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中，高小凤以一本《万历十五年》攻陷不贪钱财的高育良。高育良美其名曰被高小凤的学识折服，他们两人之间是真正的爱情。
这种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风格，很高育良。其实观众都明了：谈什么历史，明明吴老师才是明史专家；谈什么爱情，明明打败高育良的是年轻肉体。
剧中几次特意提到《万历十五年》，是周梅森对高育良这个满口仁义道德伪君子的暗讽。但《万历十五年》才不止是大高小高暗渡陈仓的桥段。事实上，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被中华书局引入国内以来，已畅销数十年。众多读者交口称赞，称之其打开历史的新解读方式。
《万历十五年》初稿为英文版，书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为中文《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读罢全书，读者定会对该书名会心一笑：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恰是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1587年，正是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平淡无奇，却是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单凭仁义治国的方针几近行至末路，再也无力扭转乾坤，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败，最终导致由汉人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这一年，可谓是明朝乃至大中华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该书在国内出版时略有删减，可幸其中文版由原英文版作者黄仁宇（美籍华人作家）直译，原著风貌得以延续，且文风古朴典雅，文采斐然。
关于此书，除了读者盛赞，业内还有另一种声音：明史学家认为该书注入过多作者个人观点，不具备史实参考价值。且作者为经济学家出身，对明史研究半路出家，其观点莫能详尽，不足以作明史研究参考文献。
这部费时七年完成、毁誉具参的作品，功过是非留待文学家去考证。我把它当作有趣的史事（或真或假）来阅读，倒也得来几分唏嘘。下文且说它带来的鲜明印象。
五位大臣：无人能逃脱的厄运
该书分章七篇，分述五位大臣及万历皇帝的功过成败。篇章间表面松散，实质一脉相通，共同指向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这种传记式的陈述方式有别于课堂正史的平淡表达。它把一个个位高权重的人物以“阴阳”两面轮番分析，将其公欲（为官之道）、私欲（个人之图）双双剖析，使之不再是历史课本里扁平的形象，而是有血有肉、立体饱满、有大志亦有私心的人。
这种方式，读者读来大呼过瘾，毕竟在窥视大人物私生活的八卦面前，鲜有能免俗。但作者选取这五位大人物不光为八卦，而是各有玄机，他们有文有武、有在野有在朝、有跋扈有隐忍、有腐败有清廉，他们权倾一时或受万人拥戴，最终却都难逃政治厄运，无人能善终，又岂是几声叹息能够平息。
以张居正为例。他是万历皇帝的启蒙老师，任十年国家首辅（万历八岁至十八岁期间）。在他任职初期，万历尙小，履行临朝或颁布圣旨等皇帝职责，基本依仗这位老师兼首辅的意图。位高权重，张居正可谓煊赫无限。
张居正在位期间，极力推行新政，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作风，加强行政效率，如实施全国耕地丈量，一心整理全国赋税，力图振作当朝。但他的要求过于严厉，且急功好利，自大自负，没有丝毫谦虚谨慎，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以至抗拒横生，新政窒碍难行。
尽管他专权跋扈，但他在位期间，只手遮天，弹劾他的文章均被半途拦截，或弹劾人暗中被连根拔除，无人能撬动他的地位。他的悲剧发生在死后。
1582年，张居正因病去世，享年57岁，百官额手相庆。而此时万历已年满十八，他壮志酬筹，迫切想要摆脱翰林学士的羁绊，成为真正独揽大权的名副其实的君主。首先，他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
与此同时，朝廷里反张行动迅速蔓延，弹劾此起彼伏。这位曾经位极人臣的首辅，被盖棺论定，成为欺君毒民、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结党营私、居心叵测的阴谋家及恶毒小人。最终张居正被死后清算，没收全部财产。
书中透露一个有趣的细节：促使万历对其进行清算的原因之一，是张居正私生活极其奢靡，珠宝佳人满屋，出门乘坐三十二人抬的大轿。而万历贵为九五之尊，却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致不得不记录在册待有钱再赏。故，独食难肥。
此外，接棒张居正的申时行，因前任前车之鉴，事事谨慎，虚心下气，屡屡在皇帝与百官之间充当和事佬，处处调济折衷，却成为朝廷上不受欢迎的人，被弹劾为不作为的虚伪小人，最终被罢官解甲归田，抱负难施。
军事家戚继光由张居正一手发掘并重用，所以在张居正死后，这位手握兵权的将军立马被革职、驱逐返乡也在料想之中。尽管他曾屡用奇兵，杀敌无数。尽管他才能卓越、周密细致、讲求实效，是不可多得的战事奇才。
清官典范史海瑞充分体现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事迹作用却至为微薄。他一生历经三任皇帝，在官场中数次浮沉，最终在闲职中耗尽生命，郁郁不得志。
大思想家李贽结局更具悲惨色彩，他以散布非和谐思想被捕，最后以七旬老人的身份狱中割脉自杀，在血泊中挣扎两天而亡。
以上大人物，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各有代表，均能从侧面解释大明王朝衰败的原因，称得上人中龙凤，然而竟无一人得善终生。
为人臣者命运多舛，或可推脱为皇帝君心难测，福祸旦夕不由得个人做主。但命运之于皇帝如何？事实上，万历皇帝才是将“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演绎至极点那个人。
一个皇帝：到底意难平
万历皇帝八岁即位，十年为张居正摆布。张居正死后，他亦无法成为理想中独揽大权、自由自在的皇帝。这是他的性格及其所处的时代使之然。原因有二：
其一，当日之朝廷，皇帝只是制度所需的产物，皇位只是一种社会机构，轻易被架空。百官理想中的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听话配合。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权威性象征。他从小被灌输，做皇帝最重要的任务是敬天法祖，必须严格遵循四书五经中的道德伦理。但凡他有丝毫私欲，都会被批为君不似君。
其二，万历年幼上位，在张居正及百官的监控中成长，个性从未得以舒展，也可以说，万历被以张居正为首的百官，塑造成他们想要的软弱模样。万历行为处事被框在他们所设置的规范里。但凡他有半点越规，百官即以条条款款的道德仁义轮番上奏轰炸，直至万历妥协。
说到底，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最可悲的人。他是被群臣固定在“四书五经”的小方框里培育出来的“应试”产物。
他一生难得顺心如意事：
自小热爱习字，张居正认为是荒废光阴，故被禁止；
期望实现政治抱负，却被满口仁义道德的百官处处阻扰；
想出巡视察，遭遇倾朝反对，只能借为自己修墓的机会离开紫禁城；
想立偏爱的儿子为太子，遭百官十年反对；
想与最爱、最懂他的郑贵妃死后同墓，被批不守君道。
世人只道皇帝好，谁知帝王寂寞深。
他是九五之尊，坐拥天下，接受全国人民朝他跪拜行礼。他呼风唤雨，有权决定任何人的生死。他贵为天子，臣民连何日出游何日播种都须得经他批准。他应有尽有，除了缺乏一具血肉之躯。
他决断人间的权威并非源自他的个人魅力。他身上高于一切的神秘力量，是传统所赋予他的、带有宗教性色彩的、无人敢挑战的封建力量。
在所有人的眼里，他更像一种象征，而非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只有郑贵妃懂他，看透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他偏宠郑贵妃，俪影双双共白首也不失为一段君妾间少见的真情。
然而郑贵妃并无长袖善舞的政治才能，未能协助万历成就一番霸业。身为万历皇帝的朱翊钧在朝廷上被寸寸逼退，被活埋在群臣的口舌之中。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成为一位活着的“祖宗”。
在这种情况下，时值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故五年，郑贵妃尚未出现在万历生命中。万历日渐消极怠工，亦是合乎时势所趋及个人性格特点。他最终成为臣民口中昏庸的皇帝，在位四十五年而碌碌无为。至此，明朝衰败的局面再无力扭转。
一代皇朝：积重难返的必然灭亡
书中以数位历史大人物为着笔点，论述的却是国家兴衰成败。作者认为，导致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道德高于法律，过于强调仁义治国，法治缺位，属病态发展，至明朝已积重难返，回天乏力。
当朝重文轻武，文官熟读诗书，武官斗字不认。且武官位“世袭”。为武官者，子孙多为武官。文官需通过科举制度考取，通常普通人家需上下三代节衣缩食方能供读一位进士。故一人当官鸡犬升天。
这种制度造成恶果有二：
一是武官不识字，打仗全靠胸口勇字闭眼往前冲，少有军事策略。武官隶属文官管理，事事需请示，战时延误及判断失误时常有之。再者武官待遇低，薪粮短缺、军服兵器质量低劣，难以稳定军心。
二是熟读圣贤书的文官当道，他们少有深入群众了解民情，遇事则以数千年前的标准判定，冤假错案、民怨载道免不了。所拟定的政策方针与社会经济不相吻合，也是难解难题。同时，中央集中制将有说话权的皇帝及京城大官与平民百姓完全隔绝，“何不食肉糜”是两个阶层间无法跨越的鸿沟，难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尽管当朝政治目标为“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但当朝者既无崇武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他们一心维护既得利益，罔顾百姓存亡。国破是假以时日之事。
而国既破，百官用繁文缛节尽力维护的伦理之国又何以附存。只顾及维护自身利益的阶层必败，只有一个阶层的利益得以实现的国家中终不长久。
故，清太祖以八旗之势入侵是必然，国败是必然，国家中的时代人物厄运难逃亦是必然。
然，清亦早已故去。
俱往矣。
