1所述，脑会通过验证对自身行为结果的预测和外部世界的变化是否一致来判断体验的变化是由自身还是由其它事物引发的。但如3.3所述，心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也是脑构建的幻觉，那么心智要怎么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能做什么？
脑为心智构建了名为代理感的体验以解决以上问题。
代理感是对某个行为由某人控制、某个事件由某人引发、某个反馈由某人获得的确信感。从脑的角度看，代理感是“一旦某人命令身体运动，物质世界按照他预测的那样变化的概率极高”的先验信念的体现，这对规划自身行动方案、推测他人行动意图十分重要。（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能体验到对自己身体的代理感，我的动作肯定是我做出的，所以我们多少有些难以理解代理感究竟是什么感觉。简单来说，当有一个玩家在关键团战时掉线导致包括你在内的多个队友都去控制ta的角色时，你清楚地知道这个角色的某个技能是你点击释放的而不是其他队友点击释放时体验到的那种感觉就是代理感。当然，如果技能用砸了害了队友，你可能会产生“这不是我的锅”的代理错觉。）
但首先脑必须区分出改变是否是某个人引发的，才能知晓自身行动的有效性和对他人意图的预测的准确性。脑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需要再一次回顾3.3中的“举手指意愿”实验。李贝特除了发现“参与者报告有行动意愿比采取行动早200毫秒，脑活动变化比采取行动早500毫秒”之外，还发现参与者报告实施行动的时间比他们动了手指的时间更早。即，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做了某事时他还没做那件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
帕特里克·海嘉德做的实验揭示了原因：
在一组实验中，参与者按键促使铃响，并看着时钟记下按键的时间和铃开始响的时间，同时电脑会记录下两者发生的真实时间。结果是参与者报告的按键时间稍迟于真实时间，而报告的铃响时间则是稍早。在另一组实验中，海嘉德用电磁脉冲刺激参与者的大脑促使手指抽动以按下按钮。结果是参与者报告的按键时间稍早于真实时间，而报告的铃响时间则是稍迟。对心智来说，如果有行动意图，发起行动和行动结果在时间上显得更加紧密；如果没有行动意图，那么运动时点和运动结果时点就显得更加远离。
而如4.1.所述，巴甫洛夫发现两个刺激出现的时间间隔越短，联结建立得越快速。这说明脑会根据间隔时间推测出两者的相关性，时间间隔越短，就将相关性推测得越强（非线性增加）。
结合以上两段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测：如果脑推测出运动的发起者是自己，就会通过缩短心理上的时间间隔以强化行动和行动产生的结果之间的相关性，让心智体验到代理感；如果不是，就会通过加大心理上的时间间隔以弱化行为和结果之间的相关性，让心智体验不到代理感。
7.8关于特有通路的问题（能否体验到代理感只和脑对行动意图和行动结果的关系的推测有关，我们可以借助脑的推测体验到他人的代理感。）
但体验他人的代理感有个障碍，就是有些通过特有通路获取的体验是无法共享的。每个人的感官敏感度有所不同（先天失明的人可以理解色彩吗？），而且有些信息只有处于特定情境才能获取（男性可以理解痛经的感受吗？）。如果我没做过某件事，我可以体验到他人做那件事时体验到的代理感吗？
尽管我们无法如实地体验到他人体验到的全部感觉，但我们可以体验到他人体验到的代理感。
首先，能否体验到自身对某一行为的代理感和做这个行为时的感官体验关系不大。因为脑会抑制行动过程中收到的大部分感官信息，只将行动结果传递给心智，代理者本人也体验不到那些感受，只能体验到行动意图。例如3.7中丹尼尔•威格纳做的实验，本人不需要做出任何动作，就能体验到自己移动了鼠标的代理感。
其次，海嘉德的后续实验证明了，看到别人按键导致铃响，旁观者的心理时间也会被扭曲。这说明不需要体验到他人的感受也能推断出代理者就是他。
这些实验让上一节的结论变得更加精确：能否体验到代理感只和脑对行动意图和行动结果之间的关系的推测有关。
所以只要获得了足够的行动和行动结果的有关信息，我们就能体验到他人的代理感。
有一个旁证——6.6中提到的疼痛感移情。我们可以通过他人的表情神态体验到他的心理痛苦，却无法直接体验他人遭受的疼痛的物理强度有多高。但如果看到他人受伤的过程或伤口，获得了足以推测的信息，负责表明造成疼痛的刺激的物理强度的脑区则会如自己受伤时那样活跃。（移情是建立在推测上的，所以我们看到电影中的人受伤不会感觉到太大不适，但看到新闻中的人受伤则不然。但看太多血腥电影会导致我们对他人的伤痛，甚至是对自己的伤痛脱敏，变得麻木。）
代理感的产生原理再次说明了，我们对物质世界和自己或他人的精神世界的体验都是脑用最可能准确的预测来构建出的幻觉，两种幻觉本质上并无不同。
7.9代理错觉（脑对行动意图和行动结果的关系的推测可能出错，让我们体验到错误的代理感）
但是脑对行动意图和行动结果之间的关系的推测可能出错，让我们体验到错误的代理感。
人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运动并不是自己引发的，也可能会把别人引发的行动误认为是自己引发的，这些早在3.7中已经证实过了，人还可能把自己引发的他人身体的运动误认为是那个人自己引发的。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使用的协助性沟通法。某些人，如孤独症患者，无法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协助性沟通中，语言障碍者将双手放在键盘上，协助者把双手覆在前者的双手上，根据障碍者的想法（问题是协助者是怎么知道障碍者的想法的？）协助他们按下正确的按键，然后障碍者就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虽然协助性沟通法大受欢迎，但在心理学家暗中给了障碍者和协助者不同的两组问题时，障碍者回答的总是协助者看到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看到的问题。（协助性沟通是不是和扶乩、笔仙以及其它奇奇怪怪的“附身”现象有几分相似？）
7.10对心理活动的代理者产生幻觉（有时我们会将心理活动的代理者的身份搞错）
在一般情况下，脑可以借助检验预测是否有错误来较为准确地推测出一个刺激的来源是现实变化还是心理活动，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判断一个行动的代理者是谁——能够完美预测的代理者只有自己，能够完美预测的刺激只能来自心理活动。但如果无法完美预测到心理活动的内容呢？
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这样。有时他们的一部分心理活动好像脱离了心智，变得无法预测，导致体验到的想法与情感变得像是他人强加的，想象中的声音与画面变得与真实的无异。和一般人一样，在信念和新信息不符时，他们也会去检验哪个更准确，但和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选择去相信真实的可能性更高的幻觉，这会导致他们的行动决策变得更加低效，也会承担更多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中有百分之一的人有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危险。
7.11迷信式感知（脑会为了获取预测成功时的快乐而倾向于更多地收集能够验证预测为真的信息，忽视能够验证预测为假的信息，这会造成脑误判预测的准确率）
今天看来，协助性沟通简直就是心灵感应，但为何协助性沟通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就作为科学广受信赖了呢？因为这给了障碍者的亲属和关心患者的治疗师唯一的希望，而希望能让人变得盲目。
如第五章所述，脑是先预测再根据预测决定哪些收集信息来验证预测是否准确的，这也造成了脑在想让预测为真时会更多地寻找能够支持预测的信息，自然也更容易根据这些有偏向的信息把不准确的预测判断为准确的。换言之，你更可能会看到你想看到的，这被称为期望偏差。
另一方面，我们在4.2中曾看到了斯金纳的迷信研究，尽管鸽子做什么都不会影响食物出现的频率，但鸽子仍会靠时间上的联系在某个行为和食物出现间建立错误联结。问题是鸽子为何要引发食物出现？
不是因为鸽子知道热量对生存重要性，而是因为吃食物就能引发奖赏细胞细胞分泌多巴胺。鸽子没有自我意识，无法思考自身的生存与毁灭这类大问题，鸽子最根本的本能是进行让多巴胺变多的行为，而填饱肚子不让自己饿死只是手段，让多巴胺变多才是目的。
快乐与恐惧等情感本该是标注对生存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的赏罚指标，以驱动生物采取对生存有利的行为，但却变成了行动目的本身。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以获得快乐、逃避恐惧为行动目的在整体上都是有助于生物生存繁衍的。但随着基因不断变得更加复杂，这套行为模式产生了意料之外的。
典型的例外就是自慰行为。性行为是为了繁衍，性行为时产生的快感是为了促使生物去繁衍后代，但多种智能较高的生物都会为了快感而进行自慰（连鳍状肢短小碰不到生殖器的海豚都会挑选大小合适的小鱼，然后咬掉小鱼的头部，把小鱼的内腔套在生殖器上），这对它们的生存繁衍没什么好处，反而会消耗营养物质。（对于不缺乏营养物质的人类来说适度自慰有助于心理健康，间接对生存有利，这或许算是种有利的进化？）但为了繁衍又不可能淘汰掉性快感驱动繁衍的基因，所以这种行为短期内不会被自然选择淘汰掉。（“存在即合理”这句话的意思是“有结果就必然有合理原因”，而不是“存在就有利”或是“存在就无法消除”。性瘾患者控制不住地过度自慰是有合理原因的，但这对他们的影响是十分有害的，不存在更有利一些，而且心理医生也能够帮助他们消除反常的性唤起。）
而什么还能带来多巴胺呢？只要预测不失败，多巴胺水平就不会降低，每次被预测与奖赏有关的事物出现时生物都会感到快乐。那么为了获得快乐，生物应该做什么呢？
让预测不要失败。
我们都能体验到预测成功时的喜悦或预测失败时的沮丧，我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更多关注能够支持我们的预测的信息、更少关注能够证伪我们的预测的信息以获得预测正确时的快乐，这被称为证实偏差。而证实偏差会导致我们很难纠正错误的预测，我们脑中的世界模型就会变得不与现实相符，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不利影响。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多次预测失败而纠正自己的预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要付出许多代价（那只迷信鸽子可是白白试了一万次才明白自己预测错了）。而且在预测得到检验时，我们会无意识地根据检验结果扭曲记忆，让自己的事前预测在自己的记忆中变得更为准确，这被称为后视偏差。
这种对预测失败的抗拒甚至可以脱离验证的影响。例如，克雷格·安德森故意告诉参与者一个假的结论并告诉他们这是真的，再让他们解释为什么该结论是正确的，但随后又告诉他们这个结论是实验者故意捏造的，告诉他们真实的结论和证据。但是只有25%的人接受了新结论。如果新信息不再能通过验证否定错误的信念，如果错误信念可以脱离支持它的证据独立存在，我们要怎么保证预测的准确率？
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的脑像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出现了病变，这套验证系统就将在许多时刻彻底失灵。
这带来了一个大问题：我们体验到的一切，不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都是幻觉，而且就算幻觉与现实不相符我们也不一定知道，那么我们要怎么确定哪个幻觉与现实不相符呢？我们要怎么确定自己不是那1%呢？
答案是我们无法靠自己确定。
但万幸我们并不孤身生活于世上，我们可以通过大量和他人的交流统计出幻觉与现实一致的概率是多少。但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上，我们反而会彼此证实各自的错误预测，我们又要怎么办呢？请看下一章。
第七章总结——脑如何建模心智
就像构建了物质世界的模型一样，脑利用先验知识和感官提供的信息构建了精神世界的模型。
脑只需少量信息即可识别出某个运动物体是否是生物和该生物正在进行何种行为，一旦识别出存在生物的有目的行动，脑就会模仿他者动作来反向推测出多种他者可能持有的行动意图，并结合先验信念和新信息来推测出最可能准确的行动意图。如果信息不足，脑就在现实中按照他者的目的进行模仿，尝试达成相同的目标来获得信息完成对他者行动意图的验证。同理，脑也可以借助对他人的观察和模仿推测出他人的部分心理体验。
而将行动意图和行动、心理体验和现实变化连接起来的关键就是代理感。代理感能告诉我们某个行为是由谁控制的，某个反馈刺激是有谁获得的。脑会推测行动意图和行动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然后通过缩短或加大实施行动意图和产生行动结果这两个时点在心理上的时间间隔让心智体验到自己的代理感、他人的代理感、或是体验不到代理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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