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弦铃
第一章 过不去的“过去”
新年来的时候，总有人跟旧年说“再见”。妈妈说：“过去就是过去了，哪里还会再见？”
可在我看来，妈妈从来就没有走出她的“过去”，我也不曾有过真正的告别。大多数的时候，特别是当我忙完一天的工作静下心来的时候，那些不堪的过往总是一次次将我拽回去，它们总是让我重新审视关于生命的苦难与愉悦的定义，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活在现在还是活在过去。
01
都说我记性好，其实，5岁以前的那些事情我只记得零星的片段，那些成片的场景都是妈妈后来反复叨唠留下的“素材”，包括爸爸在村里被捆起来批斗，包括妈妈在教室里被拖下讲台，包括她永远都过不去的“过去”……，仿佛都是妈妈此生中无法释怀的屈辱。
她就像祥林嫂那样一遍又一遍地跟我们讲诉着这些遭遇，仿佛说出一次就能排泄一点身体里的毒素，又仿佛越描越黑，她一次次将自己沉入那个黑洞。那语言仿佛带着一个幽怨的灵魂，沉下去，浮起来，然后升腾、亢奋，有时候变成一个魔鬼……，我很难辨识妈妈在回忆这些充满罪恶的事情上是抑郁的还是畅快的，她是在一次次讲述中激发着愤怒、征服和报复的快感。
“那天队里通知开批斗会，我怀着你妹妹，已是八个月的身孕，躺在床上不动。你爸爸央求我陪他一起参加会议，我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事情呢？我怎么能够承受外面的人当着我的面侮辱他、殴打他呢？我不能去，我坚决不去！”
妈妈每次说到这里，就将眼睛眯起来，然后瞪着前方，紧咬一下牙齿，再一次把自己带回那个黑洞，带回那个让她疯狂的现场中去。
我早已听不到其中的悲苦，而且对这些故事已经失去再听一遍的耐心，但很显然，她乐意沉浸在这份回忆当中，我甚至在想，假如妈妈没有遭遇过那场劫难，她会不会觉得生活少了很多色彩和乐趣。
不过，也难怪她耿耿于怀，设身处地地想想，妈妈几乎是在那一天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女人、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母亲的。
妈妈18岁多生哥哥、20岁多一点生我，但生孩子、做母亲并没有让她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女人。她结了婚很长时间都是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的。
即使爸爸单独做了一个房子，那房子的墙壁是用稀泥和着牛粪，抹在用木棒和草绳编成的扁排上做成的，房顶用木头搭成架子再盖上茅草。跟外婆家的土墙房子比，他们房子的垂直面叫墙，我们的叫壁。
外婆家的房子很大、很安全，我们的房子就像一个临时的窝棚。很多时间我们还是在外婆的房子里。我们是孩子，是妈妈的和爸爸的孩子，但妈妈自己也是孩子，她是外公、外婆的孩子，也是爸爸的孩子，她不懂得操持家务，也不懂得人情世故，事态炎凉。直到奶奶从河阳老家过来，那个窝棚才有了家的感觉。
不知从哪天起，也许是从爸爸住学习班那天起，我们那所房子仿佛被笼罩了一层乌云，是被一双双敌视的、轻蔑的眼睛扫射过后变得暗淡的，我巴不得那些目光的威力再大一点，干脆把它摧毁算了，但即使是十二级的台风也没有将它吹倒过。
我们家和队屋之间只隔了杨家和袁家两户，队屋那边动静大的时候就能够听得见。
那天，就是妈妈反复回忆的“那天”，那个让她从一个女孩变成女人的“那天”，妈妈躺在床上，竖着耳朵，心几乎要跳出身体外，突然，右眼皮猛抽一下，她本能地腾起沉重的身体，听到队屋那边有潮水般的轰鸣声，然后就是杨家婆婆到我们门口大叫：“敏枝啊，你快点到队屋去看看吧，你们家小李会被打死呢。"
妈妈披头散发就冲到了队屋，她看见爸爸被一群男人按着，绑在队屋西边的一棵树上，头顶上戴了一顶高帽子，上面写着"臭老九”，胸前还挂了一个黑色的木牌，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柏卿"，爸爸的名字上还被划了一个大大的叉，是“枪毙”的意思。
邪恶，一旦找到正当的理由就变得肆无忌惮。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老师说，只有两种情况会改变一个人的表情：权力和性。他显然是没有经历过侮辱和被侮辱，显然忽略了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威力。
那些男人们一边用力按住企图挣扎的爸爸，一边愤怒得咬牙切齿：“老实点！”而台下女人们脸上抑制不住兴奋，她们在等待这场大剧的展开。
爸爸用他强壮的身体努力想要挣脱这些束缚在他身上的所有屈辱：绳索、高帽、胸牌，他的脸憋得通红，眼睛里参杂着愤怒和乞求。面对不断砸来的拳头，爸爸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妈妈的出现让女人们更加躁动起来，还没等她们反应过来，妈妈冲到爸爸身后，举起拳头喊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说，只准文斗不准武斗。”
妈妈回忆说：“我怀着你妹妹，穿了一双在家里拖的旧布鞋，身上是睡觉穿的旧衣服，头发也没有梳，那形象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是的，就在1969年的阴历四月，一个自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有几分娇贵和优雅的25岁半的女孩，不顾体面、不顾形象、不顾羞耻地冲到了一场亢奋的集会中，她举起了拳头。
妈妈的举动让集会的人群再次沸腾起来，是的，当一群人在同一场所为同一件事情而激动、而愤怒的时候，就会产生沸腾的效果。下面一个男人叫了一声：“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柏卿！”接着众人齐声呼喊，一遍又一遍地喊“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柏卿！”
就在这个时候外婆也突然出现在爸爸身边，外婆穿一身黑色的衣服，她瘦削的身体在骨架轮廓下显露出特别的刚强，白净的脸庞也因这刚强更加明亮，她一声不响地走到爸爸跟前，从容地取下爸爸头顶的高帽子和胸牌，用力狠狠地摔在地上，并用一只脚踏上去。
整个会场有半分钟的时间突然静默，接下妈妈就听到有人叫：“打死他!”然后就有无数的人跟着叫：”打死他!"
刘法生、邱一喜、吴贵云等几个贫下中农在周围伺机维护现场，想要拖走妈妈和外婆，妈妈伸开双手，用八个月身孕的身子挡住爸爸，外婆到爸爸身后将绑着他的绳子解开。
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男人们终于无从下手，有人起身离开，然后陆续退场了。但这场批斗会刚刚开始就这样结束让早已期待看一场好戏的女人们有十分的不甘，她们将外婆、妈妈和爸爸围起来，妈妈死死地抱着爸爸，女人们奈何不了妈妈即将临盆的身子才不敢大动干戈。
“我和你外婆浑身都是淤青，但当时一点不知道痛。”妈妈说：“我想不通的是，明明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怎么就下得了手？怎么可以这样地抹脸无情？"妈妈又说：“我不喜欢你爸爸，但我不允许别人欺负他！”
妈妈感觉自己出了一口恶气，回到家，跟奶奶说：“我们赢了!"她从厨房把饭菜端上饭桌，跟爸爸说：“吃饭!"
到现在，到底是谁捆的爸爸，是谁在他头上戴高帽子，在他胸前挂牌子，我们可以去想象一张张神气活现的、得意忘形的脸，可以想象他们是怎样的义愤填膺，但妈妈从来不问是哪些人，而且有人曾经企图跟她说的时候，也被她制止："我不想知道。"其实，怎么会不知道，不就是队里的几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吗？
只是，在妈妈看来，动手的人和观看的人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她说，在开会的前一天，她已经看到了几个女社员抑制不住的激动表情。
妈妈绝对是一个气性大的女人，她是记仇的，她记得队里每一个人对她说过的每一句刻薄的、侮辱的话，她记得那根绳索、那顶高帽、那块黑色的木牌，还有它们上面歪歪扭扭的大字。
但她从来没有奢望过用同样的方式去报复谁，她永远都不会说打倒谁，她甚至不屑对任何糟践过爸爸、欺负过她的人说一个脏字，她需要的是那些曾经蔑视她的人服她。
02
实际上，在妈妈的世界里，到处都充斥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柏卿"的口号，在她去上课的黑板上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柏卿"，在学校教室的大门上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柏卿"，在她回家的路上，一路上散发的传单上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柏卿"，在大队部的墙壁上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柏卿"……
爸爸是被抓去住学习班了，但妈妈整天都生活在一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她被爸爸耻辱的名字包围着，攻击者，攻击着她的眼睛，攻击着她的灵魂与自尊。她真希望自己是一个文盲，不认识那些字，不认识爸爸的名字。
终于有一天，妈妈在学校呆不下去了。她在村小学的课堂上，一群女社员冲到教室，将她从讲台上拉下来。领头的是范雯仙和孙秀兰两妯娌，后面跟了十几个女人，雯仙说："赵敏枝，你一个反革命家属还在这里穿青摆白！"秀兰说：“你别讲了，别带坏了孩子们!”
妈妈早有准备，经历了爸爸被捆绑的事情后，她的承受力似乎涨了几分。范雯仙和孙秀兰是我们村最大家族刘家的儿媳妇，我妈妈的外婆也姓刘，按照辈分排下来，她们两妯娌要高妈妈一辈。妈妈说："雯仙婶、秀兰婶，您俩等一会儿，我到办公室收拾一下东西就走。"
他们一群人围过来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学生都被惊动了，三年级的周春阳和五年级的廖惊羽老师都让学生自习，到妈妈的教室扶着妈妈。廖惊羽比妈妈小两岁，是老村长从宜昌市接过来的，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惊羽15岁那年她父亲被判入狱自己在牢房里嚼舌自尽了。
老村长跟她父亲是世交，去宜昌为她父亲送葬的时候就把正在上中学的惊羽接了过来，刚好村里要办跟读小学，惊羽就跟师范毕业的妈妈成了村里第一批民办教师。
走进办公室，惊羽就哭起来，她跟妈妈说："你回去可以，但你要问他们，你到底犯了什么错？"妈妈拍拍惊羽的头：“没关系，反正呆在学校也不得安宁，还让你们担心。只是你，自己一定要当心，我走了真担心他们又盯上你，你看得出来，他们没有什么乐趣，除了整人。"
“你一直在学校读书，我就担心你做不了农活，你看你的手，细皮嫩肉的，怎么去插秧割谷啊？”惊羽心疼地跟妈妈说。
“不要紧的，活着，总有一天会改变的。只是你，哎，我真担心你呀，这里也没有人配得上你，我不在你身边感觉你就像一只走失在草原上的羊羔。”妈妈看着惊羽那张隽秀的脸，对她有无限的担心。她又说：“我以后就不方便来学校了，你星期天到我们家来玩，我让婆婆给你做好吃的菜。”
"嗯，我星期天去看你和孩子们。”惊羽难舍难分地跟妈妈说。那个时候我已经4岁，哥哥已经6岁，妹妹几个月大，我经常去学校，惊羽阿姨就抱着教我识字，还教我数数。因为我家里有一个小姨，就叫惊羽阿姨“学校姨姨”。
校长刚好出门了，不能等得太久，妈妈来不及更多的同事和教室里的孩子们打招呼就离开了学校。一路上，她像是一个罪犯，没有人跟她说话，回到村里好几天也没有人跟她说话。
终于有一天，村里开会，妈妈鼓足勇气举起手，她说：“我想说几句话。”队长点了点头。妈妈站起来说：“回来干活我没有问题，但我想跟队里的领导了解一下，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我希望你们能够指导我、教育我，以便我能够改正，以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副队长邱一喜说：“你撕了723布告。”也许多日不说妈妈憋坏了，她反问邱一喜：“你在哪里见我撕过723布告？布告上写的什么？如果你说出上面的一句话，我都算你看见了。”这时候，妈妈突然感觉到有一丝报复的快感。
因为，事实上，妈妈非常清楚，邱一喜根本就不认识字，就算把723布告摆在他面前他也不认识上面的一个字。有一次邱一喜在会上批爸爸：“你们看这个臭知识分子，还在箩筐上写着他的狗名字！"其实爸爸的箩筐上写的是"壹玖陆玖"。
就在这次会议上，妈妈突然意识到，人最可悲的不是被侮辱，而是无知；不是痛苦地活着，而是盲目地活着。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妈妈意识到，如果以愚昧对抗文化，输掉的不一定是文化，但如果以文化对抗文化，才可能是争锋相对、你死我活。
所以，她突然感到自己到村里反倒是安全的，不安全的是在学习班里的爸爸。她了解爸爸得理不饶人的性格，所以，提心吊胆的是关于爸爸的任何一点消息。
03
爸爸从学习班回来了，但始终没有安定，他跟妈妈说：“他们要拿我的成分说事，可能会有麻烦的。”
“你的成分有问题吗？不是中农吗？”妈妈问。
“哎，是这样的，我们家原本是河阳县城最大的商户，祖上一代是做棉花和布匹生意的，等到我父亲这一代呢，又增加了账房和学校，我们代县城所有的商户记账，办了两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我父亲是这三所学校的校长。”
妈妈抽了一口气，生气地说：“这么大的事，都没听你说过。”
“你听我说。”爸爸接着说：“我父亲在县城里德高望重，日本人来的时候每次都是他出面交涉调停，才得以保住城里的百姓。一方面，他逻辑很清晰，能讲清楚如果日本人伤害了百姓他们肯定不会安宁；另一方面，他也会用一些钱去赎回被扣押的百姓。所以，我们县城实际上只是驻扎过日本人，妇女也受过惊吓，但总体来看还是没有大的破坏和伤害的，当地百姓都很感激我父亲。”
“有没有人说他是汉奸呢？”妈妈迫不及待地问。
“肯定没有。河阳不算前方，没有战争，他们进来没多久日本就投降了，父亲从没有为日本人做过事，而是为百姓服务的。成分的事情是这样的，尽管我们家有一些家产，但就在1947年那场洪灾，河阳县城决堤，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冲走了，我二姐就是在那次洪灾中想要去够飘在水中的布匹才被洪水冲走的，可以说，到解放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是一无所有了，只剩下香河旁边的那栋老宅子，就是我上次回去带你看过的。”
“嗯，房子看上去很坚固，不过，似乎没有人打理？”妈妈插话道。
“没有。”爸爸说：“因为家里没有了财产，所以，解放后我们家就评了‘中农’。前几年四清，一个远房亲戚举报我们，说我们家是河阳最大的商户，是资本家。整个事情就被弄复杂了，我工作的时候都是中农，一直都是按这个成分来填写的，现在他们说调查的结果就是我们家有那栋老宅子，所以说我隐瞒成分。”
“天哪，我看你是在劫难逃了。”妈妈知道这一次不是愚昧对抗文化，而是文化对抗文化，以借组织之力对抗个人，爸爸肯定又要遭殃了，上次还只是“臭老九”，这次可是“资本家”呀!
爸爸果然被带走了，是被一群陌生人带走的。那天村里的人都在西边红薯地挖红薯，几个穿着黄军装、腰里系着皮带、民兵模样的陌生人将爸爸叫走了。
爸爸被带走的时候我5岁，哥哥7岁，妹妹1岁，妈妈26岁。我此时已经有了清晰的记忆，哥哥跑过去问道：“爸爸你去了还回不回来？”哥哥问那句话让爸爸很烦，他回答道：“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就不回来。”妈妈也很烦。千万别以为童言无忌，大人们说，小孩子说话最灵，爸爸和妈妈都认为哥哥这话意味着爸爸是回不来了。
因为妹妹出生，奶奶也从老家来到了朱湖。爸爸被带走的时候，没有人听到她哭，但她突然倒在地上晕了过去。妈妈顾不得还在回头张望的爸爸，抱着奶奶掐她的人中："妈妈您醒来！"奶奶缓慢睁开眼睛，里面充满了泪水，她哽咽着依然不敢哭出声，妈妈说："柏卿是被冤枉的，您不用害怕，他会回来的！”
然而，爸爸没有回来，事后得知被判了十五年刑。十五年！50岁往前看十五年，会感叹"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往后看十五年，将是一个走向衰老的悬崖。而对一个26岁的女人来说，再过十五年就是41岁，对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再过十五年，就是20岁！
十五年，感觉一个几乎看不到头的日子，就算熬到头，妈妈成了中年，我们成了大人，我们将怎样熬过这样耻辱的少年时代，妈妈又将在怎样孤独与劳碌中消耗她绰约的青春？还有奶奶，那些将爸爸带走的人，没有人会领会一个母亲煎熬的心。
04
自从爸爸被带走，家里的气氛就变得异常压抑，哥哥每天愁眉苦脸，奶奶说他说话不吉利，即使妈妈替他辩解也无济于事。妈妈说："既然命该如此，小孩子说话也只是应了天意，不是你的错，嗯？"哥哥点点头偷偷去看奶奶，但奶奶几乎从爸爸走的那天起眼睛就没有干过。即使只有一岁多的妹妹也没有可以放肆的环境。
贫穷、孤独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人会忽略孩子的自主性，那些优渥环境中的孩子是用来被爱、被宠、被呵护的，而穷人家的孩子是用来观察、思考和被尊重的。
“我要去上学！"我终于用这句话打破家里的沉闷。这是爸爸被判刑的消息出来后的第五个傍晚，奶奶照样在妈妈收工后准备晚餐，我在晚餐的时候突然说出这句话，妈妈、奶奶、哥哥三双眼睛都倏地转向我。
“太远了，你这么小，怎么上学？”妈妈说。
"我不小，字典上的好多字我都认得，我还会算数，学校姨姨说我可以上学。”其实，妈妈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只是，当时没有什么动力。
爸爸15年的牢狱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把时间上的锁，就像是我们全家人都被封锁在一条没有出路的匣子里，除了我们从里面拿一把锤子将这个封闭的匣子砸开，完全无法看到匣子外面。而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要被封锁15年！
我坐不住了，除了去上学，是的，在我看来，读书是唯一可以走出那个狭窄世界的通道，走出那个封闭在湖水与长江之间世界的通道。
打破僵局有的时候需要破坏力。我知道那个时候上学对我来讲有一点出格，但于我是一条出路。后来想起来，去上学几乎跟后来面对无能为力的事情想撞墙一样，在头上撞破一道口子让血流出来也是一次释放。
我以为读书便可以改变命运，读书便有出头之日，全然不知爸爸是因读书太多才去坐牢的。而妈妈也认同我的目标，她并不认为爸爸是因为读了书才被作为典型批斗的，她认为自己是因为读书太少才无法为爸爸正名，也是因为读书不够才无法与施法部门沟通，更是无力对抗害爸爸的人才遭遇劫难的。
就这样，我顶着“反革命子女”的帽子就走进了我的小学，那一年我五岁。当时新生入学的时间不在九月，而是春节后的正月，而我是十月份入学的，成了班上年纪最小的插班生，但我坚决不要跟哥哥一个班，我跟妈妈说：“我不需要他保护，我自己保护自己！”
那时候小学距离我们家有三四公里路，每天上学或放学都有很多大同学一起走，我并不跟哥哥一起走，而是跟一群小女生一起上学或放学，也许是因为我太小的缘故，根本没有人欺负我，想想也是，欺负这么小一个女生实在没啥意思，这样的日子直到两年后学校搬到舅舅家门口才改变。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事情不符合逻辑，原本以为我太小读书可能会不安全，我却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两年“学龄前”的日子；原本以为爸爸走后妈妈会遭遇更多的白眼，但爸爸的离开反而让妈妈从被孤立走向了被团结；原以为我年龄大一些到了家门口读书会更安全，以为成绩好会成为保护伞，但后来的结果表明我的优势反而成了别人的眼中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